藝術的真實，是革命歷史題材創作的生命。實現藝術的真實，必須深入地瞭解當時的歷史真實，這是基礎，沒有這個基礎，我們就無法還原歷史，並從歷史中獲得教益；深刻地瞭解當時歷史的人物關係（一時一地、選定環境的人物關係和氛圍），這是關鍵，沒有這一關鍵，我們就無法具體地塑造合乎歷史真實的人物，並從人物關係甚至衝突中，認識歷史人物，得到啟示；深度地把握人物的思想、情感的真實，這是靈魂，沒有這個靈魂，我們就無法從他們的情感思想中，體味有血有肉有感情有溫度的歷史人物的精神世界，進而給觀眾以真切的心理、情感、思想的影響，形成藝術共鳴。我以為陳力導演的《古田軍號》有機地實現了這三者的統一，譜寫了《古田軍號》這一革命歷史題材的華彩樂章，使這一作品真正成為經典。我有幸在這一作品中扮演傅柏翠這一角色，參加了實地拍攝全過程，也體味了其中深刻的道理，談談認識，以求教於讀者。
一是時空穿越的妙用。《古田軍號》開篇，便是福建的土樓、龍舞——板凳龍在人群中騰越起伏的場景，一個歡樂、喜慶、幸福、美滿的場景。從這一喜慶的場景，鏡頭穿越時空一躍進入90年前血雨腥風的戰爭年代——從井岡山突圍到閩西的紅四軍將士，那些帶著硝煙的身影來到同一場景，這一轉換頓時將觀眾從今天帶進了那個遠去的年代。這一穿越，既有時間上的距離感、時代感，也有空間上的一致性、深刻性、聯繫性——歷史是如此的遠，也如此地近，土地還是這塊土地，地點還是這個地點，水火兩重天，但是這塊土地上曾經發生過戰爭，發生過為了今天的幸福——人民的利益為而浴血奮鬥的一支軍隊；孫子在講述103歲的老紅軍“爺爺”的故事，當時只有13歲的“爺爺”池有田已有兩位親人犧牲了，他是毛澤東關懷的紅軍孤兒。
沒有想象力就沒有藝術。所以有一千個觀眾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而在這裡聯想是作為導演的藝術構思完成的，即將我們的思想和情感跳躍在1929年和今天之間。這一穿越使這一作品有了空間的張力——戰爭與和平、父輩與晚輩、犧牲與享受、誕生與成長、弱小與強大——人們可以在無限的想象中去豐富自己的想象。我以為這一時空運用，成為這部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成為這部戲最有魅力的一部分而存在，是當時的軍隊建設和今天軍隊建設的貫通，是我們對今天的黨對軍隊的領導和軍隊的空前強大的貫通，既給人以空間過程的聯想，也給人以時間進程的歷史縱深感。這是藝術的處理，也是藝術的真實。
陳力導演在一次座談會上說：《古田軍號》這部電影從我開始接觸到今天整整八年了，“這8年我一直在思考，怎麼能夠以最接地氣的辦法把重大歷史事件展現給觀眾，特別是青年觀眾”，“我覺得‘創新’在我來說就更重要了，所以我就想到了有一個時空的穿越跨度，把今天的氣息帶進來，最關鍵的是希望能夠有跟青年人的共同進步，我們有零零後的青年人也有90後的青年人，我們去路演，很多青年人也很喜歡，特別讓我感動的是，小孩子說可惜沒有給我們備紙巾，他們都被感動了！我們說傳播紅色基因，怎麼展現出最好的故事給他們看最關鍵的。”不難看出，這是陳力導演的《古田軍號》“初心”，沒有這個“初心”——講紅色故事、“傳播紅色基因”，就不可能有這樣精妙的藝術設計。
二是藝術象徵的妙用。劇中的軍號，是前進的命令，是引導千軍萬馬的旗幟，在軍號前加“古田”二字，其實際的象徵就是古田會議精神，就是黨的精神，是馬克思主義的指引。劇中的軍號是虛與實的統一，虛就是它的象徵意義，實就在於它在劇中作為實際的一把軍號存在，且是貫通始終的道具。因而，在軍號上發生的一切都是不平凡的，甚至是有具體喻義的。“丟失”的軍號、吹不響的軍號，到嘹亮激起的軍號，是光照近百年，將弱小的紅軍引向強大的人民武裝的不朽的號角，是凝魂聚力、步調一致、奮勇前進的力量。在劇中，藝術地表達了在黨的建軍歷史上，古田會議及其鬥爭的重要性。這支嘹亮的軍號，始終以黨領導軍隊、黨和軍隊為了人民、軍隊以“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等鐵的紀律為要求，貫通於人民軍隊發展、建設的全過程。軍號聲令人感懷、令人感沛、令人感動，也會長久地留在觀眾心中。
三是場景設計的妙用。如何處理人物關係、反映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形象，是文學的基本功，也是影視藝術的關鍵。可以說《古田軍號》存在著人物反映之難。難在何處？其一，涉及毛澤東、朱德等領袖；其二，這些領袖、所涉及的關鍵人物家喻戶曉，而且被多種藝術形式反覆反映過，其形象在觀眾心目中大多已有定勢；其三，這些領袖人物有既定評價，具體的細節處理，無論使之大與小、左與右、高與低，都會形成問題，更不可能褒此貶彼，如何表現，似乎餘地不多，顯得敏感、所涉重大。即便是一個手勢，幾句話，就有可能引發討論，成為關注焦點，評論挑剔自在情理之中。而當時特定的情況是：其一，朱毛陳地位接近。其二，年齡略有層次，朱德43歲，毛澤東36歲，陳毅26歲。其三，戰爭狀態，敵人圍攻，敵強我弱，敵眾我寡，我軍缺槍少炮、缺醫少藥、缺少補給。其四，都在探索中前進，沒有現成的模式可以借鑑。生搬硬套蘇聯的經驗顯然是行不通的。領導人治軍思想有著明顯分歧。黨內存在著嚴重的“左”傾思想；其五，毛澤東在政治上處於被排斥階段。
人的思想、語言都是特定環境的產物。當時的毛澤東也不是遵義會議後的毛澤東，或是解放戰爭和全國解放後的毛澤東。但陳力導演深刻地把握了當時的環境條件，並設計了一個特殊的住處和特殊住處中的特殊溝通方式——那個神奇的木板窗，使各自的性格、秉性、思想得到充分而準確的表現。毛澤東批評陳毅、朱德批評陳毅，都有其特殊情況下的必要和不得已；而陳毅當“和事佬”也是如此。但三人都是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有很強的黨性和為了人民不怕拋頭顱灑熱血的犧牲精神。
現實問題，除了慘烈嚴酷的對敵作戰這些直接的軍事問題，同時存在著建軍之初，紅軍隊伍存在著從傳統軍隊模式走向新的人民軍隊的這一脫胎換骨的浴火重生的過程。如何革除舊軍隊的流寇主義、軍閥作風、虐待俘虜、搶劫財物、姦淫婦女、抽大煙、耍賭博等陋習，絕不是件容易的事。所以毛澤東始終堅持的思想建黨、政治建軍成為根本問題、原則問題、大是大非問題、方向路線問題。
古田會議解決了什麼問題，今天討論這樣的話題，似乎十分輕鬆。而在當時，都是嚴肅的政治問題，這些成果都是鬥爭得來，尤其是高級領導人之間的分歧和爭論，是解決這些問題的關鍵。可以說，沒有一定的政治智慧和藝術智慧，解決這些問題是極其困難的。同時，我們也要看到，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毛澤東思想也不是一天形成的，它必須有一個合規律的成長髮展過程。古田會議展示了毛澤東高超的政治智慧、淵博的知識、卓越的領導才能、遠見卓識和對國情的深刻了解，對形勢的準確判斷。內部的激烈衝突、外部的空前兇險中，毛澤東表現出的是對黨的忠誠，對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的科學運用。此時的爭吵、論辯，甚至指責、批駁，已經超出我們慣見的瑣事，而是如何建黨建軍的重大原則問題。也正是導演巧妙的安排，在天天的爭吵中，不但實現了理越辯越明，也加深了同志之間的革命友情，刻畫了人物個性，彰顯出了各自的黨性，展現了他們的高尚精神境界、博大的為國為民情懷。（作者： 嘉央桑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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