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男春秋
原因是苏轼名头太大，太树大招风，以致被同僚以其诗文奏表中断章取义，莫须有定罪！
事情始未是这样的一一
元丰二年，苏轼奉旨调往湖州，临行前照例要上谢恩表。在《湖州谢上表》中，苏轼将憋了一肚子的不满全部倾泻出来。他言辞恳切，大胆直言，对诸多时政作出了中肯的评价，并提出合理的建议。就是这样一封例行公事的任职“决心书”、“感恩信”，却为其带来滔天大祸。
当时王安石已被罢相，可王安石的门生旧吏仍在，且多为奸邪小人。他们看准神宗此时积极变法的势头，不遗余力地打压迫害反对派。苏轼此时冒出头来，无疑是引颈就戮。李定、舒亶看上了苏轼的名声，准备拿他开刀，想狠狠的杀一下反对派的威风。
当时苏轼在政治上虽不得志，但他门生众多，在朝野影响很大，打击苏轼将起到很好的威慑作用。可李定等人没有王安石的磊落胸襟，采用的方式龌龊不堪，无耻至极！
当时，朝中苏东坡的政敌如章惇、蔡确等人，摘出他奏表中“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查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等怀有情绪的语句，借此指责苏东坡讥讽朝政，发泄私愤。
更令人发指的是，御史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处心积虑翻寻出苏东坡以往的诗词，从中断章取义，诬告其心怀叵测、蓄意诽谤皇上、诋毁政令……总之是不择手段的罗列罪名。他们列出了苏轼四大该杀之罪：不学无术、无视朝廷、言论蛊惑人心、诋毁圣上声誉。在他们的奏章里，言辞恳切，苏轼好像是洪水猛兽般，是非杀不可了。的确，苏轼在他们眼中也许比洪水猛兽还要可怕吧，他们畏惧苏轼，畏惧他的影响力，畏惧他的阻拦。
神宗打心里是不想杀苏轼的，但碍于言论，既然有人状告，不得不立案审查。在中国的历史上，神宗算得上是一位英明的君主，他积极变法，希望革除时弊，在历史上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他打心里爱惜苏轼的才华，但是苏轼反对变法，往往也能说出很充足的理由来，这让神宗很是矛盾。神宗知道苏轼是个人才，却不能重用苏轼，实在是无奈。后来哲宗继位，太后听政，苏轼受到重用。有一次太后问苏轼：“你知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能一下子从七品官升到正三品？”苏轼说不知。太后说：“先皇在世的时候常常读到你的文章，总是大声夸你是天才，只可惜他不能重用你。”苏轼听后恸哭不止。
神宗其实没想过杀苏轼，只是小人们在造势，说苏轼必死无疑了，搞的人心惶惶。神宗也许只是想教训一下苏轼，另一方面也表示自己变法的决心，可是他万万想不到这被小人利用、曲解，给苏轼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当抓捕苏轼的人到达湖州苏轼住地的时候，苏轼一下子怕了，他以为自己死路一条了。他一下子泪如雨下，和家人作生死诀别。他自知前途凶多吉少，万念俱焚，但是，他不后悔。
于是，一代文豪被一群粗暴的人像捆狗一样绑上了囚车，一路颠簸，送有司审查。苏轼的身心和肉体备受摧残。七月二十八日被捕，八月十八日被关入御史台，期间被冠上了种种大逆罪名——一场牵连苏东坡及多位好友、震惊朝野的大案，就此拉开了帷幕。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一个颇有文学色彩的隐喻。所谓“乌台”，即苏东坡受审的御史台。因官署内到处都是高大的柏树，这种“荫深”的环境招来大量的乌鸦在此栖息、筑巢，所以御史台又被称之为“乌台”。由此，苏东坡案也被称为“乌台诗案”。
苏轼一开始还做了抗争，可是后来他知道根本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小人早已给他挖好了一个坑，只待把他推下去罢了。当时苏轼的长子苏迈负责照料父亲，父子约定，要是情况不妙的话就在饭菜里送鱼告知。一日苏迈外出借款，便托友人给父亲送饭，那友人不明就里给苏轼送了一盘鱼。苏轼看到后以为自己命不久矣，心灰意冷。他挥笔做绝命书，写遗书给弟弟苏辙，愿来世还做兄弟。他想到家中老小，不禁热泪盈眶。 此时佛家的思想拯救了他，他相信一切皆空，他相信来世，他认为自己生前光明磊落，死后必不会下地狱；自己死于社稷，即使不能青史留名，心中也是坦然的。
由此，苏轼在知道自己的“死讯”后又变得豁达起来，他开始大吃大睡，毫无负担，尽情享受这最后的宁静。
而在同时，苏轼的朋友们一刻也没有闲着。虽说树倒猢狲散，但患难也会见真情。在困厄的处境下，益友与损友的差别显而易见。此时苏轼处境堪忧，任何一个替他说话求情的人都有可能有生命危险，可是苏轼的人格魅力又岂是生命的价值可以衡量的。苏轼好友范镇、张方平上书皇帝，说苏轼是天下奇才，希望宽容。苏轼弟弟苏辙更是愿意削去自己的官职代兄赎罪。太皇太后病重，神宗想大赦天下给祖母祈祷，太皇太后说不要大赦天下了，赦免苏轼一个人就够了。中间派的大臣吴充更直接，他对神宗说，曹操连祢衡都能容得下，为什么你连苏轼都不放过呢！连政敌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此时也站出来为苏轼说话，提醒神宗勿忘太祖皇帝不杀文人的祖训。除了这场无耻闹剧的始作俑者，几乎没有一个人不为苏轼鸣不平的。
对此，神宗也顺水推舟，饶了苏轼一命，苏轼终究还没做得成范滂。
历经两个多月的审讯后，苏轼获得了新生，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不得签署公事，实际就是被流放到了黄州。
之后又被一路贬下去……
蜀剑
北宋的"东坡居士”苏轼因乌台诗案被捕入狱，后如何被贬黄州、惠州、儋州呢？
一、乌台诗案
乌台诗案是一起彻头彻尾的冤案。
宋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创行新法，苏轼反对变法，几次向神宗皇帝上疏新法弊端，因而引起王安石的不满。苏轼感到在京城将面临政治上的危机，请求外任。
于是，出京到杭州任通判。后来又转知密州(即现在的山东省诸城县)、徐州(即现在的江苏省铜山县)、湖州(即现在的浙江省吴兴县)
在湖州任上不久，御史李定等人罗列罪状上书弹劾苏轼。元丰二年，御史台(旧称乌台)李定等人派人到湖州将苏轼逮捕，押到汴京，其罪名是作诗讽刺朝廷。
苏轼被押解到汴京，关进大牢，审讯随即进行。罪证是别人为苏轼刻的一部诗集，而最先把这部诗集作为证据的是《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苏轼也的确有所谓的"把柄"可抓，凭自己文才经常在诗中讥讽朝政，贬斥新法，这些诗传诵一时影响不小。主审官因政见不同，把苏轼诗中某些讽刺新法的地方，捕风捉影上钢上线，说苏轼对神宗不满，逼苏轼招认叛逆罪。
二、柳暗花明
苏轼《咏桧》诗中有"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就在神宗面前挑拔道:"陛下飞龙在天，苏轼以为不知己，反欲求地下蛰龙，不是想造反吗?"神宗回答说:"诗人之词怎么可以这样理解，他的《咏桧》和我有什么关系？"
这时正遇仁宗皇后病重，神宗为了祖母病势好转，打算进行一次赦免。仁宗皇后说:"不须赦免天下凶恶，只要放了苏轼一个人就行了。"又接着说:"过去仁宗举贤良，回宫时非常高兴地说，我今天又为子孙得到太平宰相两人，他说的正是苏轼兄弟，现在难道你要把苏轼杀掉吗?"仁宗皇后边说也掉泪，神宗也在一旁陪着下泪。
一些同情苏轼的人也站出来为他说话。丞相吴充有一次问神宗:"皇上感到曹操这个人怎么样？"神宗说:"曹操算个什么东西。"吴充说∵陛下以尧舜为榜样，当然看不起曹操。曹操猜忌心极强，但还能容忍祢衡这样的狂人。陛下难道还不能容忍苏轼吗？"神宗有所触动说:"我正打算放了他。”经过五个多月的审讯，终于给苏轼定了个"讥讽政事"的罪名。苏轼虽然心中不服，但能幸免一死，已是喜事了，只得写检讨认错，因此，被贬官至黄州任团练副使。在黄州的苏轼成了东坡。
三、被贬黄州后又几次被贬
苏轼被贬黄州后，在黄州住了四年零两个月。元丰七年三月改贬汝州。汝州是京城所在地，说明朝廷对他的态度有点转变。这期间，会唔了退休宰相王安石，这对政敌又是文坛巨匠相会甚欢。这时，王安石已被排挤出朝，闲居江宁，两人的理想和抱负同样以失败告终。苏轼又因不容于新旧两党，再贬杭州；再因政见不合外放颖州；而后因新党再次执政，又被贬至惠阳。
1097年，62岁的苏轼再次被贬到贬儋州(今海南省儋县)。儋州虽然是蛮荒之地，苏轼在这里贡献很大，儋州人民对他也无比的崇敬。
元符三年四月(1100年)遇朝廷大赦，65岁的苏轼调任朝奉郎，北归途中，于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卒于江苏常州。宋高宗即位，追赠他为太师，谥"文忠"。
苏轼一生波澜壮阔，少年得志，中年遭难，"乌台诗案"差点丧命，晚年又连续遭贬，伦落天涯。
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最初也有改革弊政的要求，当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时，他持保守态度反对王变法，因而遭到被贬。宋哲宗时，司马光为首的旧党当权，起用他做翰林学士，但当旧党废出一切新法，他又不满旧党纠错过旺，再遭排斥。等到新党再次得势，他以六十高龄被贬儋州。直到大赦内移，真是命运多舛。
四、文学巨匠
苏轼是一位文学全才，不仅在诗、词坛有很高的成就，，而且在书法、绘画、音乐都有很高的造诣。他的散文明快锋利，气势磅礴，有很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不愧是一位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巨匠。
高楼避愁
苏东坡乌台诗案后，侥幸获得赦免，但首先被贬至黄州。
在元丰三年（1080年）正月初一，苏东坡已和长子迈离开京都，去黄州。苏东坡通过陆路进行，把家眷都暂时留给了弟弟自由照顾，随后再去。
到达黄州后，苏东坡暂住定惠院。黄州太守姓徐，经常邀请苏东坡喝酒，对面武昌的太守也经常送酒食给他。身边朋友不少，他经常散步很久，在庙宇，私人庭院，溪流等处，探胜寻幽，日子过得也相当不错。这个时候，他开始转向研究宗教，他天生悟性很高，很快就对佛教由了很好的认识。
家眷到达后，苏东坡生活基本上安定下来，太守对他很礼遇，但生活还是比较困难花钱有了个很好的预算方法，尽量节约。
苏东坡开始真的务农了。他有了一片土地，开始自称“东坡居士”。过去想辞官为农，没想到这次真的被迫成了农夫。东坡农场实际占地十余亩，在黄州城东附近，坐落在山坡上，房子在顶上，共三间，附见茅亭，亭下就是雪堂。有房五间，墙有诗人自己油漆，画有雪中寒林和水上渔翁。后来苏东坡就在这里宴请客人。宋朝大山水画家和书法家米芾就是在这里结识苏东坡的。苏东坡逝世70年后，又一著名诗人陆游曾到这里来过，并记述了雪堂苏东坡画像的情况。
苏东坡在这里结识了好多朋友，有潘酒师，庞大夫，郭药师，农夫谷某，大嗓门婆娘。黄州太守徐大受，武昌太守朱寿昌，马梦得，巢谷等都是苏东坡的铁杆粉丝。苏东坡在这里生活的也相当美好。
在这里，还有两个古怪的人物，其中两个是道士，但不深信道教，而且是闲云野鹤，云游四方之士。诗僧参廖去看望苏东坡，并且住了一年多。
苏东坡这里最好的朋友是陈慥，苏东坡经常和他开玩笑，河东狮吼的典故就是从他而来的。其实，苏东坡年轻时曾和陈慥的父亲不和，他的政敌也是因为这一点让他去黄州的，因为这样陈慥可以为难苏东坡，没想到二人是最好的朋友。
苏东坡在这个时候把朝云收为妾，几年后朝云给苏东坡生了一个儿子叫苏遁，并给他写了一首诗“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唯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只可惜，这个儿子夭折了。
苏东坡也是个吃货。在这里，他做了著名的东坡肉，东坡鱼，东坡汤，越来越像田园诗人陶渊明。
苏东坡衣食足堪自给，心满意足，劳而有获，心中欢喜，本人又是一个乐天派，所以，这个时候他是非常乐观的，可以说是过着神仙般的生活。在这里，少不了写诗吟词。他曾描述自己的生活状态:“夜凉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种花。棋罢不知人换世，酒阑无奈客思家。”
还有一次，他醉酒后躺在草地上便睡，油好心肠的农人把他叫醒明之为《黄泥坂词》:“临皋而东骛兮，并丛祠而北转。
走雪堂之陂陀兮，历黄泥之长坂。
大江汹以左缭兮，渺云涛之舒卷。
草木层累而右附兮，蔚柯丘之囱蒨。
余旦往而夕还兮，步徙倚而盘桓。
虽信美而不可居兮，苟娱余于一眄。
余幼好此奇服兮，袭前人之诡幻。
老更变而自哂兮，悟惊俗之来患。
释宝璐而被缯絮兮，杂市人而无辨。
路悠悠其莫往来兮，守一席而穷年。
时游步而远览兮，路穷尽而旋反。
朝嬉黄泥之白云兮，暮宿雪堂之青烟。
喜鱼鸟之莫余惊兮，幸樵苏之我嫚。
初被酒以行歌兮，忽放杖而醉偃。
草为茵而块为枕兮，穆华堂之清宴。
纷坠露之湿衣兮，升素月之团团。
感父老之呼觉兮，恐牛羊之予践。
于是蹶然而起，起而歌曰月明兮星稀，迎余往兮饯余归。
岁既宴兮草木腓，归来归来兮，黄泥不可以久嬉。”
这分明就是一曲流浪汉狂想曲。
苏东坡在黄州还有很多小故事。例如，有一次夜游喝酒，回家晚了，没进去家门，但抬头一望，月光美极了，随口就吟出一首词:“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有我，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靜谷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可把太守吓坏了，以为东坡跳江自杀或逃走了，这个责任可付不起。于是他立刻去看，发现东坡卧床尚未起，鼾声如雷，这谣传竟然传到京城，甚至皇帝都听说了。
还有一次，苏东坡由于胳臂患风湿，右眼也受影响，几个月没有出门，结果被谣传他和另外一个散文大家同赴玉楼，同返天庭。皇帝听说了，就赶紧问，这是是真的吗？这个大臣是苏东坡的亲戚，也听说了，但不能确认消息是否准确，由于得不到确切音讯，皇帝急的连饭都吃不下去，掩面泣曰:“难得再有此等人才。”范镇听说后，很伤心，哭的厉害，吩咐家人送丧礼，但还是先派人去黄州去打听此事。结果，传闻失实。
苏东坡在这一时期解脱自由的生活，使他在精神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他的写作上。他以前锋芒四射的讽刺和尖锐，紧张与愤怒被现在的温暖与光辉，亲切与宽和，诙谐与幽默所替代，让人感觉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
在这一时期，他还写了四篇精品，一首词《赤壁怀古》也以“大江东去”而著称；另两篇就是月夜泛舟的《前后赤壁赋》；还有一篇《承天寺夜游》。
苏东坡的这些绝世佳作，必然会引起他的政敌的羡慕嫉妒恨，再次把他关入监狱的可能性也非常可能。
当然，在黄州，他还研究了瑜伽和炼丹等养生之术。
但好的日子过的是那么快，一年零八个月之后，苏东坡被皇帝一纸之令调往汝州，过几天又调往他处。
在去南京的路上，他看望王安石，二人还商谈了很久。他一路上去了九江、庐山、南京、靖江、宜兴、常州、泗州、京都、登州最后受皇后恩宠，回到京城，任翰林学士知制诰。
苏东坡暂时稳定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