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龄，字菊溪，张氏，汉军正黄旗人，籍贯河北隆化。他是清朝嘉庆皇帝极为倚重的封疆大吏之一，曾先后担任湖广、两广、两江总督等要职，判处了多起案情错综复杂的大案要案，在其晚年得子之时，嘉庆皇帝亲自为其子赐名、予世袭官职，《清史稿》称其为“能臣之冠”。但与之同时，他的为官之路也十分坎坷，经历了“三起三落”，乃至死后依然留下了说不尽的议论。
兴于决绝断案，败于督抚之争
百龄的从政之路始于1772年，24岁的他考中了进士，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授予编修官职。当时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的清朝名将阿桂，对百龄始终高看一眼，称赞其具有辅佐皇帝的才干，以后必将成为朝中重臣。
在阿桂的大力举荐下，百龄先后担任山西学政、御史和奉天、顺天府丞等职位，其中奉天府是满清入关前的都城所在地，顺天府是京城要地，府丞一职类似于今天的市长，可以说百龄还是比较位高权重的。然而，百龄自视才高，接人待物颇有傲气，得罪了官场同僚，在闲职上度过了十多年的蹉跎光阴。
嘉庆皇帝亲政之后，百龄迎来了事业上的上升期。1800年，他被调任至湖南按察使，随即又调往浙江任职，后来又担任贵州、云南布政使。
1803年，百龄被提拔为广西巡抚。上任之初，他就查办了一起毁尸诬告的要案，一举奠定了其在官场的名望。
案情本身并不复杂。广西武缘县黄鸾翙因为土地纠纷，将同乡人黄文炀戳伤致死，仵作在检查尸体的时候如实记录了伤痕，凶犯也供出了铁头禾枪这个凶器，按理说是板上钉钉的铁案。这时，死者家属行贿了武缘知县孙廷标的老婆，在回家吹了吹“枕头风”之后，孙知县以尸体死亡超过33天、难以鉴定确切死因为由，强逼仵作将死因改为病故，将铁器伤改为竹器伤，凶犯黄鸾翙就地释放，就此定案。
黄文炀的亲人悲愤难平，找到了本家亲戚、儒生黄万镠，黄向上控告了孙知县的罪行。孙知县一边买通了上级为其撑腰，一边挖出了黄文炀的尸体，毁去了他身上被铁器所伤的部位，伪造了竹器所伤的伤口。而且这时，孙知县的老婆也因病去世，他以不知情为由，把受贿一事推得一干二净。做完这些事情后，孙知县倒打一耙，反而控告黄万镠诬控之罪。
根据上级命令，上林县知县张第负责复检此案。他并没有到现场检验尸体，反而把黄万镠请到寓所，称他一再控告会影响孙知县的前途，试图用金钱买通他改口。眼见黄并不服从，张知县严刑拷打、屈打成招，以诬控罪名判处黄万镠绞刑。
因为死刑事关重大，此案先后经过知县石方川、州判薛人麒、署任知府朱宗枋、通判武尔衮布、知县金毓奇、巡检任谦、广西臬司臬司公瓘等官员审核。这些官员大多是孙知县的旧识，有的收受贿赂后走个过场就签字画押，有的虽然察觉了实情，但碍于情面还是选择包庇同僚。
就在黄即将被送上绞刑架的时候，百龄走马上任广西知府。黄万镠的儿子黄会溱拦住了他的马车，哭天抢地连喊冤枉。百龄将黄请进了官府，仔细了解案情后十分震惊，报请嘉庆皇帝复查此案。嘉庆派藩司广厚与百龄一同办案。
百龄将案件的相关卷宗仔细查阅，并找来仵作等人详细询问，很快就弄清楚案情。此时，孙廷标以家属受贿、自己并不知情为由，只承认判案有失，不承认受贿妄断。同时，与此案有关的官员纷纷前来说情，或者托朝廷官员打招呼，让百龄不要深究下去。
百龄顶住了巨大的压力，将案情查明后如实禀报嘉庆，并对官官相护的积习表达了自己的愤怒。后来，孙廷标被判处绞刑，黄鸾翙复捕入狱后判处绞刑。相关官员全部被革职，张第的老家被查抄，臬司公瓘遣戍乌鲁木齐，其他官员也遭到了严厉的惩处。
百龄因查处冤案有功，被嘉庆赏赐花翎；案件全部定案后，还加赏太子少保衔。嘉庆要求全国督抚向百龄学习，做到秉持公正、为民做主，同时发出了警告：“傥仍瞻徇情面、一味颟顸，经朕访闻，或被人纠劾，必当加以严惩，断不稍为宽贷！”
百龄着官服画像
1804年，百龄调任广东巡抚。当时，在南海、番禺两县，私设公堂、羁押无辜的现象十分严重。南海只有班馆3处，差役私馆居然多达50处；番禺仅有带候所1处，而差役私馆高达12处。这些差役用木栅围起来一处房屋，就当做“公堂”，看谁有嫌疑就抓进去严刑拷打，如同黑狱一般，很多人因为交不出赎金而被活活饿死。令人发指的是，他们竟然将男女“犯人”同监室收监，一些少女还被逼去卖淫，用淫资来赎身。
百龄和时任两广总督那彦成一起将此情况禀报嘉庆。嘉庆着令将两县知县王轼、赵兴武革职，发配伊犁效力赎罪，并追究前任督抚、前任臬司、该管道府等官员的责任。
百龄连办几起要案，接连受到嘉庆皇帝的表彰，这也引起了两广总督那彦成的不满和警觉。在清朝，督抚关系一直是个难题，特别是两广总督与广东巡抚、闽浙总督与福建巡抚、湖广总督与湖北巡抚这种驻守同城的督抚，尤其容易为了谁当老大、谁说话算数而发生纠纷。百龄和那彦成也不例外。
督抚发生纠纷，大家就纷纷到皇帝面前打小报告、控告对方。百龄曾上奏嘉庆，举报那彦成在官府内，每月宴会唱戏有三四次，还和其他官员互相邀约到对方官府一起看戏，控诉他沉迷于玩乐，耽误公事。
1805年，百龄官升一职，调任湖广总督。当时鄱阳湖、洞庭湖流域有很多江洋大盗，四处烧杀抢掠，百姓遭受惨重损失。百龄派出精兵强将，多次到两湖地区围剿土匪，使得江、湖晏然。
在此期间，百龄也发挥了一贯的断案特长，巧断了一起兄弟争家产的悬案。有一天，他接到一个在汉口的商人的诉状，这个商人自称将多年经商所得都寄给了远在江西的弟弟，就在他准备回老家颐养天年时，弟弟却矢口否认收受哥哥钱物，并将他赶了出来。可怜的哥哥山穷水尽，只得流落街头。
由于案发地在江西，超出了湖广总督的管辖范围，百龄心生一计，写信给江西巡抚，声称刚刚破获一起盗窃要案，商人的弟弟牵扯其中、涉嫌窝藏赃物，要求将其押解至湖北归案。弟弟为了推卸罪责，在大堂上连连供认家庭所有财物均为哥哥馈赠，还跪求哥哥出来作证。于是百龄当堂宣判，所有家产均归哥哥所有，弟弟被打20大板，生活费由哥哥按需提供。兄弟家产纠纷，就此顺利告破。
就在百龄在湖广总督职位上干得风生水起之时，怀恨在心的两广总督那彦成，指使被革职的知县王轼，控告百龄收受黄万镠贿赂、以法律规定以外的刑罚致人于死命，并且在离粤赴鄂时，动用两千余名挑夫，一路浩浩荡荡挑着他搜刮来的财产履新。那彦成趁机告了他的御状，称广东上报的奏折，到了湖北居然被百龄截留。
嘉庆安排吴熊光前往调查百龄与那彦成之间的恩怨是非，结局是两败俱伤。吴熊光上奏建议将百龄革职、发配边疆，但是嘉庆宽恕了百龄，将他安排在实录馆（整理上一任皇帝生平的临时机构）里干一份闲差。那彦成则更惨，当时广东沿海有很多海盗，那彦成花费巨资招抚海盗头目并授予官职，被以“滥赏官职”的罪名遣送京城，最后被发配伊犁军台，两广总督之位由吴熊光接任。
从风光一时的封疆大吏，到下放至实录馆坐冷板凳，百龄遭遇了从政路上的第一次重大坎坷。
兴于平定海盗，败于洪湖决堤
嘉庆对于百龄，始终是高看一眼的。在百龄被贬入实录馆后不久，嘉庆就以“实录”任务即将完成、不需要这么多人手为由，趁机授予他六品顶戴，派其赴福建筹集粮饷。
当时，活跃在福建沿海的海盗蔡牵举起了“反清复明”的大旗，进行反抗清政府的活动，并乘机占领了台湾淡水、高雄等地，自称“镇海王”。清政府调集大量陆海兵力，联合对其进行绞杀。大军出动、粮草先行，百龄尽心尽力筹集粮草，顺利完成了任务，获授汀漳龙道。后来，他又担任了湖南按察使、江苏按察使、鸿胪寺卿、山东按察使等职务，还被提拔为山东巡抚，一点点从谷底爬了起来。
1809年，百龄擢升两广总督。站在这个熟悉的官衙，往日里与那彦成官场搏命的往事，仿佛一一浮现在心头。只不过几年光阴，自己已然东山再起，而死对头那彦成还在新疆受苦呢，心里想来不免有些得意。
在两广总督任上，百龄最大的功绩就是平定了困扰粤东多年的海盗之患。他采取封海禁航、严防死守的政策，使得海盗难以上岸获得补给，陷入弹尽粮绝的不利局面。他还巧妙地利用海盗联盟“六色帮”内部的矛盾，通过进剿和招抚的两手策略，各个予以击破。1810年2月，百龄只带着几个随从，亲赴海上与实力最为强劲的海盗红旗帮头目张保仔进行谈判，最终成功将张保仔招降。因“粤洋肃清”，嘉庆又恢复了百龄的太子少保官衔，赏赐给他双眼花翎，给予轻车都尉世职。百龄专门安排人撰写《靖海氛记》，记录其平定海盗的功绩。
1811年，百龄因病辞去官职，回京城养病。痊愈后，被委任为两江总督。两江总督总管今日江苏、江西、安徽等地，而黄河当时的入海口在徐州、邳州一带，水患连年发生，造成沿岸百姓惨重的损失，疏通黄河水道、保证贯通南北的漕运安全，就成了两江总督的重要职责。
两江总督府
当时黄河在王家营地区决口，上游绵拐山、李家楼等地区也发生了漫溢，很多人认为黄河连年决口之患在于云梯关海口淤积不通畅，主张改由马港新河入海。百龄到实地考察之后，认为病灶还是在于河道淤泥严重，而疏通正道比改道马港新河的成本要少很多。他上报奏折，建议在黄河尾端挖深河床，河道两岸修筑新的堤坝，并修复和重建多个减水坝，其建议得到嘉庆的准许。
11月13日是嘉庆皇帝的生日。恰巧同时，63岁的百龄老来得子。嘉庆听闻后十分高兴，给这个新生儿赐名扎拉芬（满族语，意为“长寿”），以此表示对百龄的恩宠，勉励他尽心尽力治理黄河水患。第二年春天，黄河疏通工程相继竣工，漕运渡黄更加便利。嘉庆高兴之下，赐给百龄儿子六品荫生。
1812年，洪湖水位暴涨，5道堤坝被大水冲垮了4道，特别是礼坝违规开启后被大水冲刷了坝下的桩木，导致根基不稳，最后形成了溃堤，下游州县损失惨重。当时负责治水的南河水道总督陈凤翔并没有引起高度重视，直到礼坝决口越来越大、耗费27万两白银也没有将决口围拢，受到了百龄的弹劾。嘉庆接到报告后勃然大怒，命令将陈凤翔披枷戴锁，在礼坝工地示众两个月，并罚款10万两白银，待工程完工后罚至乌鲁木齐戍边。
陈凤翔不甘心束手就擒，反而控告礼坝开启之事当时已经报百龄同意，开启礼坝是为了让百龄的亲信、盐巡道朱尔赓额采挖筑坝用的芦苇，而且这些芦苇很多霉烂变质、夹带杂草充数，导致坝体质量很差。陈凤翔因而提出，百龄对决堤一事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嘉庆派遣大学士松筠、府尹彭初龄到江南，深入调查决堤一事，他们如实禀报了百龄治水指挥失当、控告不实的问题。嘉庆有意包庇心腹爱将，仅仅革去百龄太子少保衔，拔去双眼花翎，准带单眼花翎，降为二品顶戴，革职留任。为了堵住大家的议论，朱尔赓额成了替罪羊，被革职查办。而陈凤翔虽然免去戴枷示众的惩处，依然要发配边疆，但他在临行前就生病去世了。
这是百龄在从政之路上遭遇的第二次重大挫折。虽然在嘉庆的袒护下，他并未受到严重惩处，而且很快于1813年“命协办大学士，总督如故”，但皇帝这种亲疏有别的判罚、偏袒不公的处事原则，既影响了朝政风气，又使得百龄的官望大为受损。
兴于官场内斗，败于追缴逆党
百龄在从政末期，遇到了一个厉害的斗争对手，那就是著名的“铁面反贪高手”初彭龄。此君以参劾贪官为毕生追求，先后扳倒了协办大学士彭元瑞、江西巡抚陈淮、兵部侍郎江兰、云南巡抚伊桑阿等一大批官场要员，一时间声名大振。
此前，百龄和初彭龄就因调查礼坝决口一事产生了嫌隙。他们之间爆发激烈冲突，导火索是嘉庆年间愈演愈烈的财政贫弱、国库亏空问题。当时有“直省仓库亏缺数目，以江苏省为最多”的议论，1809年核查发现，江苏藩司亏银达到333.5万余两。1813年，江苏巡抚朱理奏报，江宁藩司亏银达到107.3万余两，他提议将曾经江苏藩司、江宁藩司的官员都押解到苏州进行质询，逼迫他们补齐亏空，但没有得到嘉庆的准许，因此追缴亏空进展十分缓慢。
1814年，江苏巡抚张师诚告病回乡，初彭龄任署理江苏巡抚，上任之初就给嘉庆上折汇报江苏钱粮巨额亏空的问题。针对以往嘉庆处理该类问题“密奏办理、分期追赃”的做法，初彭龄直言不讳地指出，这种做法只会导致官官相护，并不会从根本上解决亏空问题。嘉庆接受了他的建议，特地将张师诚召回，要求百龄、张师诚、初彭龄3人齐心协力，将历任亏空之员查明实据，并研究出一套切实可行的制度措施，以此在全国推广。
对于如何处理亏空问题，初彭龄与百龄、张师诚意见相左，他干脆另起炉灶，自己另行上报了一套章程。较之百龄的章程而言，初的方案更为激进，对贪腐官员的处分措施更为严厉，因此也受到了官员们的极大抵制。由于搞不好与一把手百龄的关系，居然闹出分头上报章程的荒唐事，等于把督抚矛盾昭告于天下，嘉庆下诏斥初“不能和衷”。
百龄看到初彭龄胆敢与其作对，为避免动摇自己的官位，时时处处掣肘初彭龄，时不时就挖个陷阱给他跳。加之初彭龄弹劾江宁布政使陈桂生、江苏布政使常格征缴亏空不力，导致两人被革职，因而整个江苏官场都对初彭龄十分提防，形成了事实上的“反初联盟”。
1815年，初彭龄接到了关于百龄、张师诚接受关道盐员私下贿赂的举报，他认为扳倒百龄的时机到了，在没有查明实情、掌握有力证据的情况下，就匆忙上奏弹劾二人。嘉庆派出大学士托津、尚书景安到江苏调查取证，但官场上下不但没人说百龄的坏话，反而都在打初彭龄的小报告。最终，初彭龄因“性情急躁、嫉恶过严、诬告要员”而被处分，降为内阁学士，召回京城。
为了彻底打垮初彭龄，百龄赶忙补上一刀，上折告状称初彭龄在江苏期间沉迷于饮酒作乐，遇有要事都让亲信代为办理，而且胆敢私自拆看奏折，弹劾官员不是依据公务、而是私人恩怨，如此等等。嘉庆看后十分生气，将初彭龄革职，令其在家闭门思过，并停掉了他九旬老母的恩赏。
百龄扳倒了官场劲敌，但他也没得意多久，很快就遭遇到从政路上又一大坎坷，居然闹出了“抓错叛党头目”的官场乌龙。
嘉庆年间，爆发了天理教起义，1813年，100多名天理教徒攻入了紫禁城，一路烧杀抢掠，虽然最后被清军击溃，但此事对嘉庆的打击却是巨大的，故宫隆宗门牌匾上至今还留着一个教徒射上去的箭镞。为了荡平心腹之患，清政府在全国范围内追捕天理教余党，两江总督、江苏巡抚等均收到了清政府下发的“搜捕令”。
1815年，河北教徒起事日渐增多，百龄安排两淮盐运使廖寅到徐州协助防御。廖寅在徐州大肆搜捕天理教余党，有一天居然抓到了在逃的天理教头目“刘第五”，他兴奋异常，赶紧给百龄报功，百龄也第一时间上报，让嘉庆喜出望外，还准备给百龄奖赏。没想到后来经过核实，这个人并非杀入紫禁城的刘第五，只不过是同名同姓的人罢了。嘉庆大失所望，怪罪下来，不但廖寅被革职查办，百龄也受到连累，被剥夺官衔，罢去协办大学士。
后来，在湖北、江西、安徽、江苏等地，陆续发现了一些匿名揭帖，字体较为怪异，里面都是煽动谋反的话，还印有九龙木戳，这一下子又戳中了嘉庆敏感的神经，严令各地督抚严查“逆党”。
百龄牢牢抓住了他人生中最后一次机会，迅速破除该案。原来南京城内有一个正觉寺，安徽天理教头目方荣升带领同伙在城内散布揭帖时，曾借宿该寺。寺庙住持镜澄第一时间禀报官府，百龄令人迅速展开搜捕，抓获方荣升、严士陇等150余人，并起获了九龙木戳、经卷字迹等罪证。
百龄在上报嘉庆的奏折中，为了夸大战果，宣称镜澄善于占卜之术，掐指就能算出“逆党”身居何处，自己多次前往拜见，最终诚意感动大师，经指点迷津，顺利抓捕逆党头目，让嘉庆留下了深刻印象。嘉庆不但恢复了百龄太子少保衔，给还双眼花翎，后来还封他为三等男爵，兼署安徽巡抚，奖给吉祥如意玉牌、大小荷包，其子也由六品荫生提升为五品荫生。不料两年后，即1817年11月，嘉庆专门下旨，由于天理教头目祝现等人多年未能抓捕归案，要求两江总督专门请镜澄出山，协助抓捕逆党。这下镜澄慌了，只得赶紧上报自己从未学过占卜之术，并不能算出“逆党”藏身位置，嘉庆这时才知上当，但此时百龄早已作古，皇帝无可奈何只能作罢。此为后话，暂且不表。
1815年冬，百龄身患重病、油尽灯枯，还没来得及享受官复原职的辉煌，就病死在了南京。嘉庆皇帝痛失心腹之臣，十分悲伤，下诏恢复其协办大学士，派遣侍卫赐奠，准许棺柩入北京城治丧。
嘉庆本来准备安排皇子到灵柩前祭酒，以表示对百龄的特别恩宠。然而，这时有大臣提出，江北水患受灾的民众还未得到抚恤，百龄还负有一定责任，不应给予此等超规格的祭奠。嘉庆无奈之下撤回了皇子祭酒的安排，赏赐祭葬如同国家常例,谥号文敏。他的儿子扎拉芬，得以世袭男爵勋位。
来源：各界杂志2020年第4期
作者：王残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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