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興起，多為不易，既要有定力，又要有耐力，在迴環往復中步步為營、順勢而為。玄妙在乎秉中持正、不疾不徐，似退非退、不進而進，成其大功。秦有獻公，以不惑之年繼位，深諳辯證之道，老成謀國、收放自如，國隨之漸強，故史稱其為秦之“元王”。
以退為進
獻公初年，秦處西僻，地廣人稀，卻有活人殉葬之制。《秦風·黃鳥》有悲鳴之音，就是痛惜子車氏“三良”雖為棟樑之材，卻不得不殉葬。獻公處於戰國時代，大國競爭激烈，人力是實力的保障。實現秦國崛起，就必須先解決困擾人力發展的關鍵問題，首先就要保障人口穩步增長，要掃除一切有礙於此的舊制度。
獻公繼位第一年，就迎難而上，以廢除活人殉葬制度為契機，大力推動興國的變革。但更改傳承數百年的祖宗成法，靠的不僅是勇氣和魄力，必須有智慧、講方法，合理疏導。獻公在“止從死”的同時，提倡用陶俑代替活人陪葬，關上一道門、打開一扇窗，把新政的阻力減少到最小。這種安排以退為進，容易被廣為接受，日後陶俑在秦國流行起來。從最困難的問題切入，用最溫和的手段解決，變革的是風俗，凝聚的是人心，不僅讓秦國民眾心齊氣順，也讓天下看到了新興大國的生髮之象，日後六國之士才能安心入秦效力。
東西有別
獻公繼位之路並不一帆風順，能從魏國歸來繼位，是依靠秦國公族勢力，而公族勢力的基礎是奴隸制度。但獻公推動改革，必須發揮新興地主群體的積極性，這會觸動公族勢力。戰國之勢，不進則退，不會等待任何猶豫者和懈怠者，獻公變革志堅，行動也頗為迅速。
公元前383年，秦獻公繼位的第二年，就果斷地將都城從西部的雍城遷到東部櫟陽，抵近秦魏相爭的河西。對內來說，遷都剛中帶柔，看似是強硬的號令，其實是柔和的改革舉措。公族舊勢力可以在舊都雍城保留奴隸制度，國都東遷猶如盪開一筆、擺脫掣肘，可以在新都櫟陽大力推行土地私有制，深化“初租禾”“初行為市”各項改革，新興地主和自耕農從中受益，國力隨之迅速提升，鞏固了中央政府權威。對外來說，遷都柔中帶剛，獻公雖然遷都櫟陽，但對魏國沒有采取任何實質行動，埋頭國內發展近20年，看似並無所圖。實際上，秦國把勁頭使在了裡子上，櫟陽名為國都，卻是以軍事要塞標準營建的堡壘。根據考古發現，櫟陽城中宮殿規模不大，軍工場所反而佔據了重要位置。獻公以國君鎮邊，扛起復興圖強的大旗，以絕不回頭的力量激盪國家的血勇之氣。
秦國東西兩部各自發展，制度高下很快比較出來，變革實效自然呈現，不經意間削弱了反對改革的聲音和勢力。東部農商興旺、軍備嚴整，獻公從中不斷選拔賢良，充實到政府和軍隊之中。階段性的東西有別避免了內耗對抗，使各種發展力量相互適應，在平穩發展中走向融合，秦國筋骨越發強健。
欲擒故縱
獻公後期，國力已有小成，秦軍開始小試牛刀，對外連續征伐。獻公十九年，秦敗韓魏聯軍於洛陰；獻公二十年，秦再敗魏趙聯軍，取得了石門大捷；獻公二十三年，秦與魏戰於少梁，大獲全勝，此後魏國難以在河西立足。
少梁之戰還有一個意外收穫，秦軍俘虜了魏國主將公叔痤。公叔痤是魏國兩朝老臣，出將入相20餘年，有識人之能，卻無容人之量。吳起曾經為魏國謀劃西進克秦方略，並經營西河多年，牢牢壓制住秦國，得到魏王的信任和倚重。公叔痤以之為心病，設計構陷吳起，使其被迫亡走楚國。“吳子泣河”不僅是名將悲歌，更斷送了魏國大業。公叔痤成為戰俘，於秦如同雞肋，獻公敏銳感知到，公叔痤的重大價值在彼不在此，送其重返魏國，能繼續發揮“毀人不倦”的作用，比秦軍攻伐更有致命性。
獻公早年曾經流亡魏國，受到公叔痤恩惠，於是以此為由，盛情款待後，隆重送其歸國。此舉看似修好秦魏，實則欲擒故縱，指望公叔痤繼續發揮“餘熱”。草蛇灰線，伏行千里，數年之後，公叔痤為秦送來“大禮”，在魏國久不被重用的商鞅無奈入秦，直接助推了秦國最為徹底的變法。天眷秦國乎，偶然所得實為久謀之果。
聚心聚力
治國理政千頭萬緒，尤忌平均用力、多頭出擊，集中精力解決主要矛盾，才能事半功倍。秦國崛起，面臨三大戰略方向：一是向東方，與魏國反覆爭奪西河之地；二是向南方，和楚國處理好日漸淡薄的同盟關係；三是義渠懸於西北，成心腹之疾。三大方向中，秦魏地緣對抗是重中之重，長遠看不可調和，獻公牢牢抓住東進主線，謀劃對魏長策。
獻公之時，魏將吳起入楚，一方面導致魏軍在西河守備日漸鬆弛，另一方面，楚悼王重用吳起，變法圖強，其勢不可與之爭鋒。魏弱楚強，順勢而為，獻公將主攻方向鎖定西河，在其晚年連續發動洛陽之戰、石門之戰、少梁之戰，每戰皆勝，“侵掠如火”，打出了秦軍的威風。少梁扼守黃河渡口，是魏國西河防守體系的核心，秦佔有此城，掌握了在西河的主動權，孝公時代秦國全面佔領西河，是水到渠成之事。
獻公曾在魏國寄人籬下30年，成長於艱難困頓之間，深知世事不易，變革更難。他在位23年，把握大勢大局，善於以辯證之道解決棘手之事、兩難之題，聚指成拳、穩中求進，奏響了商鞅變法的序曲，拉開了秦國崛起的大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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