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內地近百年的時尚變遷，幾乎都從同一個地方濫觴，這個地方叫上海。
民國時期，上海被稱為遠東第一城，東方夜巴黎。老爵士、南京路、雙層巴士、名媛、旗袍、十里洋場、車水馬龍……一個世紀裡，中西文化在此地對撞出了斑斕的時尚色彩。
而今，潮流幾經更迭，時尚轉了一個圈，上海依舊是難以被撼動的“時尚之都”。
在這裡，不僅能窺見整個中國時尚發展的縮影，同時也能觸到時尚的締造者——中國美業生生不息的脈搏。
No.039
美業經緯丨胡小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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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有句俗語叫“噱頭噱頭，噱在頭上，蹩腳蹩腳，蹩在腳裡”，意思是看一個人品味，觀其頭梳得如何，腳上的鞋穿得怎樣，因此頭和腳對老上海人而言至關重要。
尤其是做頭，上海人是出了名的。
電影《做頭》裡面有句臺詞可以高度概括上海人有多愛做頭，“怎麼可以連頭也不做呢？這日子也算過到頭了，不等於自暴自棄嗎？”
電影《做頭》截圖
上海人對做頭的偏愛緣於他們對時尚的追求，而背後，是上海百年前“西風東漸”的風情與寫照。
1895年，世界首部電影誕生，次年，上海便開始了電影商業放映。
20世紀初，受到好萊塢潮流影響，各種西式髮型激起了上海女性的愛美之心，一種波浪式（也稱水紋式）捲髮開始在她們之間流行，並被爭相效仿。
張愛玲幼時就將一種髮型列進了自己的願望清單：“八歲我要梳愛司頭，十歲我要穿高跟鞋，十六歲我可以吃粽子湯糰，吃一切難於消化的東西。”
這裡的愛司頭，是當時風靡民國時期的一種髮型。愛司，S也，將秀髮用髮夾固定成S狀，有豎S與S形之分，前者俗稱桃子髻，後者又叫如意髻，成了十里洋場裡，海派女性的一種符號。
張愛玲愛司頭
1930年代，西式燙髮傳到了中國，第一站是上海。最初的燙髮工具是火鉗，理髮師把火鉗燒燙之後，在頭髮上夾出一卷卷的波浪。
新中國成立初期，上海自然成了潮流的輸出地。
1955年3月，北京從上海招收了26名技術工人，同年6月，上海的“華新”“紫羅蘭”“雲裳”“湘銘”四家理髮名店在北京聯合成立了一家大型理髮店，名為四聯理髮館，提供燙大卷、波浪花等服務。
上海理髮師的手藝和髮型顯得格外時髦。1956年8月4日，《北京日報》刊出10款“四聯髮型”組照及介紹，各種波浪和花式令人眼花繚亂，迅速成了北京女性追求的時尚風向標。
四聯理髮館
除了髮型之外，“四聯”的美國理髮椅、規範操作和嚴謹消毒都堪稱新潮。到“四聯”做頭髮，是件挺有身份的事兒。
只是這種潮流未能一直持續下去，“文革”中斷了這一切，美髮美容行業的發展戛然而止，其勢頭直到改革開放後，才復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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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到1979年這30年，我們這個行業在逐步逐步衰退，追求的主要是清爽乾淨，不追求時尚個性。”上海美髮美容行業協會（以下簡稱“上美協”）常務副會長董元明將“改革開放”視為近現代中國美業發展的分水嶺。
而他恰在這新舊交替之際，進入美業。
1991年龍抬頭華安總經理董元明等人合影
董元明是中國改革開放後，成長起來的首批發型師。1961年出生的他，至今已在這個行業耕耘了40年。
1979年，董元明因高考差3分，與師範大學失之交臂。因無緣教師之路，他離開家鄉揚州前往上海，接任父親在國營理髮店的崗位，拿起了揚州“三把刀”中的一把——理髮刀。
彼時的上海和其他許多地方一樣，百廢待興，但美業的底子還在。
“當時上海有四家特級美髮店，新新、南京、滬江、華安，從服務水平，技術能力及店面規模和配套設施等方面來看，在全國都是數一數二的。”董元明回憶。
剛到上海的董元明先在長江理髮店學習理髮技術，為進一步提升技能，1981年，他又進入黃浦區理髮技術中心進修，憑著出色的技能和才幹，他先後在人民理髮店、華安理髮廳工作。
據其回憶，當時上海大多數美髮師，均來自揚州。改革開放後，當地才逐漸興起了一批美髮師，但揚州人的理髮刀仍舊是最具分量的。
1980年代始，上海步入美業發展黃金期。
和民國時期的上海類似，此時的上海時尚依舊為娛樂影視左右，最先颳起的是港臺風。
《廬山戀》張瑜
在1980年上映的電影《廬山戀》中，女主角張瑜43套青春靚麗的洋裝大部分都由劇組從香港購得，“髮型是上海老一代髮型師張學明設計的。”董元明透露。
因著《廬山戀》的熱映，“張瑜式”髮型開始風靡上海。隨後，山口百惠的“幸子頭”隨著電視劇《血疑》進入中國，上海灘一時間又多了好多假小子。
幸子頭（又叫山口百惠頭）
燙染也最先在上海得到普及。燙髮工具由最初的“鐵鉗”升級為“電熱帽”，再輔以燙髮藥水、捲髮槓，甚至還有不少人買了髮捲自己做捲髮，頂著電熱帽或者熱毛巾加熱定型。一時間，“全民燙頭”。
當時，上海最大的一家理髮店，等待燙髮的人日夜排隊，每天接待250多名顧客，星期天增加到350至40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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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哪個年代，時尚的推手和締造者中，都有美髮廳的一席之地。
在上海，南京美髮廳、華安美髮廳、新新美容城、滬江理髮店等老字號國有美髮店被並稱為舊時“上海灘四大特級名店”，此外，紅玫瑰、中原都曾名噪一時，但如今，尚存且發展不錯的老字號，寥寥無幾。
在淮海路的老滬江已於2001年歇業，店裡的師傅四散而去，有些人自立門戶，以“滬江”的名義開出了幾爿理髮店，影響力大不如往昔。
新滬江
有些則退出了中心路段，隱於街巷，低調地經營著。
但創辦於1926年的華安美髮廳（現上海華安美容美髮有限公司）在歷經近一個世紀的沉浮後，至今仍舊處在上海最繁華的南京路上。
民國時期，華安便已盛名遠揚。
因其店堂設備和用具全部從法國引進，美容美髮師皆聘請當時在行業中有一定知名度的岑天福、阮三田、王文盛、阿毛、朱永海、吳春福等人，吸引了不少社會名流常常光顧。
在文革期間，華安是全上海唯一保留燙髮工藝的美髮廳，愛美人士都蜂擁至此，十里長街出現的排隊盛況成了南京路的一道亮麗風景線。
1990年代，國家取消服務業統一牌價，美髮行業全面市場化，民營理髮店如雨後春筍般湧現，這給當時的國營理髮廳造成了一定衝擊。
時任華安總經理的董元明沒有坐以待斃，開始基於原有優勢探索如何在傳承的基礎上不斷創新。
為了迎合市場需求，1991年7月至9月，華安投入380萬元人民幣，對店堂作全面裝修，並於同年10月8日再次對外營業。
對於時尚走向，董元明一直保持著高度的敏銳。
“1970至80年代，時尚風主要來自港臺，但到了90年代，歐美、日韓的時尚便開始在中國大地流行開來。”董元明說。
因此，在裝修期間，他沒有乾等著，而是開始組織員工赴海外，包括日本、德國等地學習，以保證華安能夠同步世界潮流。
1999年的上海時尚/布魯斯·吉爾登攝
1999年的上海時尚/布魯斯·吉爾登攝
如今，走進華安，裡頭的繁忙依舊，但更重要的是，這裡既保留著老上海的味道，如電熱帽燙髮、72刀半修面等傳統技藝，同時也不乏一些時下新興的項目，如紋繡、美甲、整形、植髮等。
而在帶著華安追趕時代之外，董元明又馬不停蹄地開始逐漸適應新的角色，2011年，他接任上海美髮美容行業協會會長，肩負起了更多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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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至今，在某種時代機遇與政策真空共同營造的“溫室”中，傳統美業發展了近40年，但這種發展中，夾雜著一定的無序與混亂，而眼下，舊秩序正在被逐漸打破，行業面臨著生態重建的挑戰。
首先觸到潮流的上海，也是第一個感知到這種變化並最早開始行動的。
近幾年，美業最為外界詬病的是服務價格虛高、預付卡銷售及不誠信等問題。
“這是20多年積累下來的後遺症。”董明元解釋，這一系列問題都存在一定的歷史原因，“早期，美業人在學習外來經營理念時，不管精華糟粕一概都吸收，形成了如今只注重銷售，不注重技藝的結果。”
傳統美業一方面困於自身原有的模式不知轉向何處，一方面遭遇市場和政策的雙重不信任，進退兩難。
此時，行業協會成了紓解這場危機的最佳紐帶與橋樑。
2012年9月21日，商務部發布《單用途商業預付卡管理辦法（試行）》，上海開始積極推進有關髮卡企業加強備案管理，落實資金存管和業務報告制度。2018年，上海通過了《上海市單用途預付消費卡管理規定》，於全國率先對單用途預付卡進行地方立法。
在美業，這一政策的落地離不開上美協的配合。“為了保證行業人不偏離有關政策，我們會組織相關企業學習，明確監管細則，進而督促他們執行。”董元明說。
在一些政策法規較模糊的地方，上美協會主動說明，“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以讓大家能夠放心經營。
而另一方面，作為美業的“孃家人”，上美協也承擔著“呵護”行業發展的責任。
對於新興的經營模式，董元明總是持鼓勵態度，比如這幾年悄然興起的“10元快剪”，市場反饋不錯，但若嚴格按理髮店的標準來看，許多門店並不合格。
為了平衡利弊，上美協主動聯繫企業，瞭解其訴求，並向有關部門代為反映，為後者合規合法營業提供了指導及一個合適的從業環境。
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而隨著上海時尚地位在全球的凸顯，美業範疇的進一步拓寬，上美協的作用將遠不止於此。
在2016第15屆上海國際美髮美容節現場
董元明與上海市商務委員會副主任吳星寶討論行業發展
“亞洲髮型師節”“上海國際美髮美容美甲邀請賽”“上海國際美髮美容節”“中國國際美博會”……董元明細數這些在上海舉辦的美業盛會談道：
美業是一個不斷向前的行業，我們希望協會能夠在這個過程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把政府的要求和企業的需求進行有效傳達，為上海繼續引領中國時尚創造更好的行業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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