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理學作為一代學術思想，經過北宋10多年的發展，由北宋時的民間之學發展到南宋時，特別是宋孝宗至寧宗期間，“可謂理學的繁盛時期”，確立了正統思想的地位，並對南宋文人學士創作心態的演變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靖康之變以後，宋室南渡，大批儒家學者也紛紛南遷，南宋統治集團內部，從宋高宗到宰執趙鼎、張等都竭力推崇理學，而在北宋時期影響極大的以王安石為代表的“新學”、以蘇軾兄弟為代表的“蜀學”卻漸趨向衰微。特別是南宋中後期（宋孝宗至寧宗朝）程、朱理學則得到極大的發展，其間，著名理學家輩出。除了素被稱為理學集大成的朱熹之外，正統的理學家還有陸九淵、張栻、呂祖謙等人，各立門戶，理學呈現出鼎盛的局面。
同時，南宋理學得到了朝廷的大力倡導和扶持，使之成為官方哲學和統治思想，佔據了思想文化領域的正統地位。南宋末期，理學家真德秀、魏了翁等人鞏固程朱之學，並用以規範人，匡正士風。宋代理學作為一種文化哲學，它“揚棄了前代儒學強調外向性事功行為的思維特徵，基本上形成了一種內省’之學，其核心表現為由客體世界向內在主體的收斂，重視對內心生活的感悟與體認”。其中，作為“心性義理之學”的程、朱理學，在人格的自我實現中，教人如何“正心誠意”地“窮理盡性”，以期成賢作聖，達到某種人格的自我完善，關注“內聖外王之道”，豐富了士人階層對傳統道德人格修養的理想追求。梁啟超先生曾說“內聖外王一語，包舉中國學術之全體，其旨歸在於內足以資修養外足以經世。”
內聖是人知得自己心性天理之善，取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之路經，這是一種內在的品德修養，是對善的最高境界的領悟和追求。外王即是把個人的道德修養推廣出去，以齊家、治國、平天下為己任。正如《中庸》所言“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合內外之道也。便是由己及人，立己立人，從修以敬出發，達到“修以安人”、“修以安百姓”的理想價值。程、朱理學大力主張“存天理，去人慾”，卻不是籠統地禁絕一切情慾，而認為情乃“性之動”，是“已發”之物，其中有“善”有“不善”，因此主張人們要“性其情”，使情“發而中節”，“中則無不正”，如此則情必“善”，“善”即合於“理”，即須以“理”節“情”，合乎禮義道德。
在這種理學觀念的薰染和規範下，宋代（尤其是南宋）文人士大夫與唐人的浪漫多情、外向熱烈而不重理性的風格大異其趣，大都注重內心世界的感悟與體認，體現出一種內斂自省的理性心態，追求高雅不俗的生活情趣和審美趣味。理學盛行後的南宋文人學士比起北宋時期更加溫文爾雅，舉止“中節”而合“理”，更加重守道義，瀟灑而又厚德。南宋文人心態的這種轉變，體現於婉約詞壇的創作情況中，一方面，在曲子詞的創作中，北宋詞寫男女之情的較多，且寫得也較直率和放縱，歌筵酒席之間贈伎、詠伎者較多；南宋此類詞一般寫得比較含蓄，語言也較雅潔糅合作者身世之感的婉約詞作大量增加，而純粹狎妓、贈妓之作則相對較少。
與此同時，自然界中的山水雲林，清笙幽笛，品竹賞梅等詠物詞，體現著南宋士人崇尚雅趣的生活情調；另一方面，南宋詞論家們評賞詞作往往鄙視那種溺於豔情、蕩而不返的作風，主張寫相思戀情要“發乎情，止乎禮義”，大旨歸於雅正。例如張為史達祖《梅溪詞》作序，稱讚其“有瑰奇、警邁、清新、閒婉之長，而無詒蕩晦淫之失”，張炎著書《詞源》主張作詞須是“去浮豔，樂而不淫”等，婉約詞在南宋可謂曲終奏雅。綜上所述，不難得出如下的結論南宋詞壇創作主體（即文人群體）所處的歷史文化環境，對婉約詞的藝術創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南宋日益熾烈的黨爭環境，使絕大多數文人學士捲入其中，一些有正義之心的士大夫文人受到冷遇、排擠，乃至打擊。
一些不願意投身朋黨之爭的文人則終身布衣，不仕朝廷，他們將自身的情感、抱負及理想等轉而投入曲子詞的創作中，尤其是婉約詞的藝術創作在南宋中後期佔據主流地位，這與文人學士身處嚴酷的政治處境亦不無關聯。與此同時，經濟文化重心由北移南，南宋以都城臨安為代表的城市經濟得以持續發展，大批江南才子文人的湧現，為婉約詞大量抒寫男女戀情、風花雪月、相思離別、江南風物等題材內容，提供了創作基礎。而且，受到理學觀念的薰染，婉約詞在南宋中後期壇創作傾向日趨“發乎情，止乎禮義”，歸於雅正，在一定程度上也促使婉約詞的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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