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文化的发展创新与当时的历史文化大背景相辅相成，因而在历史的不断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到，艺术新门的发展态势总是参差不齐的。其中，
作为中国文化宝库中的璀璨之星——汉唐艺术，它的兴起与衰落，都受到了汉唐时代文化大系统的影响和制约，如当时的文化创新语境，和文化传播程度，以及文化内化等等他特定历史条件。汉唐盛世文化与艺术的相互促成关系也可以从这几个方面加以证实。
汉唐皇城长安
一、 汉唐文化创新与汉唐艺术振兴
总结人类文化的发展，我们可以发现，文化创新主要有三条途径，一是"发现"，二是发明创造，三是思想创新。历史上每一次的艺术兴盛，无外乎是这三种文化创新带来的结果。比如人类最开始"发现"了火，接着用火进行发明创造，烧制黏土变成陶器，而在陶器上，人类先祖发挥想象和才能，创造出来陶雕、陶器彩绘等新的"文化艺术"，这是思想的创新。所以，如果要弄清楚汉唐文化创新与汉唐艺术振兴的关系，就需要从这三个方面下手。
第一、"发现"
众所周知，汉唐两代是中国文化史上最灿烂的两颗明珠，他们拥有的文化"发现"是非常非常多的。以汉代为例，此时，中国在古代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五大学科中都有了新的"发现"。
比如：在数学方面，汉代出现《九章算术》，这是中国古人对当时发现的数学规律的总结，它标志着中国古代数学体系的形成；在天文方面，西汉刘歆发现了以十二年为周期的"超辰"现象，并由此提出一种岁星超辰的计算方法，得出的结果与现代科学研究出的科学常数十分接近；在地理学方面，班固的《汉书》中《地理志》一篇，对中国古代地理学发现进行了总结，这是中国古代地理学体系形成的标志；在医学方面，秦汉之际《黄帝内经》诞生，是中国古代医学发现的总结；在农学方面，东汉崔实所撰《四民月令》是我国古代农家月令书的首创之作，总结了前人在农事方面的发现和经验，将其成体系化，对当时和后来的农业发展都产生了极大影响。
这些发现，虽然没有直接涉及到艺术文化，但他们与寻常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也同样对社会艺术文化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创新发展。 《黄帝内经》
第二、发明创造
汉唐时代古代劳动人民的发明创造也同样不胜枚举，比如中国最著名的四大发明——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及印刷术，其中，造纸术是汉代人民的发明创造，火药和（雕版）印刷术是唐代人民的发明创造。造纸术和印刷术是世界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推动器，这已经是世界范围内不争的事实，而在中国，它们的影响更是方方面面。在此我们主要分析艺术方面的影响。
刚开始纸的发明创造，由于技术还不成熟，并没有直接地、大规模地促进汉代书法艺术的繁荣，但是到了唐代，在造纸技术发展完善之后，就有力地促进了当时文化艺术的空前繁荣。比如书法艺术的形成与发展，宣纸是最适合展示书法艺术的载体，它始于唐代，而唐代则出现了一大批书法大家，在初唐有欧阳询，在盛唐有张旭、怀素、颜真卿、柳公权等，这些书法大家有了宣纸这个载体，将各体书法艺术进一步发展，立起了晋代以后中国书法艺术的又一座高峰。
相比于造纸术对艺术精细化的促进，雕版印刷术的影响，则更多体现在艺术大众化推广上。列如，在824年元稹为白居易诗集作序时，就曾称赞白居易的诗流传之广："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街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模勒即模刻，是雕版印刷术最重要的一个步骤，由此可见，雕版印刷术的出现极大地推动了唐代诗歌创作和传播，大众的艺术文化水平因此得到提升，艺术的交流也更加的便利和频繁。
颜真卿字帖
第三、人类的思想创新对文化的影响更大，思想创新即是理论和观念的创新。
汉朝时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既阻碍了文化思想的百家争鸣，又扼杀了艺术创作百花齐放的机会。但到了唐代，特别是盛唐时期，唐王朝代之以"儒释道"合流并兴的文化政策，为艺术创作提供了沃土。这不仅是文化政策的革故鼎新，同时也是中国思想史上观念创新之举。
佛教是外来思想，但来到中国后，佛教理念本土化，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刚健有为的入世精神纳入佛教的外缘之中，告诉世人可以在生活中悟道，在人生七情六欲中修禅，这影响了一大批不曾修佛，但是喜爱佛禅思想的士人。"诗佛"王维是受禅宗影响极大的诗人。唐代张躁、王墨也是以禅宗理念入画的。怀素本为僧人，深解禅机，其《自叙帖》为中国书法史上的辉煌巨作，纯用中锋，圆转疾速，自然，灵动，而具"一念三千"之气魄、"天女散花"之美妙。今天，人们论及唐代书法，必提怀素，怀素成了中国古代草书的一个符号性人物。由此可见，理论和观念的创新，对汉唐艺术的大发展和大繁荣现象的出现，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2、 文化传播带来汉唐艺术在世界上的兴盛
汉唐时代，中国实行全面开放的外交政策，在多方位、多层面的对外交流过程中，中外文化相互对话、融合，并进行创新、创造，可谓五彩缤纷、成就斐然。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在汉唐时代的文化交流过程中，
由于中国文化是优势文化，其文化影响和艺术传播力更为强势，因而它的文化输出要远远大于文化输入。但是在这样不平衡的文化交流中，中国汉唐时代所取得的文化成就和艺术成就与周边国家，甚至与当时的西方国家相比，均有过之而无不及。秦汉时代，中华文化从东、西、南等方向均与外部世界展开了多方面、多层次的广泛交流，吸收了外部文化的宝贵营养，激发了自身机体的蓬勃生机。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张骞出使西域所开辟的汉代丝绸之路，功不可没。除此之外，还有东汉班超的副使甘英出使大秦（罗马），远涉波斯湾，临海而止。
这些交流，不仅使得中原文化和外部实现了器物的交流互补，同时在文化的相互借鉴融合过程中，双方在艺术文化方面也有了别开生面的交流互补。仅就汉代而言，除了动植物的引进之外，箜篌、琵琶、筚篥、胡琴、杂技、幻术、乐舞、绘画纷至沓来：李延年"因胡曲更造声二十八解""因为新声变曲，闻者莫不动容"；汉代的画像石上，出现了迥异于峨冠博带、长袖宽衣中国风格而头顶毡帽、穿着紧身衣裤的"胡人"形象；山东嘉祥武梁祠画像石刻上"那有翼的大使，可能就是希腊、罗马神话中爱神受了变化以后的形象"，这些都是与外部文化交流的结果。
武梁祠南壁壁画像石
唐代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最强盛的国家之一。与其同时，其他国家的发展水平则远远落后于唐朝。印度长期处于分裂状态；日本仰视中国；阿拉伯世界处于扩张期；拜占庭与西罗马帝国则进入衰落期；8世纪西欧进入查理帝国时期，又有了东西分裂。而中国的和平统一稳定，则让它成为最强大国家。唐代的政绩和印度、伊斯兰国家、拜占庭帝国、拉丁基督教国家相比，是最为突出的，其他国家的发展水平则远远落后于唐朝。
因为国家强大、文化自信，李唐王朝采取全面开放的文化接纳政策。从宗教文化方面来看，唐代实行儒释道三教并行合流的开放政策，其时由中亚、西亚各国来华侨民带来的祆教、摩尼教、景教以及伊斯兰教，都得到了政府和民间的接纳和收容。邻邦日本、朝鲜、越南仰视中原，日本派出大批的"遣唐使"学习中国文化，以至于在返日的留唐学生的策动之下，公元645年，日本发生了著名的"大化革新"；公元840年，新罗留学生和其他人员学成回国的一次就有105人。
唐代，中国的造纸术流传到大食，后传入中、西亚以至欧洲。中国的炼丹术西传之后，直接推动了阿拉伯炼丹术和欧洲炼丹术的成长，而现代化学便是在欧洲中世纪炼丹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此外，唐朝还开辟了由南中国经印度洋到非洲的"陶瓷之路"，大量的陶瓷远行至菲律宾、印度、马来半岛、东印度群岛、锡兰和毗邻的地区，也有一些瓷器运达非洲东海岸。
日本"遣唐使"
唐代文化向外传播，以至于形成了"唐""唐人""唐字""唐言""唐家""唐山""唐人街"等文化符号。这种空前规模的文化传播潮流，直接带动了当时世界艺术的繁荣和创新。与其同时，唐代的艺术已经达到了灿烂繁盛的发展高度，后人可望而不可即。这当然首先得益于唐人对于既往中华艺术精神和艺术成就的成功吸收和转化，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唐代艺术的灿烂辉煌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唐人对于外来文化和外来艺术的吸收和创新性转化。
3、 文化内化引发唐代艺术的兴盛
文化创新和文化传播都发生在那些能自由地决定自己接受还是拒绝文化变迁的民族中。如果两种文化相遇而其中的一种文化由于相对弱小的缘故，而被迫大量输入异质文化要素从而改变自己文化的性质，这时候就会产生文化涵化。汉唐时代中国文化与其他文化都发生了直接频繁的接触，但是，汉代文化并没有被其他文化涵化。首先，我们认为虽然汉代的文化相对于周边领邦来说，是强势文化，汉代文化与周边文化甚至与罗马文明之间都产生了交流互惠行为，但是这种频繁的直接接触并没有使得交流双方的文化模式内部结构发生大的变化，所以，中国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的"涵化"行为始于唐代。
罗马
唐代文化与周边国家文化及印度、阿拉伯世界以及欧洲、非洲文化产生过频繁直接的交流，并且这种频繁的直接交流引发了中国自身文化结构的深刻变化，同时也引发了日本、朝鲜等本土文化模式的内部结构性变化。唐朝与西域诸国、特别是与印度文化的交流，使得佛教产生了中国化的"禅宗""天台宗""华严宗"和"净土宗"，并从而使得来自印度的佛教最终与本土的"儒""道"二家融合并存，从此深刻地影响了中华文化的内在演化。
与此同时，中华文化作为强势文化，在与日本、朝鲜及东南亚邻邦的直接接触过程中，深刻影响了其器物、制度及精神文化的方方面面，以至于日本、朝鲜和东南亚诸国的文化内部结构产生了深刻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一个以汉字、儒教、中国式律令、中国式科技、中国化佛教为基本构成要素的"中华文化圈"基本成型，并与西方基督教文化圈、东正教文化圈、回教文化圈及印度教文化圈等合称为世界五大文化圈。
唐代文化与日本、朝鲜等东南亚邻邦的相互涵化，引起双方文化发生结构性的变化，使得诸邻邦的文明程度和文化水平得到大幅度的提升，同时，中国本土文化通过有效地吸收东南亚诸邻邦及西域、印度以至欧洲文化的积极性因子，通过融合创新，使得中华文化更具青春的气息、豪迈的气势和宽宏博大的容量，文化涵化为唐代带来了文化的大发展和大繁荣。
李白
在文学艺术层面，唐代文学艺术同样呈现出通过合并、融合所外化出来的大唐气象，以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等为代表的唐诗卓绝千古、雄视百代。其中诗仙李白的诗歌道风飘逸，同时裹夹着西域人的集体记忆，可以被看作是中外艺术文化涵化融合的典范，如"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天台四万八千尺，对此欲倒东南倾"，既呈现出道家泠然飘举的逍遥自由风貌，同时也形象地传达出他曾经生活在西域高原上的宇宙观感。
吴道子在绘画方面的创新同样得益于外域色彩晕染法对中国画坛的冲击。5世纪以来，南亚佛画色彩晕染法浸润画坛，谢赫"六法"，将随类附彩和骨法用笔、应物象形提到同等地位，至吴道子开始了真正的融合和创新。中国画重视线条，吴道子融合线条表现力和色彩晕染法，发明"莼菜条"型线条，不同于魏晋以来的匀细如蚕丝的细线，而是加粗加厚、波折起伏，从而充分"转译"了色彩晕染的立体效果，表现出物象的"高侧深斜"。其笔下的人物画，衣纹的高、侧、深、斜、卷、折、飘、举毕现尽露，所谓"天衣飞扬，满壁飞动"；其山水画"怪石崩滩"，亦"若可扪酌"。
吴道子天王送子图(局部)
由于吴道子的创新转化，中国画中线条的因素以焕然一新的面貌超越于一度凌驾于画坛的色彩因素，使得线条的主体性地位得以确立。与其相呼应，唐代画论家张彦远在理论上也对线条的主体性进行论证，认为以线条为主的"用笔"不仅在绘画技巧诸层次中高过"附彩"，而且能够脱离纯粹的技巧上臻"气韵生动"的精神层次。自吴道子和张彦远后，线条超越原则无论在技巧上或是理论上，都长期支配中国画坛。
唐代敦煌莫高窟中难以计数的本生故事，以及菩萨、天王、罗汉、金刚、飞天、经变史迹故事等，经过融合会通，现实性和中国性得到了强化和突显。在乐舞方面，唐代的宫廷燕乐是中原乐舞与胡戎乐舞相互融合的产物。
敦煌莫高窟
在乐器方面，唐人也根据自己的标准对其进行必要的改进和创新：中原乐器偏于柔和，于是吸收发音较强的琵琶、箜篌等；中原的鼓类不便于调整音高，于是吸收了羯鼓、腰鼓等，充分发挥了鼓类在乐器合奏中的作用。而有些外来乐器如"弯琴""匏琴"等，性能并无特异之处，故未被中原人采纳。唐人还对外来乐器进行改造，如唐玄宗时的"六弦"和"七弦"，其中，"六弦"形如琵琶而且长，具有明显的结合特点。宋代重要的弦乐器"胡琴"，即是唐代对粗陋的外族乐器"吴琴"进行长期改造的结果。雕塑方面，唐代工匠们，对波斯多曲长杯进行改造，淡化其内壁凸起的绫线，经过不断改进，形成中晚唐时期的多曲长杯，最终使其成为唐代的创新作品。
总之，唐代艺术通过有效的文化涵化，将异质性的艺术精神和艺术因子注入自己的创新理念和创新实践中，将其成就为世界艺术史以及中国艺术史上的灿烂篇章。
结语：
综上所述，汉唐盛世，文化与艺术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汉唐文化的创新带来汉唐艺术的振兴，汉唐盛世造就的大规模的文化传播，也带来了汉唐艺术在世界上的兴盛，而在文化传播过程中，由于汉唐政治的强势性，也带来了文化的强势性，不同的文化在汉唐文化中被内化，再次引发唐代艺术的兴盛。
参考文献：
1.黄永健《艺术文化论———艺术在文化价值系统中的位置》
2.刘厚琴《儒学化的汉代科技》
3.冯天瑜《中华文明史》
4.张国刚《唐代对外开放的回视与审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