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時期，劉太后以仁宗年幼為藉口垂簾聽政，並且在仁宗成年後仍不按祖制進行歸政，而是繼續垂簾，這一局面一直持續到其去世。劉太后死後，早已成年的宋仁宗雖然已經當了十一年的皇帝，但是這一刻才真正掌握了國家的最高統治權。宋仁宗在垂簾期間雖沒有實際權力，但是卻有著極大的抱負，這一刻也算是要為真正施展抱負拉開序幕了。
其實，大宋王朝從真宗後期就出現了一系列問題，劉太后垂簾的這十幾年間雖然也想辦法治理，其結果卻是不但沒有好轉，而且是越來越嚴重，因此宋仁宗接手的可謂是一個爛攤子。剛親征沒幾年，與西夏的戰事又起，北部的遼又虎視眈眈提出無理要求，為了應對邊境作戰，在全國範圍內廣募士兵，又進一步激化了社會上的各種矛盾，使得農民起義和士兵起義時有發生，並且財政赤字也是愈發嚴重。為了徹底改變這一局面，仁宗皇帝與范仲淹等重臣展開了慶曆新政，但是由於各方面阻力重重，新政最終還是以失敗告終了。
起用舊臣，相互制衡
至和二年，文彥博與富弼兩位昔日的重臣被任命為宰相。次年，狄青被解職後，韓琦也被任命為了樞密使。據《宋史》記載，文彥博與富弼進宮的那天，所有在京官都去了城門口迎接，士大夫們爭相慶賀，仁宗皇帝對此等景象非常滿意，因為一直以來二府重臣矛盾重重、派系林立。仁宗皇帝對翰林學士歐陽修說道：“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由此更能看出，仁宗皇帝對宰相的任命非常滿意，也非常自豪，認為是非常明智的選擇。
仁宗皇帝起用慶曆舊臣不是憑空的決定，也是有自己的打算的。進入中年以後，仁宗皇帝沒有了年輕時的激進和衝動，越來越更加註重平衡朝廷中的各種關係，要的是朝廷之間的大臣相互制衡。仁宗皇帝先後將文彥博、富弼、韓琦等人請回朝廷，執掌二府，正是因為經過多年在外任職的磨練，這些昔日的慶曆名臣早已漸漸地洗去了身上那些過去過於激進的毛病，日趨穩重起來。
前宰相的忠告
宋仁宗親政初期，由於一直想實行自己的偉大抱負，徹底改變當時的爛攤子局面，因為一直在頻繁的更換二府重臣。恰巧，文彥博、富弼認為宰相的詔書剛剛發佈不久，知幷州龐籍前往河東上任，路過京師，仁宗皇帝就向其詢問道：“朕用這兩相如何？”龐籍也是在官場混跡多年，深知仁宗皇帝的意思，因此極力的稱讚兩人才華橫溢，選擇二人為相是國家之福。
由於龐籍曾擔任過一年的宰相，並且還是與文彥博一塊共事，因此仁宗皇帝又繼續詢問兩人具體如何。龐籍認為文彥博上次被貶乃是有人誹謗中傷，其實是無所私，況且上一次已經受到了教訓，因此將會更加謹慎。富弼雖然沒有做過二府重臣，但是其之前擔任過樞密副使，士大夫們與其交往不多，因此多對其稱讚有佳，認為富弼任相對他們有利。
總體來說，陛下既然任用了兩人為相，就要相信他們，要的時間久了，自然就知道到底是怎麼樣了，這時候也不是別人說什麼而左右的了。
一改慣例，不再頻繁更換
或許仁宗皇帝聽從了老宰相龐籍的勸告，之後不再頻繁地更換二府官員，富弼這一任宰相干了將近六年，這在之前是從來沒有過的情況，要不是富弼的母親去世回家奔喪，很可能還要繼續幹下去。富弼任宰相期間，朝中處處都是名人，韓琦現實為三司使，後接替狄青擔任了樞密使。嘉祐三年文彥博出任河南府，韓琦又晉升為了宰相。這一時期擔任樞密副使的也都是名人，如歐陽修、包拯等。一時間，京城的文武百官及百姓都稱讚仁宗皇帝用人得當，並且還是盛傳朝廷有“四真”，即富弼為真宰相，歐陽修為真學士，包拯為真中丞，胡瑗為真先生。
綜上，經歷了慶曆新政的磨礪，不論是仁宗皇帝，還是之前的慶曆重臣，都不沒有了之前的青春衝動及冒進，都變得穩重謹慎。仁宗皇帝起用慶曆舊臣，進一步促進了朝官的相互制衡，並未減少了黨爭出現的可能，鞏固了國家的長治久安及社會經濟的發展，為王安石變法的到來在政治上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參考文獻
①脫脫：《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
②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
③徐松：《宋會要輯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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