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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衝擊之下，加大了“六穩”的壓力，提升了產業轉型、調整、創新的緊迫性，進一步強化了新興產業、新業態、新經濟模式的地位，也暴露了公共衛生和基礎醫療的不足。
◆新冠肺炎疫情衝擊之下，加大了"六穩"的壓力，提升了產業轉型、調整、創新的緊迫性，進一步強化了新興產業、新業態、新經濟模式的地位，也暴露了公共衛生和基礎醫療的不足。
◆綠色金融最終理念是通過金融資源分配引導生產和消費綠色，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確保社會可持續發展。新冠肺炎疫情中，在線運營和數字經濟不僅僅具有抗疫性，而且極具綠色特徵。尤其社會可持續發展最基本的是要保證人的生命安全和衛生健康。疫情衝擊之下綠色經濟及綠色金融的內涵再次顯化，進一步豐富和明確。
◆防疫導致社會與經濟的停擺，顯化民生需求的根本、產業鏈的核心地位、戰略新興產業的未來、綠色抗疫的高質量特徵。金融之於實體如同血液，當此復工復產之際金融應超常規支持實體，支持防疫和保障民生，維護產業鏈完整和持續升級，繼續助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綠色金融更應發揮可持續金融的作用，支持實體有序復工復產，幫助經濟社會盡快回歸常態。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綠色金融於高質量發展的目標趨同，新冠肺炎疫情豐富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綠色金融發展的內涵。支持短缺經濟避免浪費、服務安全與健康以保障人的發展可持續、維護產業鏈完整及促進產業提質增效、綠色生產，也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綠色金融發展的應有之義。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供給和需求部分中斷，經濟遭受短期打擊，供給側和需求側結構性問題進一步凸顯；長期則提高了中國產業對創新和健康的重視，增強了中國對經濟新動能的方向和模式的認識。同時也賦予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綠色金融新的內涵。
疫情衝擊加快市場出清和補短板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在調結構，糾正經濟扭曲，優化要素配置，以實現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高質量發展。然而新動能的醞釀、新經濟替代舊經濟需要時間，供給側結構性調整亦需兼顧經濟平穩過渡，傳統低效的經濟部分仍然在一定容忍度內運行。新冠肺炎疫情衝擊之下，需求側投資、消費和出口急劇下降，加快暴露供給側與需求側的扭曲和經濟短板，檢驗了產業鏈的韌性與再生能力，並強制性的對無效、低效的供給出清，加快催發對有效需求的供給。例如，因為防疫封城、限制交通、限制生產等措施，市場需求弱的、債務槓桿較高的傳統型企業受到供需雙向擠壓，加速破產；諸如防疫藥品和防疫裝備等市場急需的產品生產企業，醫療健康、在線教育、在線辦公支持企業，則加快產能釋放和市場擴張。中長期看，過剩經濟、無效和低效經濟在新冠肺炎疫情催化下加快出清；而對生命健康、公共衛生服務、5G、物聯網、人工智能等存在短板行業則將吸引更多的資源投入。
疫情衝擊擴展了供給側改革的內涵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將降低生產對勞動力、土地、資源的消耗使用，轉而更多的投入人才、技術、知識、信息等高級要素，改變產業資源能源消耗過多、產業低級的局面。為此，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要通過制度變革、結構優化和要素升級實現產業的改革、轉型、創新，以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過去“三去一降一補”的供給管理起到優化傳統經濟結構的作用，但也增加了“穩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的壓力。如何在製造業存量調整中催生增量，極大的催化新興產業，並促進傳統產業技術升級，成為“六穩”壓力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突出課題。新冠肺炎疫情衝擊之下，加大了“六穩”的壓力，提升了產業轉型、調整、創新的緊迫性，進一步強化了新興產業、新業態、新經濟模式的地位，也暴露了公共衛生和基礎醫療的不足。從而在供給側結構改革中不得不更加重視諸如新冠病毒疫情衝擊及經濟體制深化改革等制度變量、公共衛生醫療等公共治理短板因素，以確保整體社會的高質量發展、可持續發展。
疫情衝擊彰顯綠色經濟的可持續性
綠色經濟是農業經濟、工業經濟、服務經濟之後更加效率、和諧、持續的增長方式，以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經濟為主要內容，資源消耗低、環境汙染少、產品附加值高、生產方式集約的一種經濟形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要求堅持綠色發展，降低廢水、廢氣、廢渣、二氧化碳排放，推進綠色低碳循環發展，倒逼產業轉型升級。新冠肺炎疫情之下，線上交易、智能物流和在線辦公顯示了強大的生命力，電子商務、大數據、雲計算、物聯網支撐製造業和服務業更高質量的發展，科技提升的傳統經濟和新興數字經濟更加綠色低碳。勞動力、土地、資源消耗高的產業和企業在疫情中沉沒成本更高、復工復產更難；依靠人才、技術、知識、信息的產業和信息化和數字化程度高的企業，運營成本更低、線上營運比率更高，復工復產更易。綠色經濟天然為適應人類環保與健康需要，數字化的綠色經濟對病毒疫情等衝擊具有極強的免疫性，能夠增強產業生產和社會運轉的彈性、減低損失，更利於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
疫情衝擊豐富綠色金融內涵
綠色金融支持環境保護和汙染治理，並謀求行業自身的低碳綠色發展。當前綠色金融發展由於國家政策、外部激勵與監督、行業戰略安排和政策配套不充分，發展深度和廣度不足，環境決策未全面納入金融融資體系。綠色金融最終理念是通過金融資源分配引導生產和消費綠色，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確保社會可持續發展。新冠肺炎疫情中，在線運營和數字經濟不僅僅具有抗疫性，而且極具綠色特徵。尤其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最基本的是要保證人的生命安全和衛生健康。疫情衝擊之下綠色經濟及綠色金融的內涵再次顯化，進一步豐富和明確。一是保證人類生命和衛生健康的非過剩生產和服務是綠色的；二是明顯可促進生產節能減排、汙染治理、綠色消費的服務業是綠色的；三是公共安全保障以及提升人才、技術、知識、信息的公共事業是綠色的。我們認識到一些服務業除本身綠色之外更能起到加綠或綠化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的作用。隨著綠色經濟外延擴展，綠色金融的內涵也應延拓，除上述綠色經濟的範疇至少防疫金融和短缺的民生金融在特殊疫情時期也是綠色的，綠色金融應在疫情可控後復工復產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幫助避免民生、經濟社會賴以生存的產業鏈中斷。
綠色金融促進經濟恢復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當前對策
疫情之下眾多中小製造業和服務業企業停工顆粒無收但成本支出剛性，面臨復工復產資金短缺困境。防疫物資緊缺、公共衛生的短板也暴露無遺，產業鏈面臨中斷和轉移。防疫導致社會與經濟的停擺，顯化民生需求的根本、產業鏈的核心地位、戰略新興產業的未來、綠色抗疫的高質量特徵。金融之於實體如同血液，當此復工復產之際金融應超常規支持實體，支持防疫和保障民生，維護產業鏈完整和持續升級，繼續助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綠色金融更應發揮可持續金融的作用，支持實體有序復工復產，幫助經濟社會盡快回歸常態。
首先，應針對經濟社會持續運轉的必要和緊缺部分，發揮綠色金融的政策性支持作用，支持防疫和保障民生。一是快速認定緊缺的防疫物資生產企業、新冠病毒肺炎治療和藥品生產單位、交通物流企業、民生必需品生產和銷售企業為政策性綠色金融重點支持對象，並制定白名單。
二是先期給予白名單企業充分的短期綠色金融資金支持，解決其所需資金之急之缺，支持防疫和社會民生持續運轉。三是制定政策配套措施，刺激疫情暴露的防疫、醫療健康和民生短板供給。一方面從資金供給端提供低成本資金，如人民銀行防疫專項貸款；另一方面政府應給予白名單企業融資貼息，發揮財政資金的槓桿作用，支持重點企業復工復產和擴大再生產。其次，應針對不存在產能過剩的傳統國民經濟基礎和戰略安全行業，發揮綠色金融的長效作用，通過長期限的專項綠色信貸、綠色債券、綠色基金支持，支持重點企業儘快復工復產、加快節能減排技術改造和技術升級。沒有永遠的傳統產業，只有技術落後的產業，全要素生產率提升的傳統產業仍將是製造業之基、產業鏈之本。政策性銀行和國有大行應發揮宏觀調控逆週期調節作用，以綠色金融的形式讓利於攸關國民經濟基礎的行業，尤其相關國家戰略安全、糧食等資源安全、交通通訊、能源電力重點企業，維護國民經濟命脈和產業鏈根本。政府和監管機構，應制定重點支持企業目錄，給予相應的融資便利和諸如撥備計提、資本計提、稅收減免政策，為長期限綠色金融的正外部性提供對價。
第三，針對戰略新興高技術產業、進口替代產業，應發揮綠色金融的戰略引領作用。一是對成長期和成熟期的且具有一定技術優勢的戰略新興高技術企業，著力以綠色金融支持產業做大做強，支持供給側質量提升和低碳生產。應足量發揮綠色金融的低成本激勵作用，助力戰略新興高技術企業優化資本結構、加強公司治理、加大技術研發、擴大生產和銷售。二是對初創期的高新技術企業，積極發揮財政金融的綠色戰略支持作用，給予貼息綠色金融資金支持，輔以配套的減費降稅政策，助其吸引風險投資資金，加快催化其成長。三是對進口替代企業，應發揮財政金融的槓桿作用，撬動綠色金融等資金資本進入，激勵企業擴大生產和持續技術升級，改善供給和低碳生產。
總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綠色金融於高質量發展的目標趨同，新冠肺炎疫情豐富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綠色金融發展的內涵。支持短缺經濟避免浪費、服務安全與健康以保障人的發展可持續、維護產業鏈完整及促進產業提質增效、綠色生產，也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綠色金融發展的應有之義。
本文轉自新華財經（3月19日發表，作者：魏紅剛，中國郵政儲蓄銀行資產負債管理部副處長。來源：新華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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