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能否像GDP一樣被衡量?決定“文明定量研究”的三大問題

什麼是文明?乍一問,還很難回答上來。文明,可能是人類創造出來的最大的概念,公認的是:文明多點好,文明少了不好。

因此,文明也許是一個可以定量的價值問題。這值得慶幸和努力,因為一旦定量,就可以知道“文明運行”是否正常,省了多少艱辛探索。

並非所有的大概念都不能定量,比如經濟,就完成了基本的定量。上世紀30年代一個美國人定義了國民生產總值GDP,1944年佈雷頓森林會議確定GDP為衡量一國經濟的重要指標。目前看來,GDP使用不到百年,儘管不完美,但還算是不負眾望的工具。

文明,卻找不到一個類似GDP的工具,可以拍著胸脯公佈:文明發展總量和人均文明發展值以及排名、增長、增速。

以此看來在關於文明的事情上,人類還不夠文明,還處於人文領域關於善惡價值的唇槍舌劍之中。

文明能否像GDP一樣被衡量?決定“文明定量研究”的三大問題

有三個重要問題,決定了文明能否被成功定量。

問題1:文明有無多樣性?


外星文明和人類文明之間也許存在多樣性,如果生命形態和心智結構存在不同,就會導致不同的價值取向,但這無從猜測。人類文明中,已經消亡衰落的文明比如古埃及、古巴比倫、古印度、瑪雅等,因為已經沒有人在承其衣缽,不能認為是文明多樣性。

是否存在一種共同的人類文明,使得我們今天活著的人所稱的“華夏文明”、“基督教文明”、“伊斯蘭文明”等都只是亞文明呢?

很多學者都支持這個觀點,易中天就論述過“文明求同、文化存異”(源自馬未都的觀點)。他說:

文明求同,是因為人心相同。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文明,講的就是那個“共同之理”,即“核心價值”。中華文明,體現的是華人的共同之理;西方文明,體現的是西人的共同之理;世界文明,則應該體現人類的共同之理。中國文化要走向世界,就必須找到這個“共同之理”。

按照詞典的定義,也是基本支持“文明求同、文化存異”的:

“文明”當名詞用時,等同於“文化”——特指精神財富,如文學、藝術、教育、科學等;

“文明”當形容詞用時,表示更先進的社會和文化;

舊時還把西方現代的事物冠以文明,例如西式婚禮叫文明結婚,西式禮帽叫文明帽,西式手杖叫文明棍兒。

也有學者反對“文明求同”這個觀點,甚至是西方學術大咖。最典型的就是塞繆爾·亨廷頓,已故哈佛大學教授,曾擔任美國政治學會主席。在所有人都忙著推進全球化、構建人類大家園的時候,他寫了本大煞風景的《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把人類的文化衝擊上升到文明衝突。在全球信息交流、人員交往、商品交換快速發展的時代,發出了極不和諧的逆全球化聲音:

我們不一樣——“貓吃魚、狗吃肉、奧特曼打小怪獸”,各人自掃門前雪吧。

這種“文明衝突論”的壞處在於,否定人類文明的共同核心價值,就斷絕了“亞文明”之間相互借鑑的基礎。很多不文明的、沒有價值的垃圾文化都可能沉渣泛起,例如:封建帝王文化、小腳文化、男尊女卑文化、太監文化等。

文明是否存在本質上的多樣性?這決定了文明定量有沒有用、有多大用。如果各自真的是“貓吃魚、狗吃肉、奧特曼打小怪獸”,就不可能存在一個共同的衡量標準。

問題2:文明有無可比性?


文明畢竟是社會歷史發展的產物,因此還是可以找出來很多共同特徵,通過這些特徵來進行文明的定量。例如:

文明對抗野蠻——文明以免於恐懼、不妨礙他人、遇事好說好商量為前提,否則就是野蠻。窮兵黷武不是文明,但以暴易暴、以牙還牙、以直報怨就很難說了。

文明對抗無知——知識、發明、發現是文明的基礎,質能方程可以用來建核電站、造醫療設備,但也可以用來做原子彈。基因編輯、人工智能、大數據、物聯網等很多現代科技的濫用,都會讓人感到社會倫理的擔憂。

文明對抗匱乏

——文明可以利用更多的自然資源,改善人的生活條件。但是破壞生態卻又不文明,要把美式生活作樣板,地球人類如果都過上美式生活,還需要5-10個地球的自然資源才能實現。

文明幫助弱者——文明不會欺凌弱者,因為強弱永遠是相對的,征服了一個弱者,原先稍強一些的就變成新的的被征服對象。但是,文明也不是平均主義大鍋飯,那樣的世界沒有活力。

我們還可以列出文明的很多特徵,但是往往都跟上面這些特徵一樣,本身存在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並不是絕對的越多越好。

就算巧妙解決了這些自相矛盾的地方,那我們最多也就只能得到一張“雷達圖”。下面就是一張典型的手機設計雷達圖,在設計新手機的時候被迫取捨,加強一個性能往往會犧牲另一個性能。

文明能否像GDP一樣被衡量?決定“文明定量研究”的三大問題

這顯然不是我們文明定量的目的,“蘿蔔白菜,各有所好”,每個人對權重的不同定義,反而進一步支撐了文明存在多樣性。

問題3:文明有無收斂性?


“儘管文化是為人‘服務’的,但它們同時也是與人‘作對’的。”

——朱爾斯·亨利《與人作對的文化》

誠如所言,文明從誕生起就是一種妥協,每個人都希望得到更多的自由,但同時也往往意味著承受更多的約束。因此,用“不文明”實現文明,理論上很有可能是終極方案。例如,持槍不文明,但美國人用持槍來捍衛文明;窮兵黷武軍備競賽不文明,但國家之間用核威懾制衡實現和平。

如果確實如此,文明有可能就是收斂在一條“中庸軸”上,這樣我們但凡想要多得到一點“服務”,就必然要多承擔一點“作對”,反之亦然。這種情況下,文明的定量並無意義,根本不值得為之定量,由它去就好。

文明能否像GDP一樣被衡量?決定“文明定量研究”的三大問題

但是另外兩種情況也是可能的:

一種更糟糕,文明以文明的名義,運行在“邪惡軸”上,一旦過了拐點,每進一步文明都在更加減少“為人服務”而增加“與人作對”;

另一種最理想,就是隨著技術的發展和利用,文明運行在“光明軸”上,過了拐點,每進一步都在增加“為人服務”而減少“與人做對”。

如果是後兩種情況,研究文明定量就變得不僅有意義,而且很緊迫。因為世界目前可能就在“拐點”上。


縱觀三個問題,存在文明多樣性或者文明沒有可比性,都會讓文明定量的研究變得沒有價值。文明如果天然自動收斂到“中庸軸”,文明定量就是杞人憂天的“不值得”。

但是,文明如果沒有“收斂性”,則會讓文明定量的研究變得很緊迫。因此,研究文明定量最多就是浪費時間而已,可能會很有意義。

關於文明定量這個話題,今天先開個頭。這個話題不僅有人研究,而且還異彩紛呈。下一篇再一起去探個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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