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的真实，是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生命。实现艺术的真实，必须深入地了解当时的历史真实，这是基础，没有这个基础，我们就无法还原历史，并从历史中获得教益；深刻地了解当时历史的人物关系（一时一地、选定环境的人物关系和氛围），这是关键，没有这一关键，我们就无法具体地塑造合乎历史真实的人物，并从人物关系甚至冲突中，认识历史人物，得到启示；深度地把握人物的思想、情感的真实，这是灵魂，没有这个灵魂，我们就无法从他们的情感思想中，体味有血有肉有感情有温度的历史人物的精神世界，进而给观众以真切的心理、情感、思想的影响，形成艺术共鸣。我以为陈力导演的《古田军号》有机地实现了这三者的统一，谱写了《古田军号》这一革命历史题材的华彩乐章，使这一作品真正成为经典。我有幸在这一作品中扮演傅柏翠这一角色，参加了实地拍摄全过程，也体味了其中深刻的道理，谈谈认识，以求教于读者。
一是时空穿越的妙用。《古田军号》开篇，便是福建的土楼、龙舞——板凳龙在人群中腾越起伏的场景，一个欢乐、喜庆、幸福、美满的场景。从这一喜庆的场景，镜头穿越时空一跃进入90年前血雨腥风的战争年代——从井冈山突围到闽西的红四军将士，那些带着硝烟的身影来到同一场景，这一转换顿时将观众从今天带进了那个远去的年代。这一穿越，既有时间上的距离感、时代感，也有空间上的一致性、深刻性、联系性——历史是如此的远，也如此地近，土地还是这块土地，地点还是这个地点，水火两重天，但是这块土地上曾经发生过战争，发生过为了今天的幸福——人民的利益为而浴血奋斗的一支军队；孙子在讲述103岁的老红军“爷爷”的故事，当时只有13岁的“爷爷”池有田已有两位亲人牺牲了，他是毛泽东关怀的红军孤儿。
没有想象力就没有艺术。所以有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而在这里联想是作为导演的艺术构思完成的，即将我们的思想和情感跳跃在1929年和今天之间。这一穿越使这一作品有了空间的张力——战争与和平、父辈与晚辈、牺牲与享受、诞生与成长、弱小与强大——人们可以在无限的想象中去丰富自己的想象。我以为这一时空运用，成为这部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成为这部戏最有魅力的一部分而存在，是当时的军队建设和今天军队建设的贯通，是我们对今天的党对军队的领导和军队的空前强大的贯通，既给人以空间过程的联想，也给人以时间进程的历史纵深感。这是艺术的处理，也是艺术的真实。
陈力导演在一次座谈会上说：《古田军号》这部电影从我开始接触到今天整整八年了，“这8年我一直在思考，怎么能够以最接地气的办法把重大历史事件展现给观众，特别是青年观众”，“我觉得‘创新’在我来说就更重要了，所以我就想到了有一个时空的穿越跨度，把今天的气息带进来，最关键的是希望能够有跟青年人的共同进步，我们有零零后的青年人也有90后的青年人，我们去路演，很多青年人也很喜欢，特别让我感动的是，小孩子说可惜没有给我们备纸巾，他们都被感动了！我们说传播红色基因，怎么展现出最好的故事给他们看最关键的。”不难看出，这是陈力导演的《古田军号》“初心”，没有这个“初心”——讲红色故事、“传播红色基因”，就不可能有这样精妙的艺术设计。
二是艺术象征的妙用。剧中的军号，是前进的命令，是引导千军万马的旗帜，在军号前加“古田”二字，其实际的象征就是古田会议精神，就是党的精神，是马克思主义的指引。剧中的军号是虚与实的统一，虚就是它的象征意义，实就在于它在剧中作为实际的一把军号存在，且是贯通始终的道具。因而，在军号上发生的一切都是不平凡的，甚至是有具体喻义的。“丢失”的军号、吹不响的军号，到嘹亮激起的军号，是光照近百年，将弱小的红军引向强大的人民武装的不朽的号角，是凝魂聚力、步调一致、奋勇前进的力量。在剧中，艺术地表达了在党的建军历史上，古田会议及其斗争的重要性。这支嘹亮的军号，始终以党领导军队、党和军队为了人民、军队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铁的纪律为要求，贯通于人民军队发展、建设的全过程。军号声令人感怀、令人感沛、令人感动，也会长久地留在观众心中。
三是场景设计的妙用。如何处理人物关系、反映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形象，是文学的基本功，也是影视艺术的关键。可以说《古田军号》存在着人物反映之难。难在何处？其一，涉及毛泽东、朱德等领袖；其二，这些领袖、所涉及的关键人物家喻户晓，而且被多种艺术形式反复反映过，其形象在观众心目中大多已有定势；其三，这些领袖人物有既定评价，具体的细节处理，无论使之大与小、左与右、高与低，都会形成问题，更不可能褒此贬彼，如何表现，似乎余地不多，显得敏感、所涉重大。即便是一个手势，几句话，就有可能引发讨论，成为关注焦点，评论挑剔自在情理之中。而当时特定的情况是：其一，朱毛陈地位接近。其二，年龄略有层次，朱德43岁，毛泽东36岁，陈毅26岁。其三，战争状态，敌人围攻，敌强我弱，敌众我寡，我军缺枪少炮、缺医少药、缺少补给。其四，都在探索中前进，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借鉴。生搬硬套苏联的经验显然是行不通的。领导人治军思想有着明显分歧。党内存在着严重的“左”倾思想；其五，毛泽东在政治上处于被排斥阶段。
人的思想、语言都是特定环境的产物。当时的毛泽东也不是遵义会议后的毛泽东，或是解放战争和全国解放后的毛泽东。但陈力导演深刻地把握了当时的环境条件，并设计了一个特殊的住处和特殊住处中的特殊沟通方式——那个神奇的木板窗，使各自的性格、秉性、思想得到充分而准确的表现。毛泽东批评陈毅、朱德批评陈毅，都有其特殊情况下的必要和不得已；而陈毅当“和事佬”也是如此。但三人都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有很强的党性和为了人民不怕抛头颅洒热血的牺牲精神。
现实问题，除了惨烈严酷的对敌作战这些直接的军事问题，同时存在着建军之初，红军队伍存在着从传统军队模式走向新的人民军队的这一脱胎换骨的浴火重生的过程。如何革除旧军队的流寇主义、军阀作风、虐待俘虏、抢劫财物、奸淫妇女、抽大烟、耍赌博等陋习，绝不是件容易的事。所以毛泽东始终坚持的思想建党、政治建军成为根本问题、原则问题、大是大非问题、方向路线问题。
古田会议解决了什么问题，今天讨论这样的话题，似乎十分轻松。而在当时，都是严肃的政治问题，这些成果都是斗争得来，尤其是高级领导人之间的分歧和争论，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可以说，没有一定的政治智慧和艺术智慧，解决这些问题是极其困难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毛泽东思想也不是一天形成的，它必须有一个合规律的成长发展过程。古田会议展示了毛泽东高超的政治智慧、渊博的知识、卓越的领导才能、远见卓识和对国情的深刻了解，对形势的准确判断。内部的激烈冲突、外部的空前凶险中，毛泽东表现出的是对党的忠诚，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科学运用。此时的争吵、论辩，甚至指责、批驳，已经超出我们惯见的琐事，而是如何建党建军的重大原则问题。也正是导演巧妙的安排，在天天的争吵中，不但实现了理越辩越明，也加深了同志之间的革命友情，刻画了人物个性，彰显出了各自的党性，展现了他们的高尚精神境界、博大的为国为民情怀。（作者： 嘉央桑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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