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註定成為中國歷史上一個里程碑式的轉折點。正值豆蔻年華的於穎彥，在恢復高考的英明決策之前本是做好了上山下鄉的準備，卻被命運之神所眷顧，趕上了已經停頓多年的我國高等學校恢復招生考試，憑著年齡小、記性好的優勢，她成功折桂，考入河北醫科大學臨床醫學系。
“當時班上同學的年紀大小跨度很大，有的同學甚至抱著小孩上學。”雖然大家來自於五湖四海，有著不同的年齡與經歷，但是正如毛主席說的，“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了一起，大家在醫學這條長征路上成為了堅實的夥伴。為了搶回被文革耽誤的時間，大家都如飢似渴的學習，“一本接一本厚厚的醫書需要背誦，我的優勢是年齡小，能記住。”
本文主人翁於穎彥
當然，成本的方塊字比起那一個個英文字母來說，還是親切了許多。對於英語幾乎是零基礎的所有人來說，這座大山橫亙在前需要勇者方能攀登而過。“那時學校的自習室都是要搶佔座位的，大家的自覺性很好，早晨一響鈴大家都起床去操場跑步，其後就在操場上朗讀英語。”
忙碌而充實的大學生涯轉瞬即逝，很快迎來了畢業的日子，好不容易學有所成的同學們都紛紛選擇了上崗就業，但於穎彥和大家不一樣，“從小我就是一個理想化的人，不是特別現實的，既然前面還有學上，我為什麼不上呢？”即使親朋好友無法理解，家中長輩也認為她應該趕緊工作，但是於穎彥還是選擇了考研繼續深造。
“人生就是很多巧合，老輩兒人說這就是命運吧”，於穎彥就是主宰自己命運的人，她順利考上了研究生，選擇了自己最喜歡的腫瘤病理學方向進行學習，主攻消化道腫瘤。1986年順利畢業後的於穎彥也沒有在第一時間選擇進入醫院為病人答疑解惑，而是留在了學校希望繼續在腫瘤病理學上進行更深入的研究，關於腫瘤細胞的一切都讓她深深為之著迷。
於穎彥主持舉辦暑期親子醫學急救知識普及活動
1989年，於穎彥考取到了公派留學的機會，前往日本岡山大學攻讀腫瘤病理學博士學位。對她來說，海外求學伊始最難的恐怕還是和當年上大學一樣，那就就是語言關。不同之處在於當年是英語零基礎，現在是日文零基礎。“都是被逼出來的”。抵達日本兩個月之後，於穎彥已經能夠同周圍的同學與同事進行正常交流，但是付出的代價是頭髮大把大把的往下掉，“那時候我才理解為什麼有人會一夜白頭。”
日本岡山大學的科研學術氛圍是低調、嚴謹。於穎彥至今還記得當年日本導師對她的嚴格要求，每天就診患者一張張的病理切片導師會要求於穎彥先自行寫出診斷，然後導師再進行檢查與考核。在這樣的壓力下，“被逼出了一日千里的進步，這可能就是嚴師出高徒吧”。
作為全國婦女代表大會代表參觀中國婦女兒童博物館留影
對於一直在學校中進行學習和工作的於穎彥，對診斷報告其實幾乎沒有什麼經驗，導師對她的要求又不能置之不理，愛動腦子的於穎彥想到了去翻閱岡山大學留存了幾十年的病理切片檔案，從前人經驗中進行總結和提高。於穎彥一邊看切片檔案，一邊做記錄和整理，看到罕見的病例就用顯微鏡隨手拍下圖片並做好診斷要點的心得筆記，到她畢業回國時，於穎彥整理記錄好的病例鑑別診斷要點足足有一萬多份。
檔案室的燈火是一個忠實的僕人，全程記錄下一箇中國學生在異國他鄉的求學奮鬥經歷。由於國內經歷的十年浩劫醫療界也沒能倖免，她覺得這些腫瘤與疾病的鑑別診斷資料十分寶貴，應當整理出來介紹給國內同行參考。
上世紀九十年代的中國，仍處於苦練“內功”的量的積累階段，無論是人民生活水平還是基礎設施建設水平遠遠不能與日本相媲美。於穎彥曾經不止一次的問自己，是留在日本工作還是回到祖國貢獻自己的力量？面對國內與日本在消化道腫瘤研究上的巨大差距，尤其是胃癌的早期診斷率遠遠低於日本，使得國內胃癌患者生存率十分低下，於穎彥決定用自己掌握的知識提升祖國在消化道腫瘤診治方面的水平。
2018年8月出席全國第十次僑代會時在北京京西賓館十一屆三中全會會場留影
1994年，年僅32歲的於穎彥完成了自己在岡山大學的博士學業回到祖國懷抱，在河北醫科大學第二附屬醫院病理科從事著自己最愛的腫瘤病理工作，同時將留學期間夜以繼日閱讀的一萬多份疑難病例鑑別診斷筆記做了系統梳理，投稿給中華醫學會病理學分會，引起了當時評審專家的重視，在全國病理學界的年會上被邀請進行了大會報告。
於穎彥的大會報告引起了會場內一位上海來的教授關注，報告結束後這位教授在向她瞭解詳細的留日學習情況後發出了盛情邀請。“一兩個月後，我就收到了到上海面試的通知”。於穎彥笑著說，“我覺得自己的運氣一直很好，總會遇到貴人。”於穎彥面試時的侃侃而談與犀利分析，折服了上海的面試領導與專家，尤其是對她年紀輕輕就有專著出版讚賞有加。
尚未“踏破鐵鞋”的她，憑著她自己口中的“運氣好”獲得了外人眼中的“得來全不費工夫”，殊不知讓人羨慕的“餡餅”背後是留學日本期間幾年如一日的苦讀與“準備”。我的案例也許可以很好的詮釋“命運總是眷顧有準備之人”吧。正如那句充滿藝術氣息的話語一樣：你若盛開，蝴蝶自來！
作為上海代表團成員出席全國歸僑僑眷代表大會
“我很幸運到了這麼好的平臺，接觸到很多的高水平人群，身邊這麼多優秀的人無形之中就在催人奮進。”
無需揚鞭自奮蹄，這樣的精神一直督促於穎彥在病理學研究中不斷深入。2001年起，她被調任上海瑞金醫院消化外科研究所專職從事消化系統的腫瘤病理學以及器官移植病理學研究。2002年，她被公派赴世界著名器官移植中心——美國匹茲堡大學Thomas E Starzl器官移植研究所接受器官移植病理學規範化培訓，師從國際著名移植病理學家Demetris教授。
研究數據表明，全世界胃癌發病最高的國家都在東亞，也就是日本、韓國、中國這三個國家，這麼具有鮮明地域特色的問題引起了於穎彥的思考，“是人種的問題還是飲食習慣的問題？作為科研人員我們就要抓住機會進行研究，如果我們不抓緊研究，突破性發現就可能出現在日本或者韓國了。”
在醫療界眾多有識之士的呼籲之下，國家層面也開始對胃癌的發病機理與早期診斷逐漸重視，於穎彥帶領的團隊憑藉自身過硬的技術水平參加了國家863計劃中關於胃癌的研究項目，“現在國家立項的重大計劃改稱為十三五科技重點研發項目，我是胃癌項目的課題負責人之一。”於穎彥敏銳地捕捉到國際科技發展動向，緊跟國際科學研究前沿，探索將人工智能技術用於胃癌早期診斷，這項新研究已經獲得上海市科委重點項目的立項支持。
作為上海代表團成員之一出席全國婦女代表大會
“這些年來，自己非常珍惜黨和人民給予我的這些平臺與機遇，從未躺在前人的功勞簿上停滯不前。”
在於穎彥及眾多醫學界的專家不斷探索之下，胃癌早期診斷已經有了長足的進步，於穎彥在胃癌早期診斷上有了2項國家發明專利。“做生物標誌物的開發，能夠診斷早期胃癌。2項專利一個是利用血液檢測、一個是利用尿液檢測”，對於穎彥來說，科研成果的誕生絕不意味著科研探索的終結，更加是成果產業轉化的開始，在她的推動下，通過血液來診斷早期胃癌已經得到產業化的發展，令於穎彥倍感欣慰，而她的有關胃癌患者尿液中的新型小分子診斷標誌物的研究成果，也預示著今後通過驗尿查胃癌有望成真，為胃癌患者帶來曙光。
“回想起 ‘我的前半生’，於小家而言我真算是家裡的幸運兒，放眼於國家而言，我們這代人就是生逢盛世。”發自心底對祖國和民族的認同讓今天的於穎彥活力四射，幹勁十足。全國巾幗建功標兵、中國五洲女子科技獎、中國僑界貢獻獎等諸多殊榮傍身的她將繼續恪守“自尊、自信、自立、自強”的準則，在科研和社會活動諸多領域煥發迷人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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