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知道這件事將會發生。在她1994年對世界發出的警告——《即將到來的瘟疫》一書——中，勞麗·加雷特曾斷言：“在人類互相交戰，爭奪愈加擁擠的地盤和稀有的資源之際，優勢將轉至微生物一邊。它們是我們的天敵，如果作為智人的我們不去學習如何在一個不給微生物提供多少機會的理性的全球村落中生活，那麼它們將獲得勝利。”
如果你認為她的語言過於誇張，那麼考慮一下美國醫學研究院2004年發表的更為冷靜的分析報告。該報告評估了2003年非典疫情的教訓，援引歌德的話說，“光是瞭解並不夠；我們必須加以運用。光有願望並不夠；我們必須行動”。報告的結論稱，“對非典疫情的迅速遏制是公共衛生領域的一次成功，但也是一個警告……如果非典再度發生，全世界的衛生系統將處於極度壓力之下……繼續保持警惕至關重要”。
但世界對這些警告置若罔聞。
對新冠病毒的全球應對是一代人以來最大的科學政策失敗。信號是顯而易見的。1994年的亨德拉病毒、1998年的尼帕病毒、2003年的非典、2012年的中東呼吸綜合徵和2014年的埃博拉病毒。這些大規模的人類流行病都是由源自動物宿主並跨物種傳染給人類的病毒引起的。新冠肺炎是由引起非典的同一類冠狀病毒的某個新變體引起的。
這些警告信號未被注意，這並不令人意外。我們當中沒有幾個人經歷過疫情大流行，我們都內疚於忽略了並不反映我們自身關於世界的經驗的信息。
災難暴露人類記憶力的薄弱。人們怎麼會為防備一場隨機發生的罕見事件——當然它造成的犧牲將會十分巨大——而作出籌劃呢？
政府的首要職責是保護其公民。疫情大流行的風險是可以估計和量化的。正如加雷特和美國醫學研究院所證明的，自從上世紀80年代艾滋病毒出現以來，人們就知道並理解了存在發生新的疾病大流行的危險。艾滋病毒也許沒有像新冠病毒那樣迅速席捲全世界，但它漫長的陰影本應提醒各國政府準備應對某種新病毒的暴發。
在危機期間，公眾以及政治家都會求助於專家，這是可以理解的。但這一次專家們——建立模型並模擬我們未來可能的情形的科學家們——得出了被事實證明是錯誤的假設。英國想象這場疫情多半類似於流感。流感病毒並非是良性的——英國每年死於流感的人數存在很大差異，最近的峰值是2014-15年度的28.3萬人死亡，但流感不是新冠肺炎。
正如英國某位前衛生大臣對筆者所說的，我們的科學家存在一種傾向於認為流感威脅較為溫和的“認知偏見”。
也許這就是關鍵的政府委員會——新呼吸道病毒威脅顧問小組——在世界衛生組織宣佈國際關注的公共衛生緊急事件三週之後作出決議稱，他們對英格蘭公共衛生局關於英國人口只面臨“中度”疫情風險的評估沒有異議。這是名副其實致命的判斷錯誤。
未能提升風險評估的級別導致了英國國民保健署在為即將到來的感染浪潮做準備時的致命延誤。在每一場記者招待會上，政府發言人總會帶上同樣的一句臺詞：“我們一直在遵循醫學和科學的建議。”這是一句好臺詞，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事實。但政府知道國民保健署沒有準備好，知道它未能增設必要的重症監護能力來滿足可能的患者需求。一名醫生寫信對我說，“看來沒有人想從意大利、西班牙發生的人類悲劇中吸取教訓……這極其可悲……醫生和科學家無法相互學習”。
我們理應安然度過“人類世”，即人類活動成為對環境的主要影響因素的紀元。“人類世”的概念令人聯想起人類萬能的觀念。但是，新冠肺炎疫情已經揭示了我們社會驚人的脆弱性。它暴露出我們無法合作、協調和共同行動。但也許我們終究無法控制自然界。或許我們並非我們曾經認為的那樣不可一世。
如果說新冠肺炎疫情最終會喚起人類的某種謙卑，那麼我們有可能會——在經歷種種遭遇之後——易於接受這場致命大流行病的教訓。否則，我們也許會重新陷入我們自鳴得意的例外主義文化中，等待下一場肯定會到來的瘟疫。依照近代歷史來判斷，這個時刻的到來將比我們預想的更快。
閱讀更多 瀟湘晨報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