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明士1
中、西醫病名區別大了：中醫是以人體氣血運轉機理為根據定病名。明白的一看就知道，簡單明瞭。
西醫最早是以外表看得見的症狀和後果定病名，為了簡化易記用發現人命名。最近幾十年現代科學發展都是在此基礎上擴展和命名。總的原則說西醫是以結果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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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九年，也就是1920年，30歲的胡適在北平協和醫院診斷出糖尿病，雖然西醫用了各類西藥治療了很久，都沒有起效，反而使病情日益嚴重。
直到後來出現了慢性腎炎，小便見血，心臟腫脹等併發症，西醫終於束手無策，告知胡先生已經無力迴天。
絕望之中，他的一個朋友勸他轉投中醫。可是胡適對中醫很不以為然，認為不科學，後經朋友反覆勸說，勉強答應一試。
於是就請了當時的名醫陸仲安先生來診治。沒想到陸先生一看，說，這事兒簡單，“飲以黃芪湯，如不愈，唯我是問！”
考慮到胡適併發症已經非常嚴重，危在旦夕，根據中醫“扶危救急先扶陽”的原則，陸先生開方時加重了黃芪用量至300克。
然後胡適前後喝了三個月，所有的病症都消失了，最後還去協和醫院檢查，結果是“痊癒”。在事實面前，胡適認為“中醫不科學，很糊塗，但是能治病”
作為新文化運動的干將，胡適被中醫救回了命，但又怕公開後打自己的臉，於是只好私下給陸先生寫了一封感謝信
信中說到，陸先生的治療方法，已經引起了西醫的注意。西醫已經把黃芪拿去做實驗了，希望可以在黃芪中找出剋制糖尿病的成分。而且還寫到：
“我心裡想象將來的無數‘實驗室研經圖’，繪著許多醫藥學者在化學實驗室裡，穿著漆布的圍裙，拿著玻璃的管子，在那裡做化學的分析，鍋子裡煮的中國藥，桌子上翻開著：本草、千金方、外臺秘要一類的古醫書，我盼望陸先生和我都能看到這一日。
當下文化語境下的中醫處境
從胡適的“中醫很糊塗，但能治病”，到今天流行的“中醫讓你糊里糊塗地活著”可謂是一脈相承。這裡面暴露出來的是，在這個以西方科學為主導的社會里中醫的尷尬處境。
上個世紀二十年代，國民政府就曾通過餘雲蚰等人，從科學主義的角度提出的《廢止舊醫以掃除醫事之障礙案》，後經中醫學界的奮起抗爭而作罷。
新中國成立後，出於發展國民經濟的需要，國家大力宣揚科學的重要性，而全民性的科學教育，更是將科學在中國人的自我意識裡提升到了無以復加的高度。
目前全國所有的中小學實行的都是西式教育，學生學習的是西方文化中的數理化和英語，而少許傳統文化知識則是被當著無關緊要的內容教授給學生。
西式的文化教育培養的必然是信奉西方文化的國民，這些已經被西化了的現代人逐漸遺忘了傳統，只能用西方的文化意識來看待周圍的事物。
要知道，中醫是中國的固有醫學，它的母體是以本土儒釋道為核心的傳統文化，和天然與西方文化親近的西醫相比，中醫是一種截然不同的醫學體系。
在中國固有文化逐漸被邊緣化的今天，中醫也慢慢喪失了自己的文化母體，從而處在異質的科學主義文化環境裡。
這直接的後果就是，與建立在機械還原論科學上的西醫相比，中醫已經不能讓西化的國人正確的認知與理解了
於是大家看不懂中醫的陰陽五行、不清楚中醫的診斷方法、不知道中藥的君臣佐使，把這一切都斥為落後，並貼上神秘主義的標籤。
像胡適之一樣，認為中醫治病，聽不懂，看不明，簡直就是“糊里糊塗”不可理喻。
現在很多人，到了醫院診所脫口而出的都是西醫的病名。
即使找中醫看病，問醫生什麼病的時候，醫生也會以西醫的病名告之，如：高血壓、糖尿病、發燒、胃炎等等。生怕你聽不懂什麼肝陽上亢、消渴症這些孤僻的名詞。
久而久之這些中醫術語變成了只有中醫大夫才能聽懂的“暗號”，大夫在面對病人的時候又把這些“暗號”翻譯成現代人聽得懂的西醫名稱。
而一講診斷，就該是這樣化驗，那樣儀器，這樣指標，那樣數據；一談治病，就要是一病一藥，一藥一病。
像胡適先生一樣，認為中藥的君臣佐使是落後，只有披上西方化學實驗的外衣，提煉有效成分，做分子藥，中藥才能得以脫變為“科學”。
甚至是中藥幾千年來無數人的臨床實驗也是不“科學”的，藥物要先喂老鼠，再喂兔子，以此得出的科學數據，才更有臨床意義，讓人信服。
這樣的認知，只是出現在100多年前的西方洋人身上，而今天卻普遍地發生在了我們這些黑頭髮、黃皮膚的中國人身上。
一個智慧的民族被西化到已經不能理解自己文化的地步，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悲哀。
廣州汝元
中醫病名和西醫病名的區別是很大的。中醫的治療宗旨是從病源治
症。症是根源，病是體現。西醫治病方法就是治病，治所見到的病情。所以人們常說：西醫治表，中醫治本。中醫是從根上治療，根除病情自然會消。如果只從表面上治，有炎消炎，病根未除，炎症便會有返復。這些就是中醫所說的病名和西醫所說的病名就不會一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