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内地近百年的时尚变迁，几乎都从同一个地方滥觞，这个地方叫上海。
民国时期，上海被称为远东第一城，东方夜巴黎。老爵士、南京路、双层巴士、名媛、旗袍、十里洋场、车水马龙……一个世纪里，中西文化在此地对撞出了斑斓的时尚色彩。
而今，潮流几经更迭，时尚转了一个圈，上海依旧是难以被撼动的“时尚之都”。
在这里，不仅能窥见整个中国时尚发展的缩影，同时也能触到时尚的缔造者——中国美业生生不息的脉搏。
No.039
美业经纬丨胡小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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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有句俗语叫“噱头噱头，噱在头上，蹩脚蹩脚，蹩在脚里”，意思是看一个人品味，观其头梳得如何，脚上的鞋穿得怎样，因此头和脚对老上海人而言至关重要。
尤其是做头，上海人是出了名的。
电影《做头》里面有句台词可以高度概括上海人有多爱做头，“怎么可以连头也不做呢？这日子也算过到头了，不等于自暴自弃吗？”
电影《做头》截图
上海人对做头的偏爱缘于他们对时尚的追求，而背后，是上海百年前“西风东渐”的风情与写照。
1895年，世界首部电影诞生，次年，上海便开始了电影商业放映。
20世纪初，受到好莱坞潮流影响，各种西式发型激起了上海女性的爱美之心，一种波浪式（也称水纹式）卷发开始在她们之间流行，并被争相效仿。
张爱玲幼时就将一种发型列进了自己的愿望清单：“八岁我要梳爱司头，十岁我要穿高跟鞋，十六岁我可以吃粽子汤团，吃一切难于消化的东西。”
这里的爱司头，是当时风靡民国时期的一种发型。爱司，S也，将秀发用发夹固定成S状，有竖S与S形之分，前者俗称桃子髻，后者又叫如意髻，成了十里洋场里，海派女性的一种符号。
张爱玲爱司头
1930年代，西式烫发传到了中国，第一站是上海。最初的烫发工具是火钳，理发师把火钳烧烫之后，在头发上夹出一卷卷的波浪。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自然成了潮流的输出地。
1955年3月，北京从上海招收了26名技术工人，同年6月，上海的“华新”“紫罗兰”“云裳”“湘铭”四家理发名店在北京联合成立了一家大型理发店，名为四联理发馆，提供烫大卷、波浪花等服务。
上海理发师的手艺和发型显得格外时髦。1956年8月4日，《北京日报》刊出10款“四联发型”组照及介绍，各种波浪和花式令人眼花缭乱，迅速成了北京女性追求的时尚风向标。
四联理发馆
除了发型之外，“四联”的美国理发椅、规范操作和严谨消毒都堪称新潮。到“四联”做头发，是件挺有身份的事儿。
只是这种潮流未能一直持续下去，“文革”中断了这一切，美发美容行业的发展戛然而止，其势头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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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到1979年这30年，我们这个行业在逐步逐步衰退，追求的主要是清爽干净，不追求时尚个性。”上海美发美容行业协会（以下简称“上美协”）常务副会长董元明将“改革开放”视为近现代中国美业发展的分水岭。
而他恰在这新旧交替之际，进入美业。
1991年龙抬头华安总经理董元明等人合影
董元明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首批发型师。1961年出生的他，至今已在这个行业耕耘了40年。
1979年，董元明因高考差3分，与师范大学失之交臂。因无缘教师之路，他离开家乡扬州前往上海，接任父亲在国营理发店的岗位，拿起了扬州“三把刀”中的一把——理发刀。
彼时的上海和其他许多地方一样，百废待兴，但美业的底子还在。
“当时上海有四家特级美发店，新新、南京、沪江、华安，从服务水平，技术能力及店面规模和配套设施等方面来看，在全国都是数一数二的。”董元明回忆。
刚到上海的董元明先在长江理发店学习理发技术，为进一步提升技能，1981年，他又进入黄浦区理发技术中心进修，凭着出色的技能和才干，他先后在人民理发店、华安理发厅工作。
据其回忆，当时上海大多数美发师，均来自扬州。改革开放后，当地才逐渐兴起了一批美发师，但扬州人的理发刀仍旧是最具分量的。
1980年代始，上海步入美业发展黄金期。
和民国时期的上海类似，此时的上海时尚依旧为娱乐影视左右，最先刮起的是港台风。
《庐山恋》张瑜
在1980年上映的电影《庐山恋》中，女主角张瑜43套青春靓丽的洋装大部分都由剧组从香港购得，“发型是上海老一代发型师张学明设计的。”董元明透露。
因着《庐山恋》的热映，“张瑜式”发型开始风靡上海。随后，山口百惠的“幸子头”随着电视剧《血疑》进入中国，上海滩一时间又多了好多假小子。
幸子头（又叫山口百惠头）
烫染也最先在上海得到普及。烫发工具由最初的“铁钳”升级为“电热帽”，再辅以烫发药水、卷发杠，甚至还有不少人买了发卷自己做卷发，顶着电热帽或者热毛巾加热定型。一时间，“全民烫头”。
当时，上海最大的一家理发店，等待烫发的人日夜排队，每天接待250多名顾客，星期天增加到350至40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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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哪个年代，时尚的推手和缔造者中，都有美发厅的一席之地。
在上海，南京美发厅、华安美发厅、新新美容城、沪江理发店等老字号国有美发店被并称为旧时“上海滩四大特级名店”，此外，红玫瑰、中原都曾名噪一时，但如今，尚存且发展不错的老字号，寥寥无几。
在淮海路的老沪江已于2001年歇业，店里的师傅四散而去，有些人自立门户，以“沪江”的名义开出了几爿理发店，影响力大不如往昔。
新沪江
有些则退出了中心路段，隐于街巷，低调地经营着。
但创办于1926年的华安美发厅（现上海华安美容美发有限公司）在历经近一个世纪的沉浮后，至今仍旧处在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上。
民国时期，华安便已盛名远扬。
因其店堂设备和用具全部从法国引进，美容美发师皆聘请当时在行业中有一定知名度的岑天福、阮三田、王文盛、阿毛、朱永海、吴春福等人，吸引了不少社会名流常常光顾。
在文革期间，华安是全上海唯一保留烫发工艺的美发厅，爱美人士都蜂拥至此，十里长街出现的排队盛况成了南京路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1990年代，国家取消服务业统一牌价，美发行业全面市场化，民营理发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给当时的国营理发厅造成了一定冲击。
时任华安总经理的董元明没有坐以待毙，开始基于原有优势探索如何在传承的基础上不断创新。
为了迎合市场需求，1991年7月至9月，华安投入380万元人民币，对店堂作全面装修，并于同年10月8日再次对外营业。
对于时尚走向，董元明一直保持着高度的敏锐。
“1970至80年代，时尚风主要来自港台，但到了90年代，欧美、日韩的时尚便开始在中国大地流行开来。”董元明说。
因此，在装修期间，他没有干等着，而是开始组织员工赴海外，包括日本、德国等地学习，以保证华安能够同步世界潮流。
1999年的上海时尚/布鲁斯·吉尔登摄
1999年的上海时尚/布鲁斯·吉尔登摄
如今，走进华安，里头的繁忙依旧，但更重要的是，这里既保留着老上海的味道，如电热帽烫发、72刀半修面等传统技艺，同时也不乏一些时下新兴的项目，如纹绣、美甲、整形、植发等。
而在带着华安追赶时代之外，董元明又马不停蹄地开始逐渐适应新的角色，2011年，他接任上海美发美容行业协会会长，肩负起了更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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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至今，在某种时代机遇与政策真空共同营造的“温室”中，传统美业发展了近40年，但这种发展中，夹杂着一定的无序与混乱，而眼下，旧秩序正在被逐渐打破，行业面临着生态重建的挑战。
首先触到潮流的上海，也是第一个感知到这种变化并最早开始行动的。
近几年，美业最为外界诟病的是服务价格虚高、预付卡销售及不诚信等问题。
“这是20多年积累下来的后遗症。”董明元解释，这一系列问题都存在一定的历史原因，“早期，美业人在学习外来经营理念时，不管精华糟粕一概都吸收，形成了如今只注重销售，不注重技艺的结果。”
传统美业一方面困于自身原有的模式不知转向何处，一方面遭遇市场和政策的双重不信任，进退两难。
此时，行业协会成了纾解这场危机的最佳纽带与桥梁。
2012年9月21日，商务部发布《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上海开始积极推进有关发卡企业加强备案管理，落实资金存管和业务报告制度。2018年，上海通过了《上海市单用途预付消费卡管理规定》，于全国率先对单用途预付卡进行地方立法。
在美业，这一政策的落地离不开上美协的配合。“为了保证行业人不偏离有关政策，我们会组织相关企业学习，明确监管细则，进而督促他们执行。”董元明说。
在一些政策法规较模糊的地方，上美协会主动说明，“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以让大家能够放心经营。
而另一方面，作为美业的“娘家人”，上美协也承担着“呵护”行业发展的责任。
对于新兴的经营模式，董元明总是持鼓励态度，比如这几年悄然兴起的“10元快剪”，市场反馈不错，但若严格按理发店的标准来看，许多门店并不合格。
为了平衡利弊，上美协主动联系企业，了解其诉求，并向有关部门代为反映，为后者合规合法营业提供了指导及一个合适的从业环境。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而随着上海时尚地位在全球的凸显，美业范畴的进一步拓宽，上美协的作用将远不止于此。
在2016第15届上海国际美发美容节现场
董元明与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吴星宝讨论行业发展
“亚洲发型师节”“上海国际美发美容美甲邀请赛”“上海国际美发美容节”“中国国际美博会”……董元明细数这些在上海举办的美业盛会谈道：
美业是一个不断向前的行业，我们希望协会能够在这个过程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把政府的要求和企业的需求进行有效传达，为上海继续引领中国时尚创造更好的行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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