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我第一次見到大伯的時候，我還在讀大學。那是在上個世紀八零年代末。第一次見面父母親打車去虹橋機場接機，竟然沒有接到。
原來父母沒有經驗，在機場等錯了出口，而心急的大伯拉著大伯母坐上了出租車，照著父親給他的地址，找了過去。
那時父親趕上了福利分房的末班車，雖然不是在市中心區，且只是一房一廳的小套，但在人均面積還極小的年代，已經相當開心了。父親為此親自買材料，自己動手裝修，我有空的時候也去搭把手。看到父親很辛苦，時不時需要請教別人，但內心很滿足。
為了省錢，傢俱半新半舊，一切都是簡單的。大伯和大伯母到的時候，沒有想到竟吃了閉門羹，正驚詫著不知如何是好，熱情的鄰居把他倆領進了家門，才知道可能是彼此等岔了。當年沒有手機，出現這樣的意外是很有可能的。於是大伯和大伯母在鄰居家坐了一個小時，父母親才滿頭大汗地急急趕到。
後來聽父親說，見面那刻並沒有電影裡的那些儀式，只是握住了雙手，彷彿千言萬語倒不知怎麼說了。母親和伯母擁抱了。我知道，父親的內心是激動萬分的，雖然他常常羞於表達。他告訴我，大伯是1947年離開家鄉去臺灣的。
當時祖父已經去世，大伯便要承擔長兄為父的角色和責任了。為了養活祖母、小弟（我父親）、小妹（我小姑），他必須找到一份有收入保障的工作。在他叔叔（我祖父的親弟，也是我的二祖父，我只看到過照片，未見過面）的幫助下去臺灣找到了較好的差事。可是好景不長，一年多的時間，戰事紛擾，國民革命軍開始大規模撤出大陸，轉移到臺灣。不久，兩岸的交通徹底切斷，完全封閉起來。這對於大伯和我父親來說都是始料未及的事情。而且，這一隔就隔了四十年。
我因為讀書，不和父母一起住，第二天回家，見到了大伯和大伯母。雖然之前從未見過面，但見面的那一刻，我還是不由自主地流下了眼淚。後來我想，也許是平日裡父親經常提起，才有的那種“念念不忘必有反響”式的相聚，而且天然就有我們本是親人的感覺，也是親人首次團聚的喜極而泣。
其實，在與大伯見面之前一兩年裡，父親已經透由他香港的一位表親聯絡上了大伯。父親每次讀大伯由香港轉來的來信都很激動，他反覆讀了幾遍之後，會拿給我看，讓我學習大伯的字。父親說過，只有大伯的字是得到了祖父的真傳。的確，一些草書的繁體，像漂亮的硬體書法，可惜我不能全部讀懂。而且，大伯都是用民國時期常用的信箋紙，從右至左豎著寫，透著滿滿的古風。
大伯和我（2000年）
見過大伯之後，我馬上開始和堂姐通信了，當時大陸和臺灣實現了小“三通”，郵件直通，不必由香港轉。堂姐是大伯最小的女兒，長我四歲，當時在臺北淡江大學日文系就讀。當年兩位小女生就開始了鴻雁傳書，我們談學習、生活、理想、愛好，除了不能見面，其他的感覺好像熟識很久，連彼此有幾顆蛀牙都知道。
堂姐上面還有三位堂哥。大伯留給父親不少照片，有一張兄妹四人的合照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大哥有些魁梧，相貌堂堂，二哥清瘦，最像大伯母，三哥最帥氣，像香港演員呂頌賢，堂姐圓圓的臉蛋，還有一絲嬰兒肥的稚氣，戴了一頂小圓帽，可愛極了。
大伯來大陸後，到友誼商店給我家買了大彩電，還送了不少禮物。當然，他更不會忘記家鄉紹興的親人，他的兩位堂弟，我的二伯和洛陽的三伯。去紹興陶堰鎮的出生地是他最歸心似箭的事，帶上大伯母，跟著我父親回鄉。給祖父祖母上了墳。一別就是四十載，大伯會有怎樣感慨萬千的思緒啊！
在三十多年裡兩地相隔，信息全無，直到通信了，才有些瞭解。但當親眼得見，舊的村子，高高低低的石板路以及白塔洋，未有太多的改變，依稀還有舊日模樣，如同大伯自己未改的鄉音一般。
後來大伯幫助二伯建了新屋，取名吉廬，極大改善了生活。大伯還幫助了家鄉不少遠近的親戚。他就是這樣的人。離開四十年，再回到家鄉已是兩鬢斑白的老人。他在臺灣勤懇敬業地工作，退休前是鐵路材料廠的廠長。大伯母是公立醫院的護士長，他們保持著傳統的溫良恭儉讓美德，兢兢業業認認真真地工作、生活、持家。所以四個孩子都健康成長，不負父母期望。大哥創業，雖不致富貴，卻也平穩持續，二哥是警務人員，屬於公務員，三哥是《聯合報》記者，堂姐在雜誌社任日文編譯。
堂哥和堂姐（從左至右：大哥、二哥、三哥、堂姐）
九零年代，我開始步入社會，不久就進入外資企業工作。大伯和父親及二伯依然通信，我於是知道，我的二哥三哥和堂姐結婚的消息，大伯還寄來了他們的婚紗照。真是光彩照人又不失溫婉低調，比大陸同期看到的婚紗照要洋氣。大陸在這個時期經濟發展的速度飛快，作為領頭羊的上海也同時帶動周邊的江浙一帶，人民的生活逐步改善。海峽兩岸的交流也更為廣泛而頻繁，越來越多的臺灣同胞在相隔四十多年後找到了大陸的親人。隨著交流的深入，臺灣的企業家也紛紛來大陸投資。不僅有福建廈門的臺商區，上海附近的崑山，也因臺資企業的密集而被稱為“小臺灣”。
大伯伯母以外，三哥三嫂是最早來大陸出差或旅行的。他倆是聯合報的同事，有時隨臺灣政要來大陸參訪，為促進兩岸交流，改善兩岸關係，起著積極的作用。
在全球喜迎新千年之際，我在虹口區買了房，大伯由衷地為我們感到高興。步入耄耋之年的大伯也經歷了心臟搭橋的手術，再來上海的時候，就可以自行慢慢走路，他很堅持地拒絕用柺杖。但大伯母卻再次中風，再也不能大伯一起外出了。大伯為此感到非常傷心，常常說起來就流淚。
我的三嫂從聯合報社辭職，參加了國民黨新黨的議員選舉，她順利地選上了。不久她擔任電視臺海峽兩岸新聞專題的主持人，於是我的父母還有大伯二伯，每晚都會齊刷刷地觀看這檔節目。大家不但要看三嫂出現在電視中，聽聽她的觀點，還要支持她永遠站在促進兩岸各方面交流的立場上。
接受採訪時的三嫂
隨著年事越來越高，大伯越來越眷戀自己的家鄉，每次來大陸探親，大部分時間都是在紹興度過。只要我有空我也會帶著父母去紹興看望他。2006年和2010年我出差去臺灣，分別在高雄二哥家和臺北三哥家再見到大伯。
記得大伯在二哥家拿出很多的水果讓我吃，什麼蓮霧、番石榴、鳳梨。那時大伯的視力變差，走路也不太穩，看到我一口一口吃下去，他帶著滿臉慈愛的笑容看著我，末了還讓我帶回兩盒龍眼肉，那是他特地吩咐大哥去臺南買的。那天離開，大伯送我到門口，非常不捨。下樓的時候，我忍不住落淚。
在三哥家，到午餐時間，大伯要請我吃飯。雖然餐館離家很近，那時大伯走路都需要拐杖了，並且走得很慢。有時我想扶他，他多半都是拒絕的。結賬時，他執意不讓三哥付錢，那認真勁兒就像一個孩子。
我在臺灣停留雖然匆忙，三哥和堂姐依然抽出時間帶我去各處逛，我去過淡水、陽明山、博物院、植物園，去泡過溫泉，吃過地道的臺灣美食。在我的印象裡，如同小時候所說的，臺灣是祖國的寶島。小島處處是寶，不僅有宜人的氣候、秀美的風光，還有淳樸的民風、勤勞的人民，更是處處有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體現。所以在臺灣，總有一種久違的親切感，彷彿看到失去的美好又失而復得的喜悅。
大伯最後一次來大陸，我堂哥堂姐都不同意，因為他身體的健康狀況已不穩定。但誰也說服不了他的執拗，孩子們是不敢忤逆他的。那年秋天，儘管母親也已經病入膏肓，父親腦梗後的各種失認症日漸顯現，我還是帶著他倆去紹興看望大伯。那時，他行動相當遲緩，話也很少了。我們離開時和他告別，他只是揮揮手，沒有開口說話，淚水卻從眼眶滴落，順著清瘦的臉頰流了下來。母親回家後難過了很久。三個月後，大伯在紹興走完了他的人生旅程，是象徵意義上的落葉歸根。第二年春天大伯母駕鶴西去，同年秋天，我的母親也永遠離開了我們。
面對親人的相繼離世，留給我很多關於人生的思考，也嘆息時光匆匆催人老。從大伯重返故鄉，到最後離開，近三十年的時間也這樣一晃而過。如今我和堂哥堂姐也都過了天命之年，二哥退休後可以來大陸旅行了，這幾年他跑了不少地方，堂姐兩年前也來大陸旅行，隨團經過上海，我們匆忙見面，意猶未盡。三哥三嫂來大陸最頻繁。作為國民黨議員，三嫂始終為促進兩岸民間交流而努力。前幾年她還和上海幾個區的街道、居委取得聯繫，和臺灣的一些社區幹部一起來上海參訪交流學習。她大女兒也就是我的侄女去年來複旦大學作交流生。
主持會議時的三嫂
堂哥堂姐都是出生在臺灣的第二代，雖然我們經過了不同的少年、青年時光，但血濃於水。我們在成年以後甫一見面，就一見如故。我們的下一代將會擁有更寬廣的天地，時代總在進步，世界應該大同。我也相信，未來不會更不該再有骨肉親情相隔幾十載的人間悲劇。
我期盼再次親赴寶島，實現環島暢遊的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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