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漁業維生的族群逐步開始在水流平緩寬敞、水生動植物資源豐富的地方半定居或全定居，並進一步嘗試在自己生活範圍中的其它可用的食物，其中也注意到穀類，開始採集及食用。在淺水裡和水邊採集及食用小螺和穀物的需求，促使人們發明陶器。本文強調，陶器的發明離不開水邊的生計以及人類採集細小穀類的需求。此外，東亞考古資料闡明，人們用稻穀釀低度數的甜酒應早於煮飯，到了生產量增加時才用作主食。
從狩獵為主要生計到漁業為主要生計因而定居，後因定居而到食用穀類，再進一步開始生產食物，此乃人類經歷從“藍色革命”而肇始的重大轉折過程。
關鍵詞：藍色革命、食譜廣化、新石器革命、磨製石器、細石器、漁業、製陶技術發明、農業起源
出處：《中國農史》2019年4期
一、前言
（一）關於討論新石器革命角度的商榷
二十世紀前半葉澳大利亞語言學家、考古學家戈登．柴爾德（VereGordonChilde）提出“新石器革命”（Neolithic Revolution）概念來表達人類生活在一萬年前的巨大變化，並認為其主要內涵是農業革命。[1]此後論者大多都受其影響，將新石器革命視同為農業革命。在討論從舊石器時代到新石器時代的關鍵變化時，一般提出食物的廣譜化（即弗蘭納利（Kent Flannery）所提出的“廣譜革命”（broad spectrum revolution）[2]），以及生活方式從攫取經濟到生產經濟的轉移，即農產、畜產的衍生。食物廣譜化減少人類對某種食物的依賴性，幫助人們多樣化地採用其生理機能，擴展生態龕，加強適應不同條件的生命力量。生產經濟降低人類被自然環境決定的程度，並且通過生產者合作取代同類之間為攫取而發生的競爭，而合作者的群體獲得新能力以配合生產的需求，進一步改善生活條件。這一套做法奠定了人類在其他生物面前的優勢，而最終使人類成為地球之主。
近百年來對於“新石器革命”的內容、背後條件和動機等問題，是歷史學、考古學和人類學界反覆辯論不休的問題之一，其中文化史、過程主義和後過程主義等學派均在此領域相繼留下濃重的探索足跡，先後出現各種不同的假說[3]。討論的角度主要可以歸納為以下兩種：對自然環境惡化的反應；社會組織與精神文化自然演進的結果。這兩種角度，都有可取之處，但卻都不免有可商之處。
1、馴化動植物是否為對環境惡化做出反應的結果？
過程主義將新石器革命視為對生態環境壓力做出的系統性適應，認為馴化的發生跟某種形式的食物短缺即人口數量臨時或局部超過土地載能有關係。造成食物短缺的原因，賓福德（Lewis Binford）提出邊緣模式（marginality mode），認為是由於生態環境的空間差異造成的，即生態適宜區人口增長，過量後不斷向土地承載力較低的邊緣區遷移，使得邊緣區出現人口壓力和食物危機；[4]另一些學者則更強調環境因素，如新仙女木降溫事件（約距今12600─11600年），[5]以及氣候不穩和季節性波動背景下出現食物的季節性短缺[6]。弗蘭納利也認為，“廣譜革命”是對食物短缺做出的適應性反應[7]。
食物短缺促使人們自己生產食物的假設似乎合理，但這樣很難解釋，何以生產食物行為不是在食物最有可能短缺的末次冰期氣候乾冷時期發生，反而是在氣候重新變得溫暖適宜的冰消期至全新世初期發生。換一個角度思考，環境惡化時，食物的類型也少，缺少廣譜革命所需要的多樣化食物來源。又有人依據最佳覓食理論（Optimal Foraging Models）[8]認為，馴化低價值的（low-ranked）野生穀物只是人類在高價值（high-ranked）食物匱乏的情況下飢不擇食的無奈選擇。[9]但這種思路會產生更很多疑問。穀類細小，不象根果類食物等是相對明顯的採集目標，也更不如小型動物，容易獵獲，足以養飽。人們開始依賴糧食，本來是一種奇事。如果再考慮到其栽培過程漫長，不象其他食物立竿見影，立即可食，所以穀物栽培是一種建立在較長預期基礎上發生的行為，恐怕只能在它種食物充足的情況下，因某種特殊原因而栽培之。
從遊動的狩獵採集者的情境來思考，我們還可以發現食物短缺與栽培糧食行為之間的矛盾。獵獲和採集食物的短缺，只會促使人們加大遊動或遷徙的範圍，以尋找新的食物來源[10]；而採集穀物這種非常在地化的行為反而只能限制遊動範圍，因此更降低獲得獵物的可能性。因此食物不足時，難以促使採集穀類行為的出現。食物不足時通過增加遷徙，或直接減少繁殖使人口減少，直至達到新的平衡。所以，難以想象遊動的狩獵採集者會因為人口長期過多而發生結構性食物危機；只有那些已經定居下來，將自己的生態龕完全固定在某一個區域的群體，才有可能出現人口壓力。是故我們認為，問題的核心是定居的發生。我們要問的是，對於狩獵採集者來說，在何種環境下才會考慮減少流動性，開始半定居甚至定居的生活？定居如何必要且能夠發生？
筆者同意將“廣譜革命”作為新石器革命的出發點，但是對其因環境惡化而起的說法抱持懷疑態度。本文依靠東亞水稻生產區域的考古資料，擬重新考慮人類食物廣譜化的原因以及開始有定居生計的背景。
2、馴化動植物是否為社會組織和精神文化發展導致的結果？
學界其實已經討論，若古人真的發生食物危機，想通過馴化來化解，恐怕是遠水解不了近渴，因為無論是動物或植物的馴化，都是一個長期的事業。若以後期關鍵農作物為參照，在整個新石器早中期人類的食物結構中，野生穀類的比重並不大，不像後世那樣成為人們的主食，因此也不可以將後世主食的概念投射到這個時期。因此有幾位學者開始思考社會權威身份以及精神文化對馴化活動的作用。
比如海登（Brian Hayden）提出最初馴化的物種並非主食，而是需要通過密集勞動才能獲取的、平時難得的、讓人垂涎的佳餚。因此海登另提出假設，馴化的動機緣於中石器時代獵人中的某些首領人物為了獲得權力和威望而組織競爭性盛宴，首領們為在盛宴中提供佳餚而在無意中開始馴化之路。[11]這種解釋固然受到民族誌中部分初民社會存在誇富宴（potlatch）現象的啟發；但問題是，這種情況在初民社會中並不常見。[12]在討論獵民社會價值觀時，用民族誌中所述誇富宴活動恐怕有疑問。對獵民而言，群體大獵獲為自己群體的勢力表現。直至前國和國家化的時代，大規模生產食物的設施確實需要依賴政權去建設和維護。但是，在早期遊獵群體社會中，組織結構並不複雜，首領身份不足以強勢；而且人們也沒辦法從一開始就提出具有超越性的難以實現的高遠目標，因此初期的馴化並不需要付出像後期農民那樣的艱辛勞動。
考文（Jacques Cauvin）注意到擬人化神祇崇拜的出現早於馴化，前者意味著其時人類已認識到自身操控外界的能力並建立相應的象徵系統，而栽培和馴化是人類主宰其他物種的慾望的外在表現，正是這種象徵系統的轉變為農業的起源奠定了基礎。[13]筆者雖然同意精神文化需求不宜被忽略，但此說仍不足以說明，擬人化神祇崇拜與食物生產以及定居生計之間有何必然的關係？第一，舊石器洞窟文化表明，在末次冰期時智人一直有精神文化，人類精神文化起源甚至可以推至早期智人（Homo neanderthalensis）的莫斯特文化（Moustérien）；人形偶像在大約三萬年前已可見，但馴化行為只有在大約一萬年以前才出現，這種因果關係在年代上的差距太遠，所以不太可能是同一群人發展的成果。第二，最早的擬人化神祇的出現並不排除對神獸的崇拜，人格神打敗神獸的信仰母題，是時代很晚、國家社會很發達的精神文化的表現[14]，但這時大部分動植物早已被馴化了。
伊安.霍德（IanHodder）把馴化物種的出現視為社會關係複雜化過程中的伴生物，二者互為因果，互相刺激以至不可分割；新石器化（如建造房屋和定居點、精心處理死者、陶器生產和裝飾）實際上是自然的人化或文化化。[15]這一理論雖然關注到人的能動性，也基本上可以被接受，但其並沒有說明覆雜化的具體動機。而且依照新石器時代的資料，還可提出這樣的疑問：新石器時代依然有遊獵人群，他們在廣大區域內雖然擁有共同的精神文化背景，但各自的生業方式、社會組織和結構卻並不相同（以華南高廟文化為代表的大文化體系為例）。[16]對於遊動的狩獵採集社會而言，社會組織結構並不穩定，那麼，他們的社會關係為什麼以及如何可能複雜化？
（二）本文討論的角度與方法
1、歷史方法
迄今提出的解釋新石器革命的模型或理論眾多，但理論推衍多於經驗觀察。多種理論化的討論通過置入不同的自變量和因變量，進行推理和演繹來完成理論模型的建構。這種解釋往往是結構性的，而非歷史的，而且往往以流溯源，從果到因，以必然如此的方式呈現，使人看到的是一種被化約和簡化的進化機制，而非真實生動，充滿偶然性和歧路的歷史圖景。只有真切回到具體歷史情境中，從材料與事實而不是從概念出發，將研究對象放在歷史長河和具體人群的經驗裡，從歷史主體主位的角度來觀察和思考他們的世界，試圖理解其面臨的機會和挑戰，前進的每一步中可用到的資源、侷限性以及所做出的選擇，以及他們是如何一小步一小步地往前走，最終導致新石器革命的發生，這樣，或許才有可能理解新石器革命的本質與內涵。
因此本文嘗試從人類在地球生活歷史的角度來觀察，如何有新生活發芽而萌生，不從後來結果的必然性，而從源頭多樣發展的可能性來思考。
2、空間的角度
從1936年柴爾德提出“綠洲說”(Oasis theory)[17]，1948年羅伯特·約翰·布萊德伍德（RobertBraidwood）提出“山側地帶說”（Hilly Flanks）[18]以來，這兩種說法，除了對地形地貌的自然環境有討論之外，另因當時知識背景，將新石器革命的重心指向西亞北非，此後有關新石器革命和農業起源的解釋或假說，所依據的材料大多來自近東的心月形地帶，包括西部黎凡特地區、北部陶魯斯山脈和東部扎格羅斯山脈兩側等。
其實，與早期研究者追求建立文化普遍化的理論模型不同，近來一些學者已注意到，新石器革命在不同地區的發生發展機制及其實踐過程並不一定相同。[19]可是，前述各種假說大多利用西亞地區的資料，並不具有全球普遍性。近幾十年來東亞地區考古材料及研究的進展，特別是有關稻作起源的研究成果，使筆者有機會從東亞稻作的背景出發，著手釐清新石器革命內在邏輯中的一些規律以及一些外在指標的社會及文化意義。
筆者首先需要說明的是，人類文化的確是十分多元且分類眾多，但歸結起來離不開兩個要點：地球的自然條件和人類的本質。因此，一方面地球上各地人類的發展，必有共同的脈絡和通用的基本規律，這是人類作為自然界同一個物種的基礎本質；另一方面，各地自然資源和馴化植物或動物的差異，或無馴化及生產的條件，亦在不同區域的發展進程中，都會有所反映。雖然本文最初緣於筆者對中國新石器時代發生的研究的啟發，但同時也認為，下面所闡明的部分要點，有助於從整體上（holistic）理解人類新石器革命的核心所在。
3、新石器革命的重新定義及其核心指標
筆者認為，新石器革命並不等同於“農業革命”，農業只是人類改變生態龕的副產品之一，不宜以農業為指標探討新石器革命的內涵。在新石器革命過程中，相繼出現了以定居、磨製石器和陶器、農業等為代表的新型生活方式。我們希望瞭解，這些新石器革命的指標相伴出現的背後，有著怎樣的歷史背景？其間存在何種內在關聯？古人的生活在此期間到底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在考古學歷史上，起初以磨製石器和陶器作為新石器時代的特徵與標誌，自柴爾德之後又將農業和定居等因素作為主要特徵和標誌。但是，“隨著考古學研究的不斷髮展，新材料的不斷髮現，顯示出人類文化在世界各地有著不同的發展軌跡，而這四個特徵未必適用於所有地區……各個地區應當根據本區的實際情況，探討本地區新石器時代的標誌以及新石器早期文化的特徵。”[20]所以，若單純以農牧業或陶器、石器等單一指標來定義新石器，這樣做既過於狹窄又不明確。
其次，筆者認為，新石器時代與新石器生活方式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大約一萬年前只有極少數人群，開始改變其生活方式，發明很多新技術。其餘大部分人群仍繼續過原來的遊獵生活，與舊石器時代沒有差別。就此而言，一萬年前，雖然人類已進入“新石器時代”，但並非所有人都立刻開始新石器生活方式。過去曾用是否發現陶器作為指標，來認定考古文化的屬性，論斷其是否進入新石器時代。此作法恐怕存疑。至少有部分過去認定為舊石器時代的細石器文化，實際年代可能相當於新石器時代甚至更晚，不過這些人群依舊以遊獵維生，所以表現得象是舊石器文化。
經過漫長曆程，新石器開拓者們發明的新技術逐漸被其他族群不均衡地吸收：有些族群只吸收用陶器但不定居，有些族群開始半定居，並以捕撈或耕作搭配狩獵生活，有些族群完全不耕作，而有些族群則在文化上也基本上新石器化了。因為轉化的程度不同，後來形成了面貌多樣的新石器文化，因此並不能以固定的狹義的新石器概念來描述。
本文將依據東亞南方地區（主要是稻作區）的資料和經驗，兼及其他地區，著重於討論新石器生活方式的最初開拓者，探討完整的新石器生活方式是如何開始的，“新石器文化”有哪些核心指標作為參考？其間是如何次第出現與展開的？
（未完待續）
註釋：
[1] V. GordonChilde,Man makeshimself,London: Watts & Co.1936。[2] Flannery,
K.V., The Origins ofAgriculture. Review ofAnthropological Research,1973.2: 271-307.
[3]如參見：CharlesDatty,ed., TheNeolithic Revolution: For and Against, New York,1971; AnneBirgitteGebauer and T. Douglas Price 1992. Transitionsto Agriculture inPrehistory.Madison: Prehistory Press;張修龍、吳文祥、周揚：《西方農業起源理論評述》，《中原文物》，2010年第2期，頁36-45；潘豔、陳淳：《農業起源與廣譜革命理論的變遷》，《東南文化》2011年第4期，頁26-34；潘豔、陳淳：《農業起源研究的實踐與理論》，《江漢考古》2012年2期，頁51-69。
[4] L.R.Binford, Post-PleistoceneAdaptions.In: In S.R. Binford and L.R. Binford (ed.)New PerspecticesinArchaeology.Chicago: Aldine Publishing Company, 1968, pp.313-341.
[5]Bar-Yosf O. & Kislev M. Earlyfarmingcommunities in the Jordan valley. InHarris D, and Hillman G eds. Foraging and Farming: The EvolutionofPlantExploitation, Unwin Hyman, London 1989. 632一642.Bar-Yosef,O.& Belfer-Cohen, A.Facing environmental crisis: societal andculturalchanges at the transitionfrom the Younger Dryas to the Holocene in theLevant.In Capper, R.T.J.&Bottema, S.(Eds.) The Dawn of Faming inthe NearEast.Berlin: ex oriente, 2002: 55-66. Bar-Yo-sef, O. The role ofthe YoungerDryas inthe origin of agriculture in West Asia. In Yasuda, Y.(Ed.)The Originsof PotteryandAgriculture. New Delhi: Roli Books, 2002:39-54. Moore, A.M.&Hillman,G.C. The Pleistocene to Holocene transition and human economyinSouthwestAsia: the impact of the Younger Dryas. AmericanAntiquity1992, 57(3):482-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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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Flannery,K.V.,The OriginsofAgriculture. Review ofAnthropological Research,1973.2: 271-307.弗蘭納利從另一種角度提出，由於不同人群佔據的生態位有差而使交換成為必要，人群間的交換會使野生物種從其原生地遷出，依賴人的照管而生存，這樣消除了自然選擇機制，促使動植物開始馴化。Flannery, K.V. Theecology of early food produclion inMesopotamia.Science, 1965, 147 X3663):1247-1256.
[8] Hawkes, K. and O'Connell, J. On optimalforagingmodelsand subsistence transition. Current Anthropology,1992, 33: 63-66.
[9]潘豔、陳淳：《農業起源研究的實踐與理論》，《江漢考古》2012年2期，頁61；崔天興:《“廣譜革命”及其研究新進展》，《華夏考古》2011年第1期。潘豔、陳淳:《農業起源與“廣譜革命”理論的變遷》，《東南文化》2011年第4期。
[10]Ester Boserup, Environment,Population,and Technology in PrimitiveSocieties,Population andDevelopmentReview,1976:2(1),2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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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Kuijt, I. What do we really knowaboutfood storage, surplus, and feasting inpreagriculturalcommunities?CurrentAnthropology, 2009, 50 (5): 641-644.
[13]Cauvin, J. The Birth of theGods andtheOrigins of Agricul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 2000。
[14] Propp, Vladimir 1946. Theoryandhistory of folklore. Minneapolis, Min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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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郭偉民，〈南嶺中心帶史前文化現象考察〉，《考古與文物》，2008年第5期，頁13－17、86；賀剛，《湘西史前遺存與中國古史傳說》長沙：嶽麓書社，2013年；郭靜雲、郭立新，〈從新石器刻紋白陶和八角星圖看平原與山地文化的關係〉，《東南文化》，2014年第4期，頁6—15。
[17] V.GordonChilde,Man makeshimself.
[18]Braidwood, Robert J. PrehistoricMen.8thed. Glenview, IL: Scott, Foresman, [1948]1975.Print; Braidwood,R.J.1960 TheAgricultural Revolution. Scientific American, 203: 130-141.
[19]Graeme Barker，TheAgriculturalRevolution in Prehistory:Why did Foragers become Farmers ? Oxford:OxfordUniversity Press,2006.pp.411-414；ErnestGellner，Pluralismin the Neolithic，Man,NewSeries,Vol. 25, No. 4 (Dec., 1990), pp. 707-709G.
[20]傅憲國，《嶺南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考古學研究（九）》，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年，頁3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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