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之间，很少互道“记者节快乐”。这儿发展很快，作为见证者、参与者和建设者，记者深感荣幸。但这儿还不够好，没有好到让这群时代的瞭望者真正放宽心，坦然地笑开怀。
---题记
记者节，想和大家聊聊离开新闻现场后，记者们都会做些什么？
我做记者九年了，除了关心采访对象，我还很好奇新闻同行们工作之余的生活方式。
很多记者朋友，都是“两面派”。他们工作之外的生活，除了油盐酱醋茶，还有诗和远方。
“曾经想仗剑走江湖，后来因为工作忙，所以没去成。”记者表情包在刷屏，这句话深得我心。
不少忙碌的记者，在业余时间喜欢看《奇葩说》，每个立场的表达都充分而有理，这样的节目形态，容易让记者思考和痴迷。
哪个记者不奇葩？
昨天看《奇葩说》时，我又陷入了奇怪的逻辑怪圈。
辩论主题是：年纪轻轻精致穷，我错了吗？
听辩手傅首尔讲的时候，我觉得她说得好有道理，尤其是她那句“在女人最漂亮的那几年，我选择了坐冷板凳写稿子，是很苦，但是我不后悔，它成就了此刻真正精致的我”。
步入中年，傅首尔的家庭生活真正富足起来，她对自己现在的生活很满足。
随后就是反方许吉如和正方詹青云的针锋相对。
詹青云认为，精致穷的精致，是商家定义的欲望陷阱。我们每个人追逐着的精致，只不过是为了满足社会或者说他人对我们的期待。只是肤浅的皮囊精致。我们在追求皮囊精致的过程中，错过了让自己灵魂精致的可能。
许吉如则认为，追求精致，是觉醒和改变的第一步。她认为，“年纪轻轻就该穷”只不过是已经成功的中年人的洗脑句子，是鬼把戏。成功人士们特别是资本家，总是喜欢和年轻人聊梦想、聊未来，就是不愿意给年轻人真正合理的、体面的薪水。所以，年轻人才需要通过让自己精致，让自己背负压力，从而逼迫自己更努力地提升和改变自己。
我一次次颠覆自己的站位立场，觉得所有人都说得好有道理，我忍不住想和他们站在相同的观点持方。
这就是奇葩说的魅力，或者说这就是奇葩说的陷阱。
在奇葩说的观看过程中，我成为了摇摆不定的人，而生活中，我绝不是这样的“两面派”。
记者过中年，最忌温吞
2014年来到长沙，2015年来到这家媒体公司。
虽然我的职业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但是我知道自己选择这家媒体，就意味着我今后将过上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
为什么这么说呢？
选择进入这样一家公司，意味着我开始追求一种精致的生活，意味着安逸舒服，没有了更多的斗志和进取心。
很多人或许不明白我为何要这样定义，看看我身边的还在坚守新闻战线的人，或许能从中窥见一二。
我所在的媒体，不是这座城市更不是这个省份最知名的媒体。
因为其不够知名，在新闻学专业学生多如牛毛的当下，这个公司成为了很多有新闻理想的起航之地。
我喜欢和年轻的记者们交流，感受他们的热血，也聆听他们的渴望。
我眼中的他们，满是我年轻时的模样。
年轻记者不喜欢循规蹈矩，喜欢打破常规，勇敢创新，和他们说得最多的就是坚守或离开。
而我所理解的职场，是非常简单的：要么留下好好干，要么离开，再找个合适的地方好好干。
记得年初和斌哥在出差的时候，他就和我说了心里话。他悠悠说道，因为选择离开，所以能够毫无防备的说出这憋了好几年的心里话。
他分享了自己为这个公司的进步所付出的努力，将自己为公司贡献的金点子一一道出。他说自己很无奈，但不是因为公司没有改变，而是因为他的努力，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
我完全能够理解他所说的问题。
年轻人的观点不被重视，这实在是自然不过的事情，我们不可能期盼所有人所有公司都立刻从善如流。
有些“善”，之所以没有被重视，也有可能是时机、职场地位还不足够正确。
斌哥认真的吐槽，近乎决绝的告别，勾起了我的大学记忆。
我大学读的就是新闻学，当时有新闻理想的同学，几乎都来了我的寝室。
大家来自天南海北，但是个性鲜明，还全是那种认准了梦想就要付出到天荒地老的人。
老宋是坚定的新闻人，他读大学的时候，就只身一人去了南方都市报，成为了南方都市报历史上学历最低、所在院校最普通的实习生。后来他又去了株洲、昆明、上海，并在长沙辗转多家媒体。现在心安长沙，成为了某龙头视频中心的湖南区域主管。
东城，一开始是不喜欢新闻记者这个职业的。
他爱的只有摄影，家境阔绰的他，选择自己省钱买单反照相机。
有一段时间，他一天只吃中饭和晚饭，还全部都是最廉价的方便面，印象中，他只吃了一两个月的方便面，就凑起了四千多元买单反相机的钱。
我也不知道是单反相机当时很便宜，还是他的零花钱实在丰厚。
东城毕业后去株洲晚报做了记者，后来瞄准短视频领域，先老宋一步，加入了湖南这家龙头视频中心。
去年该中心斥巨资打造的纪录片中，东城的名字写在最醒目的位置，他终于实现了自己在学校里就许下的阶段性梦想：成为一个很牛公司的首席摄影摄像师。
最后要说的是小鱼，小鱼是陪伴我时间最长的室友，校园里也是用各种方式表达对我的关心，而关心我之余，他从不掩饰自己的梦想：我要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好。
小鱼说，他想成为一个很厉害的公务员，他完全不想成为记者。
他想自上而下的进行一次改革，把人民放在心中，让这个国家发展得更好更快。
他认为，记者固然可以帮助和影响一个人、一群人，但是他觉得自己的责任更重大，他要做的是去帮助整个国家的国民。
我从来没有质疑过小鱼的梦想。
大学毕业后，我们四位室友各奔江湖，很难频繁见面。
今年是我们毕业的第九年，老宋和东城都在继续自己的新闻理想，小鱼也从毕业之初的选调生，变成了现在更坚定的人民公仆，他离自己的改革梦想又近了。
我则纯粹一些，毕业后就在新闻这条路上，保持奔跑的姿态。
我总会想到这三位室友，他们总能在我彷徨迷惘的时候，帮助我找回自己的新闻初心。
我选择进入新闻学学习，最开始只是因为我喜欢和陌生人交流，我喜欢阅读和写作。
虽然在大学期间，我没有完成惊天动地的作品，但是在校园报纸、班级刊物和班级文化的建设中，努力做到了不缺席。
我本以为，自己的努力无人知晓。但是，在老宋的婚礼上，唯一被我们认可的大学老师蒋老师一见面，就毫不犹豫地说出了我的名字，这让我感动到快要落泪。
原来，被老师记住的，不仅仅是飞得最高、最远的人，那些持续奔跑的人，也会被记得。
我为我的大学留下了很多文字，它们中的很多都是记录性的：有的时候是流水账，有的时候是我自认为的灵光乍现的亲切表达。我很庆幸，自己在校园时代用文字留下了珍贵记忆。
从大学毕业后，很多同学都选择不加入新闻行业，而当时选择成为新闻记者的少数几个同学，不知不觉中，就把记者这份工作坚持到了第九年。
在看不到终点的新闻之路上，我看不到这群热血的新闻少年，有任何放弃新闻的迹象。
于国，悲天悯人
每年的记者节，长沙的媒体记者都会习惯性的保持沉默。
尤其是今年记者节前夕长沙爆发了一件让人如此心疼难过的新闻，我们作为记者，没有办法去发出应有的振聋发聩之音。
我们越来越习惯隐忍和服从，这是一种无奈的妥协，何尝不是一次热血变冷并散失的失望之旅。
每到穷困无助时，入行那一句“记者应该有一颗悲天悯人的心”，无数次驱赶走我心中的阴霾。
那位向我说出这句话的老师，现在成为了双胞胎女儿的母亲，她也被生活磨去了棱角，没有了往日新闻战场上奔突刺杀的英雄模样。
我们依然背负记者之名，可是，我们没有办法再想以前那样成为凌厉的新闻监督者，没有办法真正地为百姓发出所有正义之声，那我们这样一条记者之路，是否还要走下去呢？
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直到最近我才想通透。
很久很久以前，我和希文加入了现在的这家公司，晴天哥是我的指导老师，阿进是希文的指导老师。
晴天哥知道我喜欢体育，在我进入部门后，他就安排我去采访了中国足球运动员郝海东，还有马拉松爱好者李战哲，用这种方式帮我快速融入陌生的部门。
虽然后来造化弄人，我离开了晴天哥所在的部门，但是我没有忘记这份体育带给我的热血。
我从马拉松记者，变成了狂热的马拉松爱好者，我感受到了运动快乐，用运动对抗中年油腻，去中国很多城市完成我的马拉松梦想。
晴天哥最后去了这座城市最卓越的媒体，当时有人调侃他投敌了，但是却少有人发现，晴天哥那一次的离开，何尝不是一次成全。
他让自己行将结束的新闻生涯，得到了延续。
他在那个新的媒体真正地重新出发，他开始做自己喜欢的新闻选题，做自己喜欢的新闻表达。而在社会评价层面，他同样是成功的，辞去管理职的他，在新的媒体从最基层做起，用了不长的时间 ，就成为了首席记者，拥有了自己的新闻团队。
刚过三十的他，迎来了新闻之路最好的时光。
离开，可能意味着翻开新篇章。
而留下，未必没有成功的可能。
（从左到右，分别是本文作者、东城、老宋。）
于己，以奔跑之姿继续追梦
在一个暂时看不到希望的单位工作，坚定地选择不离开，是有很多原因的。
有的人是想选择安逸，不愿意离开舒适圈；有的则是人到中年，被房贷车贷孩子的压力所困，没有办法选择壮士断腕般离职。
这些原因，我们完全能够理解，但是仅仅理解还不够，留下的这群人应该有一份自知：既然出于主观原因或者客观原因，我们只能坚守，那么我们应该斩断所有退路，在这块还不算丰饶的地方，努力耕耘出属于自己的梦想。
虽然当记者才九年多，但这已经是我第十次过记者节了。
刚过去的这一年，我依然没有做出骄傲的作品，但是我却完成了自己身份的转变：从一个纯粹的新闻写作者和拍摄者，慢慢向演讲者和传播者转变。
我登上舞台，去分享记者这个职业的酸甜苦辣，演讲是我新的表现形式；
我走上讲台，面对那些憧憬新闻、憧憬写作的孩子们，向他们讲述新闻这件事的欢乐和无奈。
舞台也好，讲台也罢，它们是我人生的驿站，是我荡涤心灵的地方，却不是我的主战场。
我终究要回到这块我耕耘了九年的新闻现场。
如果我收起了新闻监督的獠牙，如果你暂时看不见我悲天悯人的心，请不用为我难过。
记者也有很多形态，真诚地去对待每一次采访，珍惜倾听、思考和发声的机会，同样可以实现新闻理想。
那条少有人走的路，依然有被点亮的价值。
閱讀更多 奔跑的寫字人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