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天山北坡，乌孙山下的伊犁河谷，生活着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民族——锡伯族。
距今256年前，也就是公元1764年（乾隆29年），他们从遥远的东北沈阳徒步迁徙5000多公里，来到了中国的西北边陲，成为了一支屯垦戍边的劲旅。如今，锡伯族已经成为新疆13个世居少数民族之一，但戍守西北二百多年的锡伯人始终不忘自己的故乡，每年的农历四月十八，他们都会过属于自己的节日----西迁节，以示对先辈当年可歌可泣的西迁壮举的纪念。
西迁史诗
锡伯族远古时是古代鲜卑的后裔，鲜卑又是古代北方东胡族的的一支，发源地及早期活动区域在北起大兴安岭北段，南到辽河流域；东自吉林起，西至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以放牧、狩猎、捕鱼为生，他们喜爱骑马射箭，弓马娴熟，享有“射箭民族”的美誉。
能骑善射
锡伯族目前主要生活在东北三省，新疆、北京及其他一些地区，锡伯族如此分散的分布状况，正是由历史上四次大迁徙造成的。
第一次、进献清朝
据史书记载，锡伯族自元朝开始，在政治上隶属于蒙古，其绝大部分在科尔沁蒙古的统治之下。锡伯族第一次迁徙是在1692年（清康熙31年），科尔沁蒙古将锡伯族和卦尔察两部进献给了清政府，清政府将锡伯族编入了满洲的上三旗：正黄，正白，镶黄。随着锡伯族人口的增加，清朝统治者顾虑“锡伯族人众，恐后生事”，会对其统治产生动摇，便提出“分散各境，万不可使居一国”的分而治之政策，分别派往齐齐哈尔，吉林乌拉，伯都纳（今吉林扶余）三地。由此，久居于故土的锡伯族人民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开始了四次历史大迁徙的旅程。
背井离乡
第二次、南移盛京
1699-1702年（康熙38年-康熙41年）期间，清政府选派抽调骁勇善战的部分锡伯族官兵分三批迁徙入盛京等地，替换八旗中的老弱军旅，充实军队势力。为什么对锡伯族进行这第二次迁徙呢，原因有二：清朝统治者认为，锡伯族人被编入满洲八旗后，虽然名义上属于满清，但锡伯族官兵的家眷仍然留在故地，大小事宜均可独立自主行事，
清政府难以完全掌控和调动，为了加强清政府对锡伯族的控制，此为其一。盛京是大清王朝的陪都，大清入关定都北京后，大量的抽调了盛京的官兵去全国一些城市要塞驻守，导致盛京兵力大大减弱。为了加强盛京防务的需要，此为其二。因此，在1699年-1702年对锡伯族进行了第二次迁徙，每年选派抽调一批官兵，三次共计两千多人，连同家眷共计有7823人，当时分散布置于盛京各地。
驻防盛京
第三次、西迁万里
1763年（乾隆28年）10月22日，伊犁将军明瑞上奏折说“奴才闻得盛京驻兵有一万六、七千名，中有锡伯兵四、五千名。伊等未放弃旧习，仍以狩猎为生，技艺尚可。于此项锡伯兵内，挑其优良者一同派来，亦可与黑龙江兵匹敌。”大概意思就是新疆防务废弛，土地荒芜，千里空虚，人烟稀少，需要锡伯族这样的“生产建设兵团”驻扎。这就给了清政府对锡伯族继续进行分而治之的事由，乾隆准奏同意抽调盛京各营锡伯官兵奔赴新疆戍边卫国，这就是清政府对锡伯族进行的第三次迁徙。
万里西迁
1764年（乾隆29年）农历四月，盛京各营抽调锡伯官兵1020人，其中披甲兵丁1000人，防御10名，骁骑校10名，连同家眷3275口，共计4295人分两批出发。但实际上更多，因为当时不少人未曾入选西迁名录，又不忍与亲人分离便一路相随到了伊犁。另外，队伍中很多青壮年士兵在出发前“火线”成婚，故而在历时一年多的西迁途中，有了新生婴儿350余名。
抵达伊犁
虽然一路上西迁队伍人丁兴旺，但是旅途却是充满了艰难险阻。锡伯族诗人当时写下了《西迁之歌》：“妇女分娩，裹布何在？无可奈何，草裹以行……”“果子沟险，环流湍急；车行无路，细谷搭桥，七十有二……”
细谷搭桥
抵达伊犁后，锡伯军民不辱使命。出则骁勇善战，巡查边界；居则耕种田亩，牧放牲畜。更留下了平定叛乱，抗击侵略的传奇佳话。1871年，沙俄出兵侵占伊犁导致邮路隔断，与中央政府无法正常的进行消息往来，清政府一度以为驻守的锡伯官兵归顺了敌人。其实他们一直在想尽一切办法向朝廷传送边疆情报，盼望朝廷早日收复疆土。1881年，左宗棠收复伊犁后，光绪帝得知锡伯军民的事迹后大为感动，特意补发了过去十一年的军饷，而锡伯人就用这笔钱重修了一座留存至今的“靖远寺”。
维护祖国统一的实物见证
第四次、屯垦双城
1820年（嘉庆25年），天下太平，加强陪都盛京防务的意义已经不复存在，盛京将军富俊上奏说：为开垦双城县，打算从盛京，吉林两省属下的满洲八旗，蒙古，汉军属下中挑选2000名军兵调拨至双城垦荒屯田。嘉庆帝准奏，调兵至双城垦荒，虽然在奏折中未见锡伯族字样，那是因为在将锡伯族第一次迁徙至盛京后未编成独立的锡伯族佐领，而是编入满洲八旗和汉军之中，所以当时没有锡伯族军兵的明确记载。直至1907年（光绪33年）双城地区清查户籍时，才把一直计算在满洲八旗和汉军中的锡伯族人填注了一笔，此为第四次迁徙。
屯垦双城的记载
锡伯族的迁徙运动在短短不到百年的时间里进行了四次，其规模之大，路途之遥，次数之多，涉及面之广，在历史中都是极为罕见的。迁徙由北到南，从东到西，由集中到分散。四次迁徙对锡伯族的文化，历史，语言，生活习惯，生活方式等等都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和深刻的影响。
祭祀大典
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西迁新疆的锡伯族在西北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下，与东北的锡伯族文化已经有很大的不同，呈现出鲜明的西北特色和地域性。
在清政府主导下的这四次迁徙，究其根本原因还是因为清朝统治者虽然对锡伯族称“我与尔之先世同源”，但实际仍然如骨鲠在喉，存有戒心。于是，清朝统治者一边笼络怀柔，一边控制防范。针对锡伯族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如名为屯垦戍边，实为强制性的“分而治之”，这种政策明显的事实佐证就是四次大迁徙。因为，相对其他民族来说，虽然清朝统治者把锡伯族看成“同源异族”，有较大的相似性。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思想始终存在于清朝统治着的头脑之中。故而，清政府对锡伯族进行四次大迁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