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最令人震惊的种族清洗是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这方面的研究也是数不胜数，无论是对纳粹第三帝国，还是对希特勒本人和党卫军，无论是从人性的幽暗程度，还是从人性“恶的平庸”角度，都有着数不尽的比较和研究。
迈克尔·曼在书中分析得到的一个事实，在希特勒统治德国的12年期间，仅最后4年，纳粹政权就造成了将近2000万非武装人员的屠杀。虽然犹太人是主要的受害者，但他们占总数不到三分之一，而且他们的种族灭绝发生在杀戮顺序的较后阶段。
希特勒在1933年上台统治德国之后，分阶段对德国的人民进行了清洗，比如最初阶段中杀死很多精神障碍的德国人，让他们不再有后代，总体上估计有25万名这样的无助者被杀害。这是纳粹为了保持种族的纯洁性进行的杀戮，留下健康的德国人，杀掉侏儒和同性恋等有严重身体缺陷的德国人。
在1939年征服波兰的过程中，纳粹几乎杀掉了所有他们能够发现的受过高等教育的波兰人，保守数字估计，将近有300万的非犹太裔波兰人被杀害，这也许是20世纪中最彻底的政治灭绝事件。
随着1941年对苏联的入侵，纳粹的杀戮开始以苏联平民和犹太人为主要对象。起初是通过特别行动队，然后是党卫军、宪兵和国防军以及集中营。纳粹杀死了600万至700万非犹太裔苏联平民，还有330万苏联战俘。这个数字令人感到恐怖，这不是完全的种族灭绝，纳粹的目的是要清除那些他们想象的可能会反对他们的人。用当时留下的目击者的记录的证词描述：“必须要清除所有这些俄罗斯有学问的下等人。太能读太能写的农民和工人是危险的。他们都是共产主义者。”
从1942年的年初开始，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即臭名昭著的对犹太人的最后解决方案，成为了纳粹种族灭绝的代表作。毒气是特意为犹太人准备的，犹太人居住区被一个个消灭，五个死亡集中营被启用。据估测，大概有550万犹太人被杀害，大约占据欧洲犹太人总数的四分之三。
纳粹的最后解决方案是世界迄今所见到的目标最单一的种族灭绝尝试。纳粹领导人以杀光所有欧洲犹太人为目标。当梦想着建立世界帝国时，他们想象的是杀光各个地方的所有犹太人——一心一意地追求根除目的而不管代价为何。
尽管如此，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只是纳粹作品中一个晚到的新增之物。杀戮行为的不断加剧贯穿了整个时期，从一个个到十人一批，到百人一批，千人一批。20世纪30年代绝大多数死亡要么是因为野蛮的街头暴力，要么是出自对死亡已经习惯的机构之手，这里死亡并不总是被看作完全不能容忍的，比如监狱和医院。1940年和1941年，绝大多数杀戮转移到了战场，武器与战争的合法性成了杀戮的工具和理由。只是从1942年起，绝大多数杀戮才在远离这些更合理的死亡场所的地方被制度化。
3．纳粹大屠杀不是平庸者的辩护词
我们绝大多人都会认同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的观点，认为大屠杀不只是犹太人历史的一个悲惨事件，也并非德意志民族的一次反常行为，而是现代性本身的一种可能。这种观点如此深入人心：奥斯维辛所代表的集中营是现代工厂制度的世俗延伸。它不生产物品，原材料是人类，而终端产品是死亡。烟囱，现代工厂制度的象征，排放着由燃烧人肉发出的刺鼻烟味。天才般地铺设起来的现代欧洲铁路网将一种新型的原材料运往工厂。这与运送其他货物并无二致。在毒气室，受害人吸入由德国先进的化学工业生产出来的有毒气体。工程师设计了焚化炉，管理者设计了一种让更落后民族羡慕的，以热情与效率运转的行政制度。即使是总体计划本身也反映了已走上岔路的现代科学精神。
但迈克尔·曼在书中强调，我们不能强调这种杀戮的平庸性，也不能用人性的平庸来为之辩护。平庸的是幻觉，不是现实。纳粹杀戮的动机是多种多样的，追名逐利，害怕权威，伙伴间保持一致，享受自裁权力，对犹太人或斯拉夫人的偏见观念，总体上的纳粹意识形态。这当中大量涉及意识形态而不是现代技术。鲍曼的理论建立在马克斯·韦伯的工具或技术理性之上，这是错的。用韦伯的价值理性，即用信奉一种绝对观念来解释，更加恰当。纳粹认为他们是因为正当的意识形态理由而根除他们的敌人。现代性之恶比行政主义和不带感情更加具有意识形态性，更加充满血腥。行政主义国家不进行谋杀性清洗，激进化国家才这样做。
所以，迈克尔·曼更重视真正的纳粹而不是普通的德国人。相比纳粹和法西斯主义者，那些平庸的官僚杀人很少，绝大多数参与实际杀戮的那些人知道他们在干什么。那些参与进去的德国人知道他们在杀人，不是出于个人的恩怨，而是出于种族和二等公民的歧视，办公室的政治，邀功式的炫耀，伙伴的怂恿，飞黄腾达的要求，最高领袖的命令等等。
而那些对此视而不见的普通人，意大利著名作家，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普利莫·莱维很精辟地对他们的心态做了精彩分析：尽管信息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可能性，但大多数德国人不知道是因为他们不想知道。因为事实上，他们希望不去了解。一条特殊准则普遍存在于希特勒的德国：那些知道的人不说，那些不知道的人不问，那些问的人得不到答案。通过这种方式，典型的德国公民赢得并捍卫了他们的无知。而他的无知，似乎让他对纳粹主义的支持有了充分的理由。闭紧自己的嘴巴、眼睛和耳朵，他为自己营造了一种“不知道”的错觉，并借此为发生在他门口的罪行而洗刷自己的同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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