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說“一生至少該有一次，為了某個人而忘了自己，不求有結果 ，不求同行，不求曾經擁有，甚至不求你愛我，只求在我最美的年華里，遇到你 。
我說，一生至少該有一個四月的日子，不單單看他和3個女人的糾結，甚至不看他的詩，甚至不求你喜歡他，只願你遇到讀到一個最美年華里別樣的徐志摩。
輕輕的我走了，正如我輕輕的來，於靜靜的深夜裡，在柔和的燈光下，我想起了康橋那柔波里的天才詩人徐志摩，他的一生，被放大的是兩段婚姻、三個女人，而他對時政的見解和愛國情懷，以及他在其他領域的成就，卻漸漸地不為人知。
現在我們輕輕地推開時光記憶之門，去遇見你眼中別樣的徐志摩吧。
在動盪起伏的上個世紀20年代，八國聯軍侵華的奇恥大辱，讓一批批青年才俊懷著強烈的為國為民的情懷，走出國門，求學海外，共赴一場救國曆程，徐志摩便是他們中的一個。
1918年8月，他渡海到美國求學，尋求救國之道。
徐志摩1915年畢業於杭州一中，先後就讀於上海滬江大學、天津北洋大學和北京大學。1918年8月14日，上海十六浦碼頭，“南京號”輪船緩緩起錨離岸。年輕的徐志摩飄逸灑脫地立在船頭，與送行的家人一一揮手告別，赴美國克拉克大學學習銀行學。
風華絕倫的他二十二歲，在尋求救國之道，他打算留洋回國後，接管家中事業，或加入政府官僚體系。他想從經濟入手來推動中國社會的發展。
《徐志摩傳》的作者韓石山這樣描述他這段時間的學習：
徐志摩和三位中國室友，一起設定了嚴格的作息時間表，原來那個世人心目中似乎一心忙著談戀愛的徐志摩，
早上6點鐘就起床，7點鐘一起聚會，相互砥礪，不忘國恥，之後便匆匆投入自己專業的學習；晚上學到十點半歸寢，再對著祖國方向一起唱國歌，相互激發自己的愛國熱情；學習的閒暇閱報，瞭解國家大事，他堅持著那個年代中國青年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的強烈願望。這樣緊張而忙碌的生活，讓他在學業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十個月就畢業，獲學士學位，得一等榮譽獎。
1919年底，徐志摩來到紐約，進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專攻政治學。充滿競爭和壓力的大都市進一步激發了徐志摩的愛國熱情，也讓他對社會主義思想產生了興趣，他的目光不再停留在實業救國，轉而關注社會問題。
此刻，鋪展在我們面前的是徐志摩沒有一點情愫纏綿的愛恨，他在日記中寫到：“有女子唱極蕩褻，心為一動，但立時正襟危坐，只覺得一點性靈，上與明月繁星相照應，這眼前一派笙歌色相，頓化浮雲。他真正收穫的並非是課堂上的知識，而是被點燃的愛國激情。”
1920年，徐志摩以畢業論文《中國婦女的社會地位》結束了在哥倫比亞大學的日子。
1921年在英國求學，遇見康橋，結下了一生的康橋情結。
買棹橫渡大西洋,赴英“從羅素”。這在他短暫的一生中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
為了追隨哲學家、和平主義社會活動家伯特蘭·羅素， 1921年徐志摩便放棄了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學位，隻身來到了劍橋。
劍橋又名康橋，他沒有尋到羅素，在劍橋院內的草坪上，在夕陽下的碧波岸邊，他遇到了狄更生，在狄更生的介紹下，他以特別生的資格被允許在劍橋大學皇家學院學政治，攻讀博士學位。
徐志摩在做詩人之前的理想是做一個政治家。
康橋時光是徐志摩短暫一生中最愉快的一段日子。他曾經這樣寫到：“我在康橋的日子可真是享福，深怕這輩子再也得不到那樣蜜甜的機會了。我不敢說康橋給了我多少學問或是教會了我什麼。我不敢說受了康橋的洗禮，一個人就會變氣息，脫凡胎。我敢說的只是—就我個人說，我的眼是康橋教我睜的，我的求知慾是康橋給我撥動的，我的自我意識是康橋給我胚胎的。”康橋可以說是徐志摩一個重要的人生驛站，也是他人生重大轉折點。
在這裡他學業精進，在這裡他結束了和張幼儀的婚姻，在這裡他偶遇靈魂知己。
在這裡他開始步入文學殿堂。情感的孤獨與美景的融合，個性的追求與現實的困頓，使徐志摩在娓娓的康河波光瀲灩，神思恍惚中沉澱了不少文學孕思。
他的老師這樣回憶徐志摩在劍橋的形象：
“經常手持中國書畫手卷，跟老師同學們高談闊論，朋友滿劍橋，特別在國王學院，是一個相當有名氣的人物。”
輕輕的我走了，他輕輕揮手，匆匆與康橋作別。
在那個夕陽沐浴下的康橋，他最後一次注視柔波，水草，最後一次散步在康橋河邊，1922年8月，他突然決定回國，並放棄了博士學位。學院給了他相當高的評價：“持智受禮，放眼世界”。
他離開康橋除了是要追尋林徽因的腳步，還有一個少有人知道的理由——恩師梁啟超有一個“中國的文藝復興”計劃，需要他回國相助。
他涉獵廣泛，多有建樹，不僅僅是個詩人。
多少人，在某一門藝術上有所建樹就已是人才。而徐志摩，似乎有個金指頭，在他沾染過的任何的領域，都有驕人的成就。已然是詩人了，而人們發現他的愛國情懷那麼熱烈。已然是文學家了，轉過身又發現，他還是最早將相對論介紹到中國的學者之一。
徐志摩這一生，要說他堅持了什麼政治思想，其實並不明確。但有一件事他堅持，那就是愛國。
回國後的兩三年間，在建樹詩人聲望的同時，他更多的是以時政評論家的身份說話。他的散文中最精彩的也是這類文字，《晨報副刊》是他的陣地。
他積極參加學潮，還寫了《即使打破了頭，也還要保持我們靈魂的自由》一文，公開表態：“他要保全學潮裡那一點理想的星火不滅，要積極同情這番拿人格頭顱去撞開地獄門的精神。”
他在1928年5月3日的日記中寫到：“國內青年的愛國運動在我胸中激起了同樣的愛國熱情”。
《安斯坦相對主義（物理界大革命）》發表在1921年4月15日的《改造》雜誌上，這也讓他成為中國最早翻譯、介紹愛因斯坦相對論的作者之一。
他以詩人的想象談論相對論，其中也有不少不合乎原旨、甚至是謬誤之處，在當時，對沒有什麼理論基礎的國人通俗瞭解相對論、普及相對論知識仍然具有重要的意義。
他的一生雖然短暫，卻給人們留下了數百萬字的詩文和許許多多跌宕多姿、耐人尋味的故事。在上海市檔案館館藏的上世紀二十年代的多種報刊中，閃現著徐志摩活躍的身影，其作品中詩歌、小說、散文、譯文無所不包，甚至不乏通俗活潑的科學論文。反映出五四文人肩負歷史使命和責任,在重重困難阻力中,積極探索救國救民的道路,實現自身價值和理想,於曲折中始終向前的時代精神和勇敢擔當。
今天我們不讀他的詩，看他的愛情，瞭解認識了一個不一樣的徐志摩，現在讓我們在他的一句詩中結束我們對他靈魂的又一次拜訪吧：“輕輕的我走了，正如我輕輕的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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