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记忆中，相比于其他人的家庭，我的家族可谓庞大。我父亲那一辈有兄弟姐妹7人，所以等到了我这一辈，人丁更是兴旺。我们家有在运营商工作的，有在学校工作的，也有在电力系统工作的，各行各业都有，同样也为我带来了四面八方的声音。
青年成长史
当时的杭州，相对于上海和广州，显得没有那么“潮”。但我家是很“与时俱进”的家庭，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小霸王学习机刚上市不久，我就拥有了第一台学习机。
作为孩子，我最喜欢去的地方首先是少年宫，其次是省科协。在少年宫，总有很多朋友一起相聚，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在省科协，经常会办一些在当时看来特别有未来感、特别炫酷的展览。我记得第一次见到静电球就是在那里，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现在想起来，那是我最早接受科技启蒙的地方之一。
或许正是因为从小听得多、见得多，父母除了严格管束我的学习以外，并不拘束我接受新鲜事物，所以我从小就特别“不安分”。从高中开始，我就琢磨要做点什么。暑假，我都会到电脑市场找工作，帮忙卖电脑，也有一早起来送牛奶、给初中生做家教之类的工作。相较于同龄人，我这些接地的工作还算多。
做得多了，也就会有更多想法，互联网是一个很好实现想法的地方，就捣鼓出了一些动静。早在高中时我就被几大媒体做了整版专访，也让我在杭州的IT圈小有名气，从而成为阿里巴巴的第一批实习生。我记得当时去的时候，整个阿里巴巴在职的不过2000人，而现在，阿里巴巴已有4万余人。
《浙商》杂志致敬改革特别报道
支付“情怀”
从实习开始，我在阿里巴巴一待就是7年。印象最深刻的是2007年。那年的一个周三晚上和当时支付宝总裁陆兆禧吃饭，他说，未来支付宝要更国际化，上海的金融优势明显，总部会放到上海，你们7个人就是支付宝新总部的founder。周五我们就开始在上海找房了。
这对当时的我而言，是莫大的挑战，同样也是莫大的激励。说干就干，不到半周，我们就踏上了去上海的路。
在连续拿了几年支付宝的年度大奖后，最高时支付宝一半以上的外部商户流水都在我名下，我发现业务的战略结构要进行变革，支付宝不能再只是一个服务B端（企业）的支付工具，而要成为C端（消费者）用户有感知的用户端产品，但是怎么切入呢？
当时阿里还是大淘宝战略，所有C端产品都在淘宝这个流量入口。我想到了生活缴费，因为支付需要有稳定的频次，而水电燃气每月都要缴费，不过业务开展初期很艰难，和第一个合作伙伴的谈判就谈了大半年，是后面开拓客户时间的10倍。
而后由我发起负责的首个C端战略产品“生活助手”正式升级成为公司战略，“聚生活，散支付”。“生活助手”（当时也是最早提供在线火车票代购的）为支付宝打开了局面，很快，这一服务席卷全国。团队后来成为支付宝的用户事业部，很多银行和公共事业单位回顾这行业的变革时，都还能想起轩辕（我在阿里时的花名）。
2013年，我转战百度，着手建设百度的金融业务。当时我的团队是“三新团队”：新业务、新管理班子、新团队，团队总共不到十人。不过，随着团队的努力，百度金融板块很快就打开了局面，用2年时间把行业10年的能力追平。及至2017年我离开百度创立UNPay（优付全球），基于百度钱包发展而来的百度金融生态已初显端倪。
UNPay的总部位于新加坡，成立以来已迅速布局全球市场，已经在中国、印度尼西亚、印度、新西兰、英国和中国香港设立公司，积极开拓与当地各大机构合作。同时，马来西亚、阿联酋、西班牙、美国、加拿大等地区的公司也在同步筹建中，短短时间内已成为全球覆盖最广泛、最深入的新型支付间服务网络之一，被多家国际顶级机构评价为近几十年来最有可能成为下一代超级Visa的新型支付巨头。
转过头来看，从我进入阿里巴巴，到创立UNPay，中国支付产业经历了从无到有再到繁荣的进阶。现在，我们要做的是加速更多国家的支付现代化进程，培养更多的本地支付宝、Paypal等支付业态，同时把各国各地的数字支付联结起来，成为一个全球化的支付服务网络平台，实现支付间的全球互通。要做成这件事，中国支付的强大以及对外开放都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从事的事业就得益于改革开放的大业，以及当年中国把信息化人才作为重点人才培养的战略，中国有丰富的场景和互联网研发资源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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