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李揚
《中國銀行保險報》首席專家團主席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
“穩步防控疫情的同時，要防止經濟過度衰退，政策的總取向，就是‘要讓燈一直亮著’。”4月10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揚在參加“疫情下的全球經濟信心指數發佈”線上論壇時表示。他認為，在疫情蔓延期間，政策指向的重點不是刺激經濟，而是要維持企業生存和人口就業。只有活下來才有希望。因此，儘可能維持企業運轉，致力於恢復信心，是我們真正要做的事情。這種思路，應當成為我們研究當前複雜問題的分析方法。”據此他建議，抗疫期間，政策取向應突出就業和民生，因此，應當圍繞推進城鄉一體化、鄉村振興、提升城市治理能力等目標，全面推進公共工程建設，各種以賑災為導向的公共工程更不可少。為了支持這些公共工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宜取明確的擴張態勢，其中，增加政府債務發行必不可少，貨幣政策應當為各級政府的債務籌資提供支持。扶植中小企業，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重要。但是，對於以求生存為第一要務的中小企業而言，提供貸款固然重要，增加投資更為緊迫。為此，大力發展各類政策性金融業務，並相應地改造現有的中小金融機構，使之服務中小企業，應成為深入改革的重要任務。
本文系作者在《財經》於4月10日舉辦的“疫情下的全球經濟信心指數發佈”線上論壇的講話基礎上整理出的修訂稿。
感謝《財經》給了這樣一個機會。好在朱民在前面環繞疫情和全球經濟共同面臨的挑戰做了一個非常全面系統的分析，有些話，特別是關於疫情的，我就可以少說了。
我討論的題目是“做好應對新型長期衰退的準備”。在這個總題目下，我主要同大家分享對四個問題的看法，因時間有限，我主要談觀點，不展開論述。
在闡述這些看法之前，首先簡要說明一下我對全球經濟增長前景的看法。我總的感覺是不樂觀，而且是非常不樂觀。我用新型長期衰退來概括當前的全球經濟，一是說我們面臨長期衰退，二是說這種衰退非常特別，我們過去沒有遇到過。在這次疫情大爆發之前，2019年的全球經濟和中國經濟都已呈下行趨勢。結果，屋漏偏逢連陰雨，新型冠狀病毒洶洶而來，整個經濟的運行被推出了正常軌道，下滑到了更低一級的軌道上。
應當清楚地看到，疫情對全球經濟的衝擊全面且巨大。大致概括起來，主要體現為7個方面的衝擊，即：需求衝擊、供應衝擊、金融衝擊、生命損失的衝擊、勞動力市場的衝擊、中小企業破產的衝擊以及全球產業鏈衝擊。這些衝擊中任何一個都不容易對付；七個衝擊疊加，當然壓力更大。這些衝擊將在中長期內影響和衝擊全球的經濟增長動能和發展潛力，把全球經濟推向一個水平更低的增長軌道。4月9日，IMF總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奧爾基耶娃在為IMF與世界銀行遠程春季會議發表揭幕演講時說，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2020年全球經濟將急劇跌入負增長，全球預計將出現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最糟糕的經濟後果。我基本上同意她的看法。
基於以上背景，我想同大家分享四個看法。
一、研究當前形勢的方法
大家知道，從事研究，第一重要的是方法。各種各樣的結論，背後都有某種方法在支撐著。那麼，面對疫情衝擊這一新局面，怎樣的分析框架是最適合的呢？最近我看了一些材料，也做了一點思考，我認為，疫情經濟學可能是最適合的分析方法，更準確地說，在各種分析方法中，疫情經濟學可能最具針對性。我概括一下，分析疫情蔓延下的經濟運行，有三個要點。
第一，當前，一切政策產生作用的前提，是疫情能得到控制。如果不能優先應對好控制疫情這場公共衛生危機，不能有效對付病毒及其傳染，包括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在內的所有政策都將歸於無效。
第二，由第一點可以自然地得到這樣的推論：經濟衰退成為目前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的一項公共衛生措施。這是因為，我們所採取的所有措施，或者阻礙了人們工作，從而加劇了供應端的衰退，或者阻礙了消費，從而加劇了需求端的衰退。這意味著，在目前的情形下，經濟衰退是正常的，是有意為之且不可避免的。這就將危機的醫療因素、人口因素與經濟因素密切聯繫在一起了。
第三，疫情中形成的一些產業鏈的斷裂，可能永遠不能恢復。如果疫情持續較久，則疫情結束後的經濟，將被全面推向比疫情前更低的增長軌道。
基於以上三點，主要結論是：面對疫情，防疫是壓倒一切的目標。在這裡，不像其他領域和正常時期，根本不存在諸目標之間的權衡，亦不存在與其他經濟政策目標的“替代”問題。在保證實現控制疫情這一目標的基礎上，經濟政策只能聚焦於防止經濟過度衰退上。在這個意義上，目前各國採取的“刺激計劃”，本質上都是“保護計劃”。這些計劃需要為各類員工、企業、銀行以及生產網絡提供保護。此外，它也需要激發人們對於經濟終將恢復正常的信心，同時為經濟上需要幫助的公民提供保護。
我最近同很多人討論過這個問題。近來，國內很多地方開始復工，用電量也上去了，我們必須明確：在疫情蔓延期間，政策的指向恐怕不是刺激經濟，而是要維持企業生存和人口就業。活下來才有希望，活下來就有希望。因此，儘可能維持企業運轉，致力於恢復信心，是我們真正要做的事情。我以為，這是我們研究當前形勢的分析方法。
看一看4月9日美聯儲公佈的政策聲明，有助於我們理解這種分析方法和由此產生的政策立場。美聯儲的聲明稱：當前最優先要解決的問題是公共衛生危機，貨幣政策的職責是在此經濟受限時期，行使全部權力以提供救援和穩定，所採取措施要“強有力、積極主動甚至有攻擊性”，確保經濟在疫情結束後能夠強有力復甦。不難看到，這裡的重點在於保持穩定和恢復信心。我們看到，從3月初展開規模空前的一體化救市措施以來，美國的財政金融政策的救助觸角已經伸到了經濟的每一個角落，救助對象也廣泛包括了住戶、企業、州和地方政府等一切主體。仔細分析這些舉措的導向就很清楚，維持生存是第一要務。放眼世界各國，莫不如此。這種政策邏輯，值得我們認真分析和借鑑。
二、對策要點：就業優先、生存為要、民生為本
根據前面的分析方法，抗疫時期整體的政策要點就可以概括為三句話，即：就業優先、生存為要、民生為本。這幾個要點，是前面討論的合乎邏輯的推演。環繞上述目標的對策，堪稱汗牛充棟，諸如財政方面的減免降稅和各種補貼，社會政策的免租金、發救濟，貨幣金融政策的加貸款、降利率等等。這些都十分重要。
其一，要切實支持中小微企業。大家都知道，中小微企業關乎就業，間接地關乎社會穩定，其重要性無論如何強調都不過分。我們也看到，從疫情開始之時，從中央到地方，幾乎每天都有支持中小微企業的措施推出。
其二，積極推行以“賑災”為基本導向的公共工程。近來，大家對老基建、新基建的討論甚多。這說到了問題的點子上。強調投資，與創新驅動並不矛盾，這是因為，任何創新，其第一個經濟過程都是投資。
投資領域的選擇，核心是要確定增長優先還是就業（民生）優先。長期以來，我們的經濟發展是增長優先，所以，投資的主要領域是“鐵公基”。2008～2009年應對全球危機，走的仍然是這個路子。
我以為，抗疫期間，更要不折不扣貫徹就業優先原則，重點解決多數企業的生存問題和大多數人的吃飯問題。此次疫情以冷靜的事實告訴我們：原來社會上有那麼多的人是掙一文吃一文的，原來絕大多數人是沒有財產收入的，對於這些人來說，沒有就業就可能餓肚子，這當然也包括廣大的城市“月光族”和工薪階層。所以，施行廣義的以賑災為內容的公共工程，應當成為我們投資拉動的政策取向。
在這個總方向下，我大致列了四個領域。一是基建，特別是大家熱議的“新基建”，應當成為投資重點，這關乎中國未來的發展，關乎中國發展的科技含量。二是環繞城鄉一體化和鄉村振興戰略，大力進行國土整治。這裡的核心，是改變傳統的城市化理念，以建立城鄉統一的土地市場為核心，推動城鄉一體化發展。三是在城市裡特別是特大和超大型城市裡，以公共衛生和防疫為突破口，全面提升和完善城市基礎設施。須知，人口超千萬，密度又高，可能產生各種我們不瞭解的公共衛生和公共安全問題，新冠肺炎疫情只是這些風險中的一例。為應對這些問題，全面提升城市的基礎設施質量和數量，已經刻不容緩。四是全面提升城鄉教育水平。2019年世界銀行有一個發展報告《工作性質的變革》，集中闡述了科技的發展已經改變了企業形態和就業格局，使得“打零工”成為社會的常態。為了跟上這個變化，各國應集中經濟資源，改革現有的教育體制，建立終身學習機制，發展中國家更應以強烈的緊迫感投資於自己的人民，特別是投資於健康和教育這兩類人力資本的基石。在這些方面，我們可以說剛剛起步。
三、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
關於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以及兩者間的協調問題，可以研究的方面非常多，業界近來也有大量的討論，我這裡不擬展開了說。
財政要做的事很多。
面對疫情，財政政策應當發揮更大的而且常常是主導性的作用，這一點已基本沒有疑問。
金融的作用當然不可或缺，可以做的事情也很多。
簡單概括一下，就總量而言，我主張比較快地把利率水平降下來，貨幣信貸的供應也要增加。從目前的情況看，貨幣政策，其目的和作用都主要不在於“精準調控”，而是非常宏觀地為實體經濟的運行創造一個合適的貨幣金融條件。近兩個月來，美聯儲連續頒行了很多政策，其利率接近零，貨幣供給的數量也沒了底線。這樣做的目的和作用是什麼呢？我以為，它是在向全社會宣佈：為了戰勝疫情，為了便利實體經濟進行結構性調整，貨幣當局提供了一個不對實體經濟運行造成任何障礙的寬鬆環境。這種以創造環境為第一要務的政策導向及其背後的宏觀調控哲學，值得我們認真琢磨。
在金融政策的結構上，我特別強調三點。一是對中小企業提供信貸支持的同時，有效增加投資。創造向中小微企業提供資本，提供籌措權益資本的機制。在這方面，德國、日本和美國，都有成熟的經驗。二是要發展各種各樣的政策性金融業務。自從2007、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政策性金融業務就重新獲得了各國貨幣當局的青睞，政策性金融業務乃至政策性金融機構也重登舞臺。因此我認為，至少在抗疫和經濟恢復期間，政策性金融將發揮主導性作用。前面所提到的基礎設施投資，大部分也只能通過政策性金融機制予以支持。三是改造現有的三線以下城市的中小金融機構，使之成為滿足地方經濟發展需求，滿足中小微企業對投資和債務資金的需求，滿足普惠金融發展需求的機構。這當然也意味著，這些機構的未來發展，政策性業務將佔有相當的比重。
分別討論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之後，兩大政策體系協調配合問題便呼之欲出了。我們注意到，近年來，國內針對這一問題，不時有所討論，但總體趨勢還是要將兩套體系分別開來考慮。危機到來，使得我們必須認真重新考慮這一問題。我作為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學者，特別關注對危機的研究。這是因為，社會科學不能像自然科學那樣，以受控試驗為主要手段，我們之所以關注危機，是因為危機用最極端的、最慘烈、最具破壞性的方式，把社會經濟運行最深層、最本質的因素揭示給世人。因此，認真剖析危機，便成為社會科學研究的一項不可或缺的功夫。我們看到，在美國，針對上世紀30年代的大危機，已經形成了一個龐大的經濟學科，該學科甚至被認為是經濟學研究體系中的“聖盃”。也正是因為對歷來的危機有持續深入的研究，美聯儲和美國財政部針對當前疫情所採取的對策，才那麼全面、迅速、才那麼有信心和現實針對性。就此而論，我們關於歷次經濟波動所做的研究是太缺乏了，以至於我們常常“在同一塊石頭上跌兩跤”。
此處不是更全面、更深入討論這個宏大問題的地方，我只想說明一點，危機告訴我們，財政與金融是內在地密切聯繫在一起的，而且，總體來說，是國家財政的需要決定了金融的走勢。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再回頭看最近幾年在國際社會上被廣泛討論的“現代貨幣理論”絕非臆斷，它道出了問題的本質，在危機中，人們逐漸認識到它的實踐價值和理論價值。在這裡，我無意對這樣一個涉及財政金融最基礎理論的題目做什麼結論，而是希望指出，為了有效應對疫情，我們必須認真研究財政金融兩大政策體系的協調配合問題，其中關於債務貨幣化的機制問題，更應當提上議事日程了。
毋庸諱言，應對疫情的各項政策的綜合結果，便是將全世界的債務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債臺高築，這是本世紀以來全球金融乃至全球經濟的一個突出現象。這種現象，與全球應對2008年債務危機的機制有關。2008年債務危機以及全球應對機制，出現了很多與以往不相同的特徵，其中最重要著就是：危機的進程，一方面沒有出現典型的經濟蕭條階段，另一方面，則是並沒有伴隨一個金融“瘦身”“縮水”的階段，相反，債務只增不減，金融持續繁榮，以至於全世界都落入債務膨脹的大泡沫之中。這又是一個值得認真分析的事實。我們看到，2008年危機以來，在各國共同努力下，全球經濟下行趨勢有所和緩，動盪沒有那麼劇烈。這是近幾十年來各國宏觀調控技術日趨嫻熟的結果，是危機之後各國攜手採取措施的結果。但是，我們也清楚地看到，各種調控只能消除或平滑危機之果，但未消除危機之因。因而，有得必有失，經濟衰退固然不再表現為實體經濟的劇烈波動，但卻留下鉅額的債務，時時在困擾我們。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債務積累便是救市之代價。2008年的危機顯然是個債務危機，克服危機的必要條件，便是減債和降槓桿，但是，我們看到的情況是，截至2019年末，全世界的債務總額高達355萬億美元，全球70億人，人均高達3.15萬美元。此次疫情洶洶而來，各國又都祭起了應對2008年危機的方式；在短短的兩個月內，我們看到了貨幣的洪水滔天，同時看到了利率重新被壓至零及零以下的流動性陷阱之中。
各國當局競相放水，產生了一系列深遠的後果，特別值得關注的有三點。一是金融與經濟的關係會越來越疏遠，貨幣政策的效力進一步遞減。因為，大量投放的貨幣並不為實體經濟服務，而是在為貨幣運行自身服務，大量的金融在自娛自樂。在這種狀況下，貨幣金融政策越來越多地只能在為實體經濟運行創造合適的宏觀環境方面產生作用了。二是經濟運行的週期越來越成為純粹的金融週期，隨著金融創新的全面開展並導致經濟“金融化”或“類金融化”，經濟運行顯著受到金融的“繁榮—蕭條”週期的影響。巨量的貨幣和信用源源不斷地注入並滯留於金融體系，不僅加大了金融體系對實體經濟的偏離程度，而且使得金融方面的扭曲往往先於實體經濟的扭曲而發生。這意味著，在現代金融體系下，危機的發生可直接經由資產價格路徑而非傳統的一般物價和利率路徑。這對於貨幣政策、金融監管，乃至金融理論均提出了嚴峻挑戰。三是，如果債務長期化，那麼負利率有可能長期化。我們不妨想一想這樣的問題：在債務長期化的情況下，要想使得債務可持續，必要條件是什麼？研究顯示，必要條件就是使債務利息支出佔GDP之比持續地低於債務總額佔GDP之比。要達成這一目標，實施負利率自然就有了必要性。在這個分析中，我們不僅找到了貨幣財政政策領域的高額債務和數量寬鬆與負利率的內在一致性，也發現了一系列需要進一步探討的新問題。
四、警惕金融的“去中國化”
在疫情的發展過程中，我們憂慮地看到了“去中國化”的新跡象。如果說2018年中美貿易摩擦以來，“去中國化”就在某些大國的主導下或明或暗地展開，那麼，疫情的衝擊，使得這個趨勢公開化了，加速度了。
借疫情全球蔓延之機，汙名中國，孤立中國，是輿論上“去中國化”。而各國相繼“封國”，無論其主觀意圖如何，客觀上均產生了切斷供應鏈、產業鏈和“去全球化”“去中國化”的效果。如此發展下去，封國若達3個月左右，這個世界可能回到“城堡經濟”時代，在這種大背景下，某些大國便有了進一步孤立、封鎖中國的現實便利。
我們特別關注的是，在實體經濟去中國化和去全球化的同時，貨幣金融領域似乎在展開一個相反的過程，即，將中國和人民幣排除在外的新的貨幣金融的一體化步伐似乎從未停止，甚至更有加快之勢。
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加速蔓延的背景下，3月19日，美聯儲與澳大利亞、巴西、韓國、墨西哥、新加坡、瑞典、丹麥、挪威和新西蘭等9家中央銀行建立了臨時的美元流動性互換安排，總計4500億美元。不止如此，還不到半個月，2020年3月31日，美聯儲進一步宣佈設立海外央行回購工具，在已有的美元互換工具基礎上，進一步加碼向全球提供美元流動性。可以說，一個以美元為核心，明確排除人民幣，聯合各主要經濟體的新的國際貨幣金融網絡已呈雛形，在這個新網絡中，美元的國際地位進一步提升。
回溯歷史，央行間的貨幣互換協議始於2007年12月。當時次貸危機的衝擊導致全球金融市場的風險溢價迅速拉昇，為應對流動性休克所帶來的衝擊，美聯儲與澳大利亞、巴西、加拿大、丹麥、英國、日本、韓國、墨西哥、新西蘭、挪威、新加坡、瑞典、瑞士的央行和歐央行等十四家中央銀行達成貨幣互換協議，同意在需要的時候，各國央行可以用各自本幣進行即期兌換，並約定在未來以固定的匯率水平重新換回各自本幣。顯然，2020年3月設立的各國央行貨幣互換機制，正是以2007年同樣的基礎、相同目的的互換機制的繼續和延展。
深入分析便可清楚地看到，疫情衝擊在國際金融領域產生的綜合結果，便是使得全球出現了新的“美元荒”，這使得美國仍然保持了世界救世主的獨享地位。僅此一點就說明，此次全球危機，相對獲益的仍然是美國。
總結以上，我們認為，不可不重視這樣的事實：一個將人民幣排除在外的新國際貨幣體系正在形成。去年Libra的推出，明確將人民幣排除在外，也可視為這個趨勢的佐證。
總之，此次疫情，再次向我們提出了大量的嚴峻挑戰。應對這些挑戰，是我們今後的主要任務。我們要認真落實4月8日中央政治局會議精神，“面對嚴峻複雜的國際疫情和世界經濟形勢，我們要堅持底線思維，做好較長時間應對外部環境變化的思想準備和工作準備。”
以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為指引，深入推動國內改革；以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為旗幟，推進“一帶一路”倡議落實，應當成為我們應對新挑戰的兩大戰略體系。閱讀更多 中國銀行保險報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