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類的歷史上宗教的發展只有兩個方向：一個是宗教統治世界，代表性的是西方的神權社會；一個是宗教為皇權服務，代表性就是中國。佛教自漢傳入中國，初依附於漢之道術，後依附於玄學，至南北朝佛儒、儒道之間的相互批評與詰難頗為激烈。兩漢時期到北宋初年，是中國皇權的崛起和儒教的興盛時期，也是佛教在中國的繁榮發展時期，更是中國走向神權時代或皇權時代的分水嶺。這期間，佛教在中國曾經遭受過四次滅頂之災，分別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和周世宗柴榮，這四次被統稱為三武一宗滅佛事件。這四次大規模的滅佛運動避免了中國走向神權時代。如果站在宏觀的歷史上我們應該感謝這四位目光深遠的皇帝，正是他們的先見之明，避免中國走向神權時代，使中國得以繼續領先世界。
初期的印度佛教與伊斯蘭教和基督教一樣是信奉政教合一的，它在印度阿育王時期達到頂峰。在佛教的發展過程中，它與其他信奉政教合一的宗教一樣，也無法避免地捲入各種政治衝突之中，如中世紀的東南亞國家蒲甘王國、素可泰王國和波隆納魯沃區的古國等。後來婆羅門教興起後大肆壓迫、排擠佛教，慢慢地，佛教在印度無人敢信仰，被迫從它的故土，向南北兩方轉移，進而開始傳入中國。經過幾百年的發展，原始的印度佛教在印度已經失傳了，反而在中國生根發芽，迅速發展起來。佛教傳入中國後，最初是被統治者們接受並作為治國方針而傳播的，所以最初的佛教很“貴族”，僧侶的地位也很高。正因為這樣，佛教逐漸擁有了很高的權力、佔據了很大的資源，給寺廟和僧人帶來巨大的經濟利益，加上佛教寺廟往往享有免稅、田地、女婢、奴隸等特權，這造成了社會財富向佛寺的極大集中，嚴重影響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另外，僧侶不事生產不服勞役，還擁有大量僕役、女婢，在人力資源匱乏的古代，這一現象對社會經濟和軍事造成的影響更加明顯。更嚴重的是，隨著社會政治動亂加劇，不少普通百姓為避苛役重賦，相繼投入空門，尋求佛教的庇護。
據史書記載，北周武帝時期，全國的佛寺竟有3萬之多，僧、尼數目則有200萬之巨，這在當時中國北方的人口比例上，達到了極高的程度，約佔全國總人口數的16分之1。由此可見佛教在當時的興盛程度。“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杜牧這首詩生動地體現了南朝梁武帝時佛教的輝煌。隨著眾多信徒的加入，佛教成為朝廷之外的一片沃土，僧侶在朝廷中的影響力越來越大，甚至隱隱有以神權取代皇權之勢。這一現象很快就引起了部分有長遠眼光的當朝統治者的注意，平時，他們個人雖然也推崇佛教等宗教思想，但當宗教的發展與國家機器的運作發生衝突時，他們能清醒認識，挈重量輕，果斷抉擇而不拘泥於傳統，毅然採取滅佛這一極端手段加以解決，實為難能可貴。佛教傳入中國後也是被中國狠狠地修理了幾次後才變成今天這個樣子。對此，有學者認為佛教進入中國實質上就是佛教針對中國發動的最早期的宗教戰爭！其目的是想讓中國人都成為佛的奴隸。此話雖然有點偏激，但話糙理不糙。
從總體上看，“三武一宗滅佛”的措施是嚴厲的，儘管“三武”各自採取的措施嚴厲程度有所不同。北魏太武帝和唐武宗為滅佛不惜動用國家刑律，而北周武帝則主張會通三教，措施稍有和緩，但都使佛教在中國的發展受到很大打擊。”三武一宗滅佛“最大的意義是確定了中國皇權高於神權 。所以，有些皇帝不是不想“滅佛”，只是他們庸庸碌碌、得過且過罷了。事實上，“滅佛”的幾位皇帝才是真正有作為的皇帝，仔細看看“三武一宗”的功績，遠遠比有些不“滅佛”或者不敢“滅佛”的皇帝高得多。只不過，真是天不假年，上天要是能多給他們一些壽命，他們真能創造出偉大的奇蹟來。北宋建立後，宋太祖趙匡胤發佈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詔令奠定了儒教不可動搖的社會地位，這讓佛教徹底失去了動搖皇權統治的基礎。這也是為什麼北宋以後就沒有大規模滅佛運動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