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悲慘世界》中文版問世,他們努力了半個世紀


為了《悲慘世界》中文版問世,他們努力了半個世紀

雨果

1

“今天,1861年6月30日,上午八點半,當一輪紅日掛在我的窗扉時,我寫完了《悲慘世界》。”

當維克多·雨果寫下這段話時,離他正式提筆創作的時間,已經過去了近18年。

18年裡,雨果被捲入政鬥、被流放大西洋,如同《悲慘世界》男主角冉·阿讓,吃盡了苦頭。

書中,冉·阿讓的鐵漢柔情,芳汀的悲慘命運,珂賽特的單純可愛,以及整部作品散發出的人性光輝,讓幾代人感動流淚。

然而,我們一直忽略了一個問題:

是誰讓幾代中國人流淚?

是書中人物顛沛流離的命運?是戰爭中每個人的身不由己?還是雨果本人的遭遇?

都不是。真正感動作者的,是書中無比流暢、起伏跌宕的譯文。

這些精心玉砌的方塊字,讓我們與另一個國度的起了靈魂共振的神奇效應。

鮮為人知的是,《悲慘世界》第一版中文譯本的誕生,前前後後經歷了50年。

翻譯這套書的人,是一對夫妻,他們從結婚那年,就開始著手翻譯。

他們沒有預料到,他們翻譯這部作品的歷史,演變成了另一部“悲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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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渡輪

2

1921年,中國準備送第一批中國學生去法國留學。

那批年輕人中,有個剛滿18歲的小女生,特別搶眼。

她叫方於,出生於書香世家,父親方毅是上海商務印書館詞典編輯部的部長。

良好的家庭背景,自小的書香薰陶,塑造了她出眾的女性氣質。

在去往法國的船上,不少男同學都想跟她搭訕,她置之罔聞——她一直在注意一個站在船頭的男同學。

那男生高瘦俊秀,正望著大海前方,眼神精光閃爍,頗具臨岸當風的古人風度。

方於走了過去,一臉天真爛漫地跟那男同學打招呼:“我叫方於,你叫什麼名字?”

男同學這才晃過神,慌張地說:“我叫李丹,今年20歲,準備去法國學習小提琴。”

方於忍不住笑道:“李丹……好女性化的名字……”

她見李丹怔怔望著她,臉頰微微一紅,正色道:“我去學法國文學,以後,請多多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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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

3

到了法國,方於和李丹分手了。方於去了里昂大學,李丹去了里昂音樂學院。

目的地的不同,決定了兩人向左走和向右走;然而命運的奇妙,卻讓分向左右兩頭的直線開始彎曲、交叉,再度重疊。

學習文學的方於,突然對音樂有了興趣,她跑到里昂音樂學院報了個聲樂班。

學習音樂的李丹,突然對文學有了興趣,他經常跑到里昂大學聽學術講座。

他們一次次重遇,一次次一起學音樂、聽講座、討論法國文學,不管在本校還是在對方的學校,都繞不過彼此。

最開始的萍水相逢,逐漸演變成了兩個人的甜夢。

很快,六年過去了。

1927年,方於畢業了,李丹還要學習一年。

李丹把方於送上回國的船,方於回過頭,笑著說:“我要回國了,以後,我等你回來!”

那畫面,像極了他們的初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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冼星海

4

回國後,方於進了上海音樂學院當法語老師。

她的學生裡,有個男生,叫冼星海——就是後來寫出《黃河大合唱》那名音樂家。

冼星海出生貧戶人家,但天資聰穎,更難得的是,他有超乎常人的音樂天賦。

方於對這名學生喜愛有加,經常在課餘時間,給他傳授音樂知識。

當時的上海音樂學院,師資力量貧乏,很多課程都成了空缺,被音樂老師佔用。

對此,冼星海很是不滿,他帶領其他同學一起,衝進校領導辦公室討說法。

校領導大為火光,對方於一頓訓斥:“你是怎麼管教自己學生的?”

方於卻佔到學生一方:“他們沒錯,學校本就是學習知識的地方,校方不能滿足學生的需求,該反省的是你們!”

方於及其學生被轟出辦公室。

沒幾天,學習通知:冼星海帶頭鬧事,予以開除學籍;老師方于思想有問題,現立即解聘。

當時已是1928年,全國戰亂不斷,人民失業流離。

被解僱的方於走在街上,看著曾經繁華的街道已經千瘡百孔,心裡特別難受:“我多希望能為這塊多難的土地做點什麼。”

這時,李丹也學成歸來。

她緊緊抱著分隔一年的方於,許久,才想起什麼。他從行李中掏出一套書:“我最近看的這套書,特別好,我捨不得丟掉,就帶回來了。”

那是套法文書,名字叫做《Les Misérables》。

翻譯過來,就是《悲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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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慘世界

5

1929年,兩人結婚了。

那套《悲慘世界》,也被兩人翻得幾近散架。

這天,方於盯著這套書的“作者序”,很久,很久。

“只要因法律和習俗造成的社會壓迫還存在一天……只要本世紀的三個問題———貧窮使男子潦倒,飢餓使婦女墮落,黑暗使兒童羸弱———還得不到解決……只要這個世界上還有愚昧和困苦,那麼,和本書同一性質的作品都不會是無用的。”

她突然抬起頭,彷彿想通了什麼:這不就是自己該做的事情嗎——

將《悲慘世界》翻譯成中文。

書中的芳汀、珂賽特,不就是正在遭逢戰亂的廣大苦難百姓嗎?

就用這套書的中文版,當做送給人民的禮物吧!

她當即把這個想法告訴了李丹,李丹贊成道:“或許,當時國家送我們出國,就是為了今天讓我們幹這件事吧!”

說幹就幹!

兩人分了工:李丹法語水平好,負責翻譯;方於比較細心,負責校譯。

他們閉門不出,夜不歸寢,一門心思都付諸書案。

終於,在年底之前,他們完全翻譯出了《悲慘世界》的一、二兩部。

方於問:“書名叫什麼呢?”

李丹說:“‘Les Misérables’是悲慘的意思,現在的國家已經這麼悲慘,直譯不太好……就叫《可憐的人》吧。”

《可憐的人》,是否沒有《悲慘世界》來得浪漫與傳神?

但那是在抗戰前夕,在戰亂頻繁之際。

在戰亂中,浪漫,是很奢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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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印書館

6

方於通過父親的關係,將譯稿交到了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的負責人看了譯稿,無不拍手稱好。他們準備將這兩部分九冊出版。

然而,還沒來得及完全出版,日本的飛機就飛過來了。

1932年,“一·二八事變”爆發,一枚導彈將商務印書館炸得粉碎,底稿化為灰燼。

夫妻兩人心痛無比,但他們強行振作起來,再寫了一份手稿,將其寄到香港商務印書館,然後等待回信。

他們等啊等,一等就是五年,等來了抗日戰爭。

戰火很快蔓延到上海,他們不得不帶著兩個孩子,一路逃亡到越南,再從越南轉到雲南,然後在雲南定居、任教。

他們一直等到抗戰結束,也沒等來香港那邊的消息。

而此時,《悲慘世界》的書籍,也在戰亂中丟失了。

這部鉅著的中文版,貌似就要到此為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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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慘世界

7

1954年的一天,李丹正在課堂上教小提琴,方於突然來找他,遞給他一封信。

信是國家文化部寄來的,文化部那邊看過已出版的《可憐的人》,覺得這部作品很好,翻譯也很到位,邀請李丹重譯。

李丹無比激動,放學後,他畫了個封皮,在封皮上,工工整整寫上四個字——

悲慘世界。

這次,李丹下了更大的功夫,他決定不再直譯,而選擇意譯,讓譯文更符合中國人的閱讀習慣。

這一頭扎進去,就是四年。

1958年5月,《悲慘世界》第一部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引起社會轟動。

次年,第二部出版,再次受到廣大好評。

又幾年後,第三部已經印刷好,即將出版。這時候,那場人人膽寒的浩劫爆發了。

《悲慘世界》被丟進大火,因為那是反面教材。

李丹、方於夫婦也被抓了,罪名自不必多說。

從第一版手稿被毀,到重譯的書籍被燒,前前後後,不過二十多年。

而書的命運,以及人的命運,彷彿經歷了一世輪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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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於

8

12年後,李丹、方於夫婦才被放出來。

那年,李丹70歲,方於也68歲了。

被關的日子,李丹老得很快,牙齒掉完了,背直不起來了,身子瘦得就像被抽乾的海綿,風一吹就會倒。

方於攙扶著他回到家。

家,變成了一堆大火燒過的灰燼。

老兩口跌坐在灰燼中,用手在土裡刨啊刨,刨出一個箱子,箱子上有兩個被老鼠挖開的洞。

李丹顫顫巍巍打開箱子,裡面是《悲慘世界》第三部的翻譯手稿,已經被老鼠啃咬得不成樣子。

李丹抱起手稿,失魂落魄地走遠了。

這時候,一名學生聽說老師被放出來了,就來找他們,並把老兩口接到自己的宿舍:“這裡很安全,李老師,您就安心在這裡搞翻譯吧。”

李丹經常一坐就是一晚上。他不停抽菸,不停翻閱法語詞典,盯著《悲慘世界》法文書一動不動,卻很少下筆。有時候他會毫無徵兆地落淚,有時候甚至咯出血來。

方於看到,不敢說話,跟著落淚。

她知道:“老伴已經被折磨得神經衰弱,他的日子不多了。”

有一天,方於正在打盹,李丹用手輕輕拍醒她:“老伴,你看,我把第四部翻譯出來啦!”

方於找來箱子,將第三部、第四部裝在一起,等到以後出版社的人來取。

沒過多久,李丹不行了。

方於趕緊將老伴送去醫院,但李丹突然醒了:“把第五部給我,我在醫院把它翻譯完!”

沒幾天,方於接到醫院的電話:“您愛人去世了。”

方於跑到醫院,整理李丹遺物。她在李丹的枕頭下,找到幾張寫滿字的香菸盒。

那些字,是關於第五部的斷想。

那些字,是李丹永遠的遺憾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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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於

9

李丹去世後沒多久,第三部、第四部的手稿被出版社取走了。

如今,人不在了,譯稿也不在了,空蕩蕩的房間,只剩方於一人。

她不吃不喝,面對著李丹的遺像,一看就是一整天。

她在想什麼呢?

是恨嗎?肯定的。任何人經歷那樣的事情,都會有恨。

但,恨能解決問題嗎?它除了擊垮自己,自己什麼也得不到。

但如果不恨,就只剩遺憾。

而遺憾,是人生中最痛苦的事。

方於突然走到書案前,打開了《悲慘世界》法文版最後一部——

我什麼都改變不了,但至少,我能努力彌補老伴的遺憾。

更何況,那也是自己年輕時候的願望啊!

年輕時候……多麼遙遠的感覺與記憶啊,仔細一算,大半輩子都過去了。

那時候,風中的翩翩少年,是自己眼中唯一的風景。

而如今,再也見不到那個身影了。

那個人再也無法執筆了——

那麼,就借我的手,來完成你未完成的事吧!

九個月後,人民文學出版社取來了《悲慘世界》第五部的譯稿。

令人稱奇的是,第五部的文風、句法、修辭、斷句,跟前面四部完全統一,感覺就像是同一個人翻譯出來的。

據前去取稿的人說:“方老師蒼白瘦削,如同大理石浮雕。”

方於的鄰居反映,她整天就趴在書桌上,寫啊寫的,一天只喝一碗稀飯。

方於真的用她的手,彌補了李丹的畢生遺憾。

那一年,是1979年。

離他們新婚燕爾就馬不停蹄翻譯《悲慘世界》的時間,剛好過去50年。

為了《悲慘世界》中文版問世,他們努力了半個世紀

悲慘世界

10

《悲慘世界》經過無數版重印,如今差不多成為家家戶戶必讀書目。

新出版的《悲慘世界》,用紙、印刷、包裝都堪稱一流。

然而讀完李丹方於的譯本,都找不到記錄李丹方於夫妻兩人的隻字片語,更別提他們所經歷的一切。

網上的照片亦是如此,只有方於的,沒有一張李丹的。

半個世紀的翻譯史就像一陣輕塵,風輕輕一揚,就沒了蹤跡。

第一版中文版出來後,各大出版社都陸陸續續出了自己的翻譯版本。當中有的蹩腳,有的流暢;有的下了大功夫,有的一兩個月就完成;有的開闢了更為精緻的用詞造句,有的直接奉行“拿來主義”……

沉重的歷史,就這樣被逐利為目的的新歷史所取代。

希望有一天,我們翻開新的《悲慘世界》的版本,在最開始的譯者篇目,就能看到關於李丹方於的動人故事。

因為有的歷史,就應該予以銘記,而非拿來忘記。

因為後來人應該學會,怎麼去尊重前輩。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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