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何梅的夢想就是逃離自閉症圈。十年後，她的夢想基本實現了，患有中度自閉症的女兒成功融入普校，上了小學後又進入了中學。
但女兒走出了干預機構，何梅卻走不開了。
“我做錯了什麼，老天要給我個自閉症孩子？”
孩子確診自閉症後，何梅第一次對命運產生了質疑。
此前，儘管她因為家裡姐妹眾多，十五六歲便輟學打工，本該絢爛的青春時光都在工廠裡黯然度過。但在她樸素的世界觀裡，勤能致富，善惡有報。
1993年，何梅從老家安徽去到武漢。在漢口江邊上，她與丈夫相識相戀。兩人同在一家刷漆工廠工作，省吃儉用幾年後，終於在武漢林立的高樓中，擁有了自己的一間小房子。
丈夫信佛，熱衷做善事。婚後，受其影響，何梅也跟著丈夫參加了一個公益小組，只要有休息時間，她也去陪伴敬老院裡的老人，去看望福利院的孤兒、農民工學校裡的貧困兒童......
在那個中國經濟飛速發展的時代，他們和很多普通人一樣，為夢想全力打拼的同時，也力所能及地回饋這個社會
但是，何梅的信仰在女兒被診斷為自閉症的那一刻，突然崩塌了。
她曾不止一次絕望地問質問丈夫，“為什麼，為什麼你到處去跑，結果上天還給我們一個這樣的孩子？”
（注：目前，自閉症的病因尚未可知，但普遍認為，自閉症是遺傳和環境因素共同引起。）
“作為爸爸，他是合格的”
儘管已經做了十多年自閉症孩子的母親，儘管現在、將來，這個角色還會是她每天生活的常態，但是一談起孩子剛被確診、盲目奔波的那段記憶，何梅總是哽咽到說不出完整的話來。
孩子剛出生不久，醫生就告訴何梅，孩子小腦先天性發育異常，以後可能不會說話，甚至可能永遠都站不起來。
醫生隱晦地提示何梅，基本可以放棄了。
但那時的他們，根本就不明白先天性的發育異常意味著什麼。
“我們覺得，醫生可能誇大了病情。”
相信藥到病除的何梅帶著女兒做過各種名目的針灸、打過幾個月的鼠神經針。女兒痛苦的樣子歷歷在目，效果卻沒有和痛苦一樣立即顯現。
女兒兩歲多了，依然沒有語言，對人沒有興趣，最糟糕的是，總是沒日沒夜地啼哭。
孩子三歲，兒童醫院終於給出了自閉症的診斷。
“那時候，感覺這輩子永遠低人一等了。”
何梅分析自己，內心敏感，但又不善言辭，遇到困難只知埋頭去做。但丈夫不一樣，何梅覺得他太過樂觀、太過浪漫了。
有時候，這樣的性格可以支撐著何梅向前。比如，孩子爸爸從未將女兒看做一個怪物，在他看來，他們只是需要比別的父母多花點心力而已。
小時候，孩子尤其喜歡玩水，玩泥巴，但凡出去，總會弄得一身髒，但丈夫還是喜歡帶著孩子出去玩耍，孩子容易弄髒衣服，他就每次出門都多帶上兩套。
孩子確診後，何梅便全職帶著女兒去機構干預，訓練效果很快就顯現出來。女兒四歲了還不會走路，但訓練了兩三個月後，孩子就能在大人的幫助下，勉強走幾步了；而且，原本沒有語言的她，居然說出了妹妹兩個字。
但是，長期干預的費用對他們家來說，太昂貴了。
何梅一辭職，全家的開銷都指望著丈夫，好在他是技術工人，除了做自己的本職工作外，下了班，還可以去其他廠兼職打工，勉強維持孩子的干預費。
婆婆看不下去，甚至一度要求何梅帶著孩子離開。
家裡矛盾不斷，處在中心的何梅和丈夫未能倖免，夫妻倆也曾吵得不可開交，何梅被氣得往孃家跑了好幾趟，但是不管怎麼吵，丈夫始終沒放棄過孩子。
他跟何梅說，“孩子選擇來到我們家，就是因為她知道，我們是善良的人，永遠不會拋棄她。”
“當自閉症姐姐有了個妹妹”
老大是自閉症，還要不要生老二？
考慮這個問題的時候，老二已經在何梅肚子裡了，因為沒做好準備，全家人都對此忐忑不安。何梅當時只想過兩種結果：是自閉症，或者不是自閉症。
姐姐四歲時，妹妹出生了。
兩姐妹近照
何梅賭贏了，她是個普通孩子。兩個月時就能跟媽媽眼神交流，七八個月時就開始認人，九個月時就能在學步車裡蹣跚學步，一歲多就能走路，兩歲時就已經能自己吃飯、穿衣......
何梅至今依然記得這樣一幕：
那時候，老二才剛滿九個月，老大靠在門邊上，手裡拿著個肉丸子啼哭，老大這樣沒有眼淚、乾嚎哭的狀態已經持續了好幾年，何梅一直沒辦法解決。
誰知道原本離她有一米多遠，坐在學步車裡的妹妹突然衝到跟前，把她手裡的肉丸子飛速搶了塞進嘴裡，然後快速移動學步車躲到了何梅身後。
當時，何梅和目睹了這一幕的奶奶都笑彎了腰，姐姐則目瞪口呆地盯著這個不速之客，連哭都忘了。
妹妹的到來，在一定程度上給姐姐創造了一種自然的、同齡交往的環境，也讓何梅體驗到了做一個普通孩子母親的快樂。
但是對老二，何梅一直很愧疚。自她出生起，何梅的主要精力都用在姐姐的干預上。因為顧不過來，老二兩歲時，何梅就把她送進了幼兒園託管。
她跟園長保證，女兒雖然才兩歲，但可以自己吃飯，自己穿衣服了。
或許和家庭的原因有關，老二比一般同齡人表現得更成熟，在她兩歲多時，她就問媽媽，為什麼她已經能跑步了，姐姐還不會跑？為什麼她都用筷子吃飯了，姐姐還連勺子都拿不好.....
何梅告訴她說，姐姐是因為在肚子裡的時候，知道媽媽要生妹妹，就把營養都省了出來。
沒想到她隨口說出的謊言，居然讓老二躲在被窩裡偷偷哭了很多次。
後來，老二上四年級後，有一天突然衝回家裡，氣急敗壞地衝何梅嚷。那天，她通過其他途徑知道了，姐姐在肚子裡的時候，根本就不知道會有妹妹。
她抱怨何梅說謊，讓她一直覺得自己對不起姐姐，連帶著把心裡的委屈也發洩出來，在她眼裡，爸爸媽媽總是偏向姐姐。
有時候母女倆吵起來，十來歲的老二已經能一件一件地把自己承受的壓力哭訴出來，終極的問題是，未來，姐姐是不是要她一輩子負責？
老二的過早成熟不僅表現在吵架這一方面。2019年的春節，她答應把壓歲錢交給媽媽，前提是，這個錢媽媽必須用來給自己買東西，而不是給家裡買東西。
她勸何梅去學點麻將，逛逛街什麼的，她說，“媽，我怕你得抑鬱症。”
才十歲不到的女兒，已經看得懂媽媽精神世界裡的單調和荒蕪。
“女兒干預‘畢業’後，我選擇......”
前幾年，陪孩子進機構干預的同時，何梅也奔波在各大醫院學習康復知識，參加培訓。原本不善交際的她，主動跟老師們拉近關係，機構有什麼雜活，她都幫著去幹；每當有新家長帶著孩子手足無措時，何梅總是主動上前忙，時間久了，她也就慢慢成了機構的一份子。
連續干預了幾年，女兒順利融入普校，何梅則留在機構，成為了一名特教老師。
每天，面對著不同症狀的孩子和心情焦慮恐慌的新家長，何梅就像照鏡子一樣，看到自己曾經歷過的痛苦、絕望，在他們的身上輪迴上演。
但何梅心疼他們的方式，也只能是盡其所能地教孩子，曾有幾個家庭困難的孩子沒學費上個訓課，她還偷偷抽出休息時間免費給孩子上。
在機構工作了四年，對何梅來說，比教自己的孩子還累，教自己的孩子還可以懈怠、偷懶、發脾氣，可教別人的孩子不行。
按理來說，女兒已經順利入學，何梅可以逃離這個曾讓她自卑、羞愧的圈子了。
她也的確試過，在家人、朋友的勸說下，離開機構，去找一份新的工作。她說，剛離開機構的前兩天，無比輕鬆，感覺一身的擔子都被遠遠地拋下了，但一週後，心裡卻越來越失落，以致於晚上睡覺，夢裡都是那些孩子。
進入新的工作崗位，就像走進了一個不屬於自己的世界，何梅完全投入不進去。她知道，自己離不開這個行業了。
經過幾天的思考，何梅還是決定返回康復機構上班，結果回去沒多不久，機構就因運作原因要遷走。
機構遷走，何梅走不了，還有很多武漢當地的孩子也走不了。於是，在2016年，何梅便和幾個大齡自閉症孩子的媽媽自籌資金，成立了武漢手拉手互助服務中心，主要做小齡孩子的干預和大齡自閉症人士的託養和康復。
武漢手拉手互助服務中心
中心成立後，總共幫助十多名小齡自閉症孩子進入了普通幼兒園，五名自閉症孩子融入了小學；有十多名大齡自閉症人士，長期在中心學習生活自理，以及參加一些簡單的勞動。
中心每天給學員安排的活動表
按照何梅的設想，機構不以盈利為目的，學員的收費能維持中心運轉即可。當然，她也有自己的私心，如果女兒離開學校後沒有去處，就可以去中心找點事做。
但是，即使收費一再降低，也很少有學員交得齊學費。家庭經濟實在太困難的，何梅索性把他們學費給免了。這就導致中心一直入不敷出。
目前，受疫情影響，中心的生存更是岌岌可危，但何梅沒打算放棄，一向抗拒鏡頭的她，最近也在嘗試著通過媒體尋求幫助。
十多年前，孩子被診斷時，何梅懷疑過命運的不公，可如今48歲的她已能從容接受這樣的生活，“自閉症不會改變我們，它只是幫助我們發現自己，你是怎樣的人？你有多愛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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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寫|小熊 編輯|噹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