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理学作为一代学术思想，经过北宋10多年的发展，由北宋时的民间之学发展到南宋时，特别是宋孝宗至宁宗期间，“可谓理学的繁盛时期”，确立了正统思想的地位，并对南宋文人学士创作心态的演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靖康之变以后，宋室南渡，大批儒家学者也纷纷南迁，南宋统治集团内部，从宋高宗到宰执赵鼎、张等都竭力推崇理学，而在北宋时期影响极大的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学”、以苏轼兄弟为代表的“蜀学”却渐趋向衰微。特别是南宋中后期（宋孝宗至宁宗朝）程、朱理学则得到极大的发展，其间，著名理学家辈出。除了素被称为理学集大成的朱熹之外，正统的理学家还有陆九渊、张栻、吕祖谦等人，各立门户，理学呈现出鼎盛的局面。
同时，南宋理学得到了朝廷的大力倡导和扶持，使之成为官方哲学和统治思想，占据了思想文化领域的正统地位。南宋末期，理学家真德秀、魏了翁等人巩固程朱之学，并用以规范人，匡正士风。宋代理学作为一种文化哲学，它“扬弃了前代儒学强调外向性事功行为的思维特征，基本上形成了一种内省’之学，其核心表现为由客体世界向内在主体的收敛，重视对内心生活的感悟与体认”。其中，作为“心性义理之学”的程、朱理学，在人格的自我实现中，教人如何“正心诚意”地“穷理尽性”，以期成贤作圣，达到某种人格的自我完善，关注“内圣外王之道”，丰富了士人阶层对传统道德人格修养的理想追求。梁启超先生曾说“内圣外王一语，包举中国学术之全体，其旨归在于内足以资修养外足以经世。”
内圣是人知得自己心性天理之善，取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之路经，这是一种内在的品德修养，是对善的最高境界的领悟和追求。外王即是把个人的道德修养推广出去，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正如《中庸》所言“诚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合内外之道也。便是由己及人，立己立人，从修以敬出发，达到“修以安人”、“修以安百姓”的理想价值。程、朱理学大力主张“存天理，去人欲”，却不是笼统地禁绝一切情欲，而认为情乃“性之动”，是“已发”之物，其中有“善”有“不善”，因此主张人们要“性其情”，使情“发而中节”，“中则无不正”，如此则情必“善”，“善”即合于“理”，即须以“理”节“情”，合乎礼义道德。
在这种理学观念的熏染和规范下，宋代（尤其是南宋）文人士大夫与唐人的浪漫多情、外向热烈而不重理性的风格大异其趣，大都注重内心世界的感悟与体认，体现出一种内敛自省的理性心态，追求高雅不俗的生活情趣和审美趣味。理学盛行后的南宋文人学士比起北宋时期更加温文尔雅，举止“中节”而合“理”，更加重守道义，潇洒而又厚德。南宋文人心态的这种转变，体现于婉约词坛的创作情况中，一方面，在曲子词的创作中，北宋词写男女之情的较多，且写得也较直率和放纵，歌筵酒席之间赠伎、咏伎者较多；南宋此类词一般写得比较含蓄，语言也较雅洁糅合作者身世之感的婉约词作大量增加，而纯粹狎妓、赠妓之作则相对较少。
与此同时，自然界中的山水云林，清笙幽笛，品竹赏梅等咏物词，体现着南宋士人崇尚雅趣的生活情调；另一方面，南宋词论家们评赏词作往往鄙视那种溺于艳情、荡而不返的作风，主张写相思恋情要“发乎情，止乎礼义”，大旨归于雅正。例如张为史达祖《梅溪词》作序，称赞其“有瑰奇、警迈、清新、闲婉之长，而无诒荡晦淫之失”，张炎著书《词源》主张作词须是“去浮艳，乐而不淫”等，婉约词在南宋可谓曲终奏雅。综上所述，不难得出如下的结论南宋词坛创作主体（即文人群体）所处的历史文化环境，对婉约词的艺术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南宋日益炽烈的党争环境，使绝大多数文人学士卷入其中，一些有正义之心的士大夫文人受到冷遇、排挤，乃至打击。
一些不愿意投身朋党之争的文人则终身布衣，不仕朝廷，他们将自身的情感、抱负及理想等转而投入曲子词的创作中，尤其是婉约词的艺术创作在南宋中后期占据主流地位，这与文人学士身处严酷的政治处境亦不无关联。与此同时，经济文化重心由北移南，南宋以都城临安为代表的城市经济得以持续发展，大批江南才子文人的涌现，为婉约词大量抒写男女恋情、风花雪月、相思离别、江南风物等题材内容，提供了创作基础。而且，受到理学观念的熏染，婉约词在南宋中后期坛创作倾向日趋“发乎情，止乎礼义”，归于雅正，在一定程度上也促使婉约词的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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