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不大冷
有時候是不是英雄也是由當時的政治局勢來決定的。從節氣的角度來說，史可法算是英雄。畢竟千古艱難惟一死。史可法確實做到了寧死不屈。但是作為一個高官，作為國家危亡時刻肩負更大使命的高官。他的所作所為其實是讓不合格甚至是災難性的。
南明建立到揚州城破前史可法的失誤
明朝自遷都北京後，在南京也保留了一套備胎政府班底，史可法當時是作為南京兵部尚書，是南京政府班底掌握實權的第一人。
在崇禎上吊之後，南京的政府班子由備胎轉正，當時的當務之急是儘快確定皇帝，穩定南明大局。
此時的史可法在選擇帝位繼承人時煩了第一個錯誤。在崇禎三個兒子沒有消息的情況下，東林黨因為私利不願意立處在繼承順序第一位而且離南京最近的福王朱由崧。史可法作為政府首腦，優柔寡斷，導致江北四鎮武人聯合鳳陽總督馬士英提前以武力為後盾支持福王即位。以史可法為首的東林黨被迫接受現實。但在政府裡不斷的延續明末的黨爭格局。此事也導致馬士英等人掌握了弘光政權大權，武人地位上升，造成事實上的軍閥割據。史可法被迫自請離開南京，督師揚州。
史可法犯的第二個錯誤是看不清形式改變，堅持連虜平寇。
清軍剛入關時力量其實不強，而且主要對付李自成的大順軍。對於南明來說是很好的恢復河南山東等北方失地的機會。可南明當政者以李自成等農民軍為主要敵人。幻想清軍真的是幫助自己復仇的朋友。怕刺激清軍，作為江北軍事力量的主要指揮官。史可法沒有派一兵一卒前去收復失地。反而高傑的部隊去幫助清軍追擊李自成。結果那支部隊還沒到。清軍就揮師南下了。
史可法犯的第三個錯誤是他本身能力不足，然後自暴自棄。
作為督師，史可法控制不了江北四鎮，徒耗國家糧餉。清軍以來，四鎮一槍不發全部投降。然後在清軍兵臨揚州城下時。作為最高長官的史可法居然心灰意冷，不發任何指示，即使屬下要求投降清軍也回答：請自便。當天居然把軍務交給幕僚處理，自己居然放棄了！
揚州堅城只守了一天就破了，對比幾個中下層官員帶著一群老百姓堅守江陰81天的成績。真的可以說作為大明軍事方面的主要官員。史可法是不及格的。
對史可法的評價
諷刺的是，對史可法評價最高的是他的對手，百年之後的乾隆，乾隆認為史可法和劉宗周、黃道周等人“支撐慘劇，力矢孤忠……足堪一代完人”。請注意，這句話可不是讚揚史可法的能力噢，是讚揚他們為君盡忠的道德的。當時的滿清統治早已穩定。用幾句無關痛癢的話來讚揚前朝能力不足的忠臣，間接提醒自家臣子要注意忠誠，很符合邏輯。
史學家顧城先生認為：“史可法一生只有兩點值得肯定：一是他居官廉潔勤慎，二是在最後關頭寧死不屈。至於他的整個政治生涯並不值得過分誇張。明清易代之際激於義而死義者多如牛毛，把史可法捧為巨星，無非是因為他官大；殊不知官高任重，身系社稷安危，史可法在軍國重務上決策幾乎全部錯誤，對於弘光朝廷的土崩瓦解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可算是極為中肯的評價了。
丁強888
弘光元年（清朝順治二年，1645年）四月，清軍大舉南侵。二十四日夜，清軍攻打揚州。次日，揚州城陷落，史可法被俘。清軍勸其投降大清，史可法誓死不從，最終被清軍殺害。《明史》中給予其相當高的評價："史可法憫國步多艱，忠義奮發，提兵江滸，以當南北之衝，四鎮棋佈，聯絡聲援，力圖興復。然而天方降割，權臣掣肘於內，悍將跋扈於外，遂致兵頓餉竭，疆圉曰蹙，孤城不保，志決身殲，亦可悲矣！高弘圖、姜曰廣皆蘊忠謀，協心戮力，而扼於權奸，不安其位。蓋明祚傾移，固非區區一二人之所能挽也。”就連清朝乾隆皇帝也在《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中寫道：“史可法節秉清剛，心存幹濟，危顛難救，正直不回。”
史可法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人物，在明朝時期官至南京兵部尚書。（公元1644年）四月初二，從北京傳來了崇禎帝自縊煤山殉國的噩耗。南京作為大明帝國的留都，搖身一變成為半壁江山的政治中心。時任南京兵部尚書，手握兵權的史可法，成了這個中心的焦點人物。於是，以史可法等為首的明朝遺臣在南京組建了南明弘光政權，並擁立福王朱由崧（弘光皇帝）為帝。此後一年時間中，史可法擔任督師職務，坐鎮揚州，統籌江北四鎮軍務，為防範清軍南下做準備。
滿清鼎定北京後，逐漸意識到南明不過是隻紙老虎。多爾袞給史可法至書時已將自己封為正統，否認弘光朝廷的合法性並要求其無條件投降。然而史可法接書後居然依舊幻想著通過和平談判來實現“聯虜平寇”偏安江左，可他的回信措辭卻頗為軟弱，惟恐觸怒清廷，僅僅為弘光朝廷的合法性進行辯護，並反覆表達“連兵西討”的願望，企圖在鎮壓大順軍後兩國“世通盟好”。以史可法為首的弘光朝廷一味退縮觀望，苟且偷安、不思進取，錯失良機。
公元1644年十二月，弘光朝廷赴北京的“酬虜通好”使團被清廷扣押。出使失敗，史可法即表示“今和議不成，惟有言戰”。可他的軍事部署，卻並不是與清廷為敵，而是配合清軍討伐大順軍。他所派出的高傑（江北四鎮之一），計劃北上開封后便西向滎陽、洛陽進剿大順軍。高傑出師前致信駐紮黃河北岸的清肅親王豪格，一再表達“會使剿闖”。這也充分體現了史可法的意圖---即分道入秦夾擊大順軍，以向清廷表明弘光朝廷並非其指責的那樣“不出一兵一卒”，幻想以此在未來的和談裡給己方增添些許籌碼。
公元1645年正月初十，高傑率部推進至睢州時，遭已勾結清廷的河南總兵許定國暗殺。至此，史可法配合清軍剿賊的計劃功虧一簣。彼時的清廷正重兵雲集陝西，準備送大順政權最後一程。而許定國在暗殺高傑後，不僅沒得到豪格的支援，還被複仇的高部逼得渡（黃）河北逃，如此收復河南、山東失地的良機，史可法卻熟視無睹，匆匆南歸。
公元1645年（南明弘光元年）四月二十四日，清軍圍攻揚州城。危急關頭，困守揚州的史可法一日之內軍令朝令夕改、自相矛盾。而他“檄各鎮援兵，無一至者”（皆已降清）。入夜揚州城破，史可法試圖自刎卻被眾將攔住。眾人擁其下城，乃大呼：“我史督師也﹗”終被清軍擒住，因拒降而遭殺害。(具體細節可參考全祖望所作《梅花嶺記》）。
史可法誓死不降，抵抗到生命最後一刻，其民族氣節的確值得肯定。正是因此，無數文人墨客不顧史實地對其高光渲染，直至將其送上神壇。
縱觀其一生，作為政治家，其實他的存在感很低，並沒有做出什麼值得肯定的成績。史可法在明朝崇禎年間已官至南京兵部尚書，成為南京首屈一指的高官。南明弘光政權建立後，史可法也真正進入了權力最中心。但面對這突如其來的變化，史可法似乎並沒有做好準備。他在一些重要問題上接連犯錯，導致了極為嚴重的後果。史可法一開始打算擁立桂王朱常瀛為帝，還拋出了福王朱由崧“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讀書、干預有司”七個不可立的理由。結果福王在權臣馬士英以及江北四鎮武將的擁立下登基稱帝，史可法被迫接受了這一結果，在此之前他提出的“七不可立”之說，反而成了捏在馬士英等人手中的把柄。
作為軍事家，由於失去“定策之功”，再加上被政治對手抓住了小辮子，史可法不得不自請離開南京朝廷，前往江北督師四鎮官兵。史可法以堂堂內閣大學士身份督師江北四鎮，花了近一年時間，耗費朝廷大量人力、物力、財力，結果卻是毫無作為。江北四鎮總兵自恃“天子乃我輩所立”，個個驕橫跋扈，擁兵自重。史可法面臨這樣的局面一籌莫展，只能無奈地在江北四鎮為爭奪地盤相互火拼的時候，充當調解員的角色。清軍南下時，他所節制的江北四鎮官兵在人數遠勝於清軍的情況下，絕大多數卻選擇望風而降。反倒成為了清廷仰仗的滅明急先鋒；他所鎮守的揚州堅守不過一日即告城破。同年閏六月，清軍攻打江陰縣城，江陰典史（無品階的雜官）閻應元和陳明遇、馮厚敦等人率領城中百姓奮勇抵抗，反而堅持了八十多天時間！兩者相較，高下自辨。
史可法一生中最大的亮點在於：為官清廉勤勉和堅貞不屈英勇就義。但明清易代之際，守節赴死者何其之多？之所以史可法被供上神壇，是因為他的官階最顯赫。然殊不知官高則任重，身系社稷廟堂之安危，
史可法在軍國大任上的決策可謂一步錯，步步錯，因此其對弘光朝廷的迅速敗亡，必須承擔其無可推卸的責任！
因此，說史可法是一位廉潔自律的好官，是一位寧死不屈的抗清英雄沒有錯；說史可法難堪大任，書生誤國也沒有錯，評價一個歷史人物不能簡單地用非黑即白來描述。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明清易代之際，寧死不屈的仁人義士其實遠不止史可法一人。僅
在揚州之戰中捐軀的就有揚州總兵劉肇基、知府任民育、何剛等，另有血灑疆場的明軍士兵無數。史可法之所以特別被後人追捧，不過是因為他的官階高大，而其餘的那些人籠在他的光環之下，自然就顯得沒有那麼顯眼了。自由行走的你
史可法忠烈、英勇，但我認為他不是英雄，主要是他身上的短板太深了。
他這個人，缺乏急智，戰略觀、大局觀都有很大的缺陷。
《三國志》評價陳宮就是“無急智”，放在史可法身上也是一樣。
崇禎皇帝死後，南京要立新君，史可法認為潞王朱常淓合適，馬士英認為朱由崧合適。當然事後看確實朱由崧很不合適，但當時朱由崧作為神宗皇帝朱翊鈞的孫子，是具有極大的排位優勢的，史可法如果認為他不行，要不就用雷霆手段首先擁立朱常淓，要不就收起對朱由崧的不滿專心輔政。結果史可法先是與馬士英商量，以致錯失時機，隨後又被排擠出中央，失去了決策地位。
而且，最重要的，馬士英聯合江北四鎮擁立，把本來是沒有問題的即位搞成了需要武將起很大作用，客觀上使得江北四鎮跋扈，為日後的不聽調埋下了隱患。
史可法的戰略觀也有很大問題，南明一開始的國策是聯虜平寇，這個提議的發起者就是史可法，他沒有看到建州吞併全國的野心，南明的短命，其實是弘光朝的國策出了很大問題。
最後他大局觀不行，江北四鎮裡高傑原是李自成的部下，投降了明朝。弘光元年高傑戰死，他的兒子帶領殘兵要認史可法為義父，這是弘光朝中央可以獲得兵權的最後的機會，史可法認為其出身不高，拒絕了對方。於是對方投降了建州。其部下有個叫李成棟的，日後雖然反正了，但也幫建州打下了大半個中國，如果史可法能把這支部隊控制住，南明的整個局勢都將改寫。
史可法的殉國死的慘烈，讓人動容，但他身上的缺點同樣突出，並不能算是英雄，只不過是個非常愛國的一般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