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丁一
苏轼、王安石、欧阳修和司马光四人都是北宋仁宗至神宗时期的名臣，其中欧阳修与王安石、苏轼三人都是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中的人物，司马光则是著名史学家，著有《资治通鉴》，这些只是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而在大宋朝廷之中他们则是各自派系的代言人。
四人中资格最老的是欧阳修，欧阳修是“庆历新政”运动中的改革派，但是由于变法不接近现实太过于空想，触犯了许多人的利益，新政只实行了一段时间就被废止了，欧阳修也因此被贬到滁州当太守，并因此写下《醉翁亭记》千古闻名，欧阳修也是苏轼科举中进士当年的座师，也是当时那个时代的文坛盟主，同时他也修史，修著了《新唐书》与《新五代史》。
王安石与司马光几乎是同时代的人物，二人也于同一年去世，只不过在后世待遇不同的是司马光谥号“文正”并配享孔庙，而王安石在宋史中被列为奸臣，其实二人只是保守派与改革派而已。
王安石讲究“民不加赋而国用足”，为国家经济寻求开源，相对“庆历新政”他没有动冗官的摊子，因此比庆历时多坚持了一会，只是后来神宗意志并不坚定，又赶上小冰河时期，所以造成了王安石的罢官。
而王安石对反对变法的党人则是非白即黑的做法，加剧了宋朝的党争，最后北宋也因此亡国。
司马光在王安石下台之后执政，对所有新法一律废除，不管好的坏的，颇有些“因噎废食”的感觉，苏轼也是因此两边不讨好。
四人中最倒霉的就算苏轼了，苏轼是个大嘴巴，想到什么说什么，偏偏文采又高名声又大，因此得罪了不少人，王安石变法时苏轼反对被贬官，结果司马光废除新法苏轼又出来多嘴，北宋著名的善待士大夫，苏轼却因“乌台诗案”差点没命，可见其点背到什么程度。
而且苏轼也是从黄州贬到惠州最后贬到儋州，幸亏苏轼是四川人，要是北方人可能到了岭南就要水土不服暴毙，哪里还有命写“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更别说最后他被贬到了海南岛，当时那里可是天涯海角啊。
不过也正是文人们的被贬谪，这才造就了他们的文思泉涌，所以四人之中，官运比较亨通的司马光在文采方面就要稍逊一筹了，他靠的是治学严谨和“日力不足，继之以夜”的勤奋才成为一代大家。
历史飞凡观
北宋的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轼想必大家一定熟悉的很，他们经常出现在我们语文和历史课本上面，欧阳修，苏轼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而司马光、王安石是北宋名相，范仲淹则有那句名闻天下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美句。对于他们，大家熟悉归熟悉，可他们之间的关系你们知道多少？
范仲淹（公元989年－1052年）出生时，北宋刚建立还没满30年，他为官是在宋真宗（公元997年－1022年在位）和宋仁宗（公元1022年－1063年在位）时期，在仁宗朝曾主持了以吏治为中心的庆历新政（公元1041年－1048年），而欧阳修是改革派中的重要成员，后来改革失败两人都因此被贬。
欧阳修（公元1007年－1072年）为官历经宋真宗，宋仁宗，宋英宗（公元1063年－1067在位），宋神宗（1067年－1085年在位），不过他主要的政绩还是在仁宗朝，后来神宗朝的宰相王安石，哲宗朝的宰相司马光，都是由他推荐从而仕途高升的，而这两人在当时是他的政敌。在神宗朝时，他年事已高，主要任务就是养老。
司马光（公元1019年－1086年），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公元1085年—1100年在位）四朝，卒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神宗死后，司马光被哲宗启用为宰相，上台后他和保守派全面反对王安石的改革：凡是王安石立的新法，不论好坏，统统废止；凡是王安石革除的规矩，不论利弊，又通通恢复，史称元祐更化。
王安石（公元1021年－1086年），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他和司马光在仁宗朝可以说是打酱油，没什么话语权。到了哲宗朝时，他挂了个闲职养老，打了一会酱油就和司马光一起归天了，不过他还死在司马光前面。在神宗朝时，受神宗重用，拜相改革，史称熙宁变法，又称王安石变法。
苏轼（公元1037年－1101年），这小子跟前辈相比，他就是个打酱油的，而且打了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还在宋徽宗朝（公元1100一1125年）呆了一年多。他要是能活到90多岁，都能亲眼见到靖康之耻，徽钦二帝被掳，北宋灭亡，南宋偏安一隅开朝建国。
综上所述，这五人的辈分就是：范仲淹和欧阳修是一代人，司马光和王安石是一代人，苏轼是前面四个人的后辈。你以为这就完了？他们就这点关系？错，大错特错！
范仲淹和欧阳修两人之间关系极好，是好哥们，范仲淹作为大哥，对欧阳修多有照顾。仁宗朝庆历新政失败后，范仲淹被贬，欧阳修仗义为兄，连续上书为其力争，最后也因“朋党”一事屡屡遭人口诛笔伐。最后还被设计，以“侵占外甥女财产”之罪出贬滁州。
仁宗朝时，欧阳修与王安石最开始二人关系还不错，欧阳修作为文坛领袖、政坛前辈还和王安石互赠诗文（《赠王介甫》与《奉酬永叔见赠》），并向韩琦举荐王安石。后期到了神宗朝，他却因为政见不合，对新法多有抵触，在地方执政期间曾拒不执行新法有关工作，致使与王安石在政治上交恶，后来干脆颐养天年去了。
王安石和司马光两人入朝为官前，都已经是名满天下的人物。宋神宗即位三个月就重用两人，头天王安石任命为江宁知府，第二天司马光就任命为翰林学士。他俩是朋友，私交上倒也过得去，但在政治上的死对头，两人联手做出了历史上鼎鼎有名的“君子之争”。
二人为政时斗的不可开交，你来我往之下十余年苦斗，虽然司马光文采斐然，兢兢业业，但其工作能力实在及不上王安石，在争斗中明显处于下风，以至于在王安石当政时期几乎是黯淡无光，碌碌无为，期间还被贬去西京洛阳，安心编撰《资治通鉴》去了。
至于苏轼，真的是朵奇葩，虽与王安石，司马光同朝为官，但在变法派得势时反变法派，结果被贬，在守旧派得势时反守旧派，结果还是被贬，两边不讨好，一生在朝中都不如意。王安石说他：华辞诚无用，有吏材则能治人。连宋神宗都说：苏轼非佳士。皇上都看不上你，你还能做什么呢。
司马光掌权后，对他全面废除新法持反对意见，苏东坡说：新法有利有弊，应予以甄别，把好的留下，坏的剔除就行。这话很是在理，司马光却对他发起脾气来。于是苏轼对司马光说：当年韩琦做宰相，阁下做谏官，争得面红耳赤也不管不顾。难道现在自己大权在握，就不许苏东坡知无不言了吗？司马光马上笑着道歉，但依然不改。
而苏轼参加科举的那一年主考官是欧阳修，苏轼的第二名是欧阳修亲点的，两个人有师生之谊，欧阳修在放榜后给梅圣俞写信，称“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欧阳修死后，苏轼还写了诗词纪念他。他俩还是亲家，因为欧阳修的孙女后来嫁给了苏东坡的第二个儿子。
至于苏轼和王安石，虽政见不同，不过私下里交情还是不错的，他俩常一起游玩，谈论诗文，或是畅谈国事！
烟雨踏秋殇
欧阳修是范仲淹手下的小弟，曾经跟随范仲淹一起，在宋仁宗时期主持过庆历新政。而王安石和司马光，又都是欧阳修的小弟，他们都是欧阳修在宋仁宗时期举荐给朝廷的。
至于苏轼，那就是这几个人共同的弟弟了。准确来说，苏轼是欧阳修的门生，苏轼考取进士的那一年，恰好就是欧阳修主持考试，因此苏轼可以尊称欧阳修一声老师。
我们从年龄上也能看得出这四个人的关系。范仲淹出生于公元989年，欧阳修出生于公元1007年，司马光出生于1019年，王安石出生于1021年，苏轼最小，出生于1037年。
基本上是10年一个层次，这几位都是宋朝赫赫有名的文人，也都是政坛上著名的政治家。除了苏轼的政治地位稍微低一些，其他人都进入过宋朝中枢机构，王安石和司马光更是先后担任过宋朝的宰相。但是他们之间却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
范仲淹和欧阳修一同改革，一同被贬。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话估计每个中国人都能张口就来，这便是范仲淹的名句。其实他还有更有意思的一句话：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我在朝廷里面做官的时候，担心的是老百姓们过得好不好。真正让我到了地方上做官以后，我又开始担心皇帝过得好不好。
其实范仲淹的一生，恰好能用这句话来形容。宋仁宗掌握实权以后，对宋朝冗兵、冗官以及冗费额的现象非常不满，于是打算发起改革。
当时的范仲淹担任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的意思。他得到了宋仁宗的器重，担任了这次改革的主要领导。结果范仲淹一口气上书10条改革方略，把贵族势力得罪的彻彻底底。
宋朝才经历了4个皇帝，范仲淹就要对贵族集团动手了，这肯定会遭到各方面势力的打击。结果宋仁宗顶不住压力，向贵族集团妥协，范仲淹心知不妙，立刻自请出去做官，为期不到两年的庆历新政便这么失败了。
然更张无渐，规摹阔大，论者以为不可行。及按察使出，多所举劾，人心不悦。自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侥幸者不便，于是谤毁稍行，而朋党之论浸闻上矣。---《宋史》
当时的欧阳修还没有进入核心机构，只是一名谏官，专门上书提意见的那种，他紧跟着范仲淹一起搞新政，相当于是他的马仔。新政失败以后，他也被贬到了地方做知州，也就是滁州。
我们曾经读过欧阳修的《醉翁亭记》，那就是在庆历新政失败以后写的，环滁皆山也，这一句话可也是流传千古的写景名句。
司马光和王安石，那就是一对生死冤家。
司马光和王安石的年纪相仿，两个人中进士的时间也相差不多，所以基本上算是同一个时代的文人。他们刚考上进士的时候，欧阳修已经在搞庆历新政了。可见他们和欧阳修之间还是有代沟的。
他们俩最初的关系是相当好的，两人彼此都很欣赏对方的人品。尤其是司马光，曾经在宴会上，发现王安石说自己滴酒不沾，于是从头到尾就没有喝过一口别人的敬酒，这种胆略气度，深深吸引了司马光。
安石曰："近臣不知为谁，若两宫有言，乃向经、曹佾所为尔。"冯京曰："臣亦闻之。"安石曰："士大夫不逞者以京为归，故京独闻其言，臣未之闻也。"监安上门郑侠上疏，绘所见流民扶老携幼困苦之状，为图以献，曰："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侠又坐窜岭南。---《宋史》
于是司马光悄悄把自己小时候砸缸救人的故事讲述给了王安石听，因此王安石对司马光也十分敬佩，两人就这么成为了至交好友。
但是这两个人后来却分道扬镳了，为什么呢？其实跟个人的交情是没有关系的，主要是政见不同。
司马光天天读史书，所以因循守旧，不愿意做任何改革方面的尝试。而王安石是个激进派，他成天就想着要改革，要变法。早在宋仁宗时期他就曾经上书过，打算变法。
可惜宋仁宗胆子小，经历了上次变法失败的教训后，他只能把王安石留给子孙后代了。王安石到了宋神宗时代，就成了宠儿一枚，不仅担任了宰相，而且主持变法。
同时期的司马光因为反对变法，气愤之余回家写书了，这一写就是19年时间。这期间王安石两起两落，而变法事业也进入了瓶颈期，最终王安石被变法同盟们出卖，再也没有机会复出。
宋神宗努力打算延续熙宁变法，可惜能力有限，就算累死了，也没实现将变法策略贯彻下去的结果。
等到宋神宗死后，宋哲宗上台，老太后高滔滔主政，她也是一个守旧派，于是启用了司马光。司马光很高兴啊，上来就把王安石变法的所有内容都给废除了，直接把王安石给气死了，当然没多久他也挂了。两个人可谓是相爱相杀了一辈子。
苏轼跟范仲淹是没有交集的。
这四个人里，苏轼唯独跟范仲淹没有交集，毕竟欧阳修已经是苏轼的老师了，而欧阳修只是范仲淹的小弟，辈分差太多了。
等到苏轼在公元1057年高中进士的时候，范仲淹已经凉了5年之久了。不过苏轼跟其他三位的关系却非同一般。
欧阳修亲自录取了苏轼，因此成为了苏轼的老师，这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事实。而王安石和司马光最初跟苏轼都是好朋友，他们彼此欣赏对方的文采和人品。
可是等到王安石变法开始以后，几个人的矛盾就出现了。当时欧阳修已经退休了，王安石本打算重用苏轼，结果苏轼却觉得王安石变法的某些内容不应该这么着急发出，最好是慢慢来。
这可把王安石气坏了，结果王安石一怒之下就把苏轼给调出去做官了。等到王安石变法失败以后，高滔滔执政期间，司马光又打算重用苏轼，于是将他弄了回来，还让他做到了三品的翰林学士，这是苏轼在政治上的巅峰了。
结果苏轼又跑过来喷司马光，认为变法中的某些策略还是不错的，不该全部废除。结果司马光认为他是异类，又把他弄出去做官了。
此后苏轼被各种打压，总是是变法派和守旧派都不喜欢他。因此他也只能是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了。
总结：宋仁宗时期的文人最幸福。
宋仁宗虽然软弱了一些，但是他堪称是最仁慈的皇帝。他在位期间的文人是最幸福的，因为可以畅所欲言，真正做到了言者无罪。
因此这个时代涌现出了一大帮优秀的文人，前期的范仲淹、韩琦、富弼，中期的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后期的苏轼、苏辙、曾巩等人。
这些人才是历史上最宝贵的财富，因为他们创造了若干中华文化中不可抹去的瑰宝，这些东西才是真正无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