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侵华以前，中原族群的威胁主要来自北方，尤以有宋一朝为甚。先是辽，后是金。特别是金，把大宋王朝彻底赶出了老巢，以自己极有限的人口统治着华北以及部分中原地区人口庞大的汉民。当此时，产生了大量的敌后发展空间，那么为什么就没有形成长期有效地能抗衡金政权的根据地呢。
其实，在金兵刚犯时，各地也是义军蜂起，可堪利用。有识之士宗泽也有谋划。但是没有上升到战略高度加以利用，再加上南迁后的宋王朝收复失地的决心不坚，逐渐寒了人心，宋王朝的号召力在故土失地大打折扣。当岳飞后来收复失地时，沦陷区人民的心里其实是又喜又怕的，怕的就是宋王朝软弱多变。这些人民“南望王师又一年”，因为反复的失望，人们就会认命，时间一长，就成了顺民，民心一失，忠勇节操等一切的一切就成了空谈。也就是说，宋王朝没能把敌后利用起是自己不作为造成的，这是主因。
宋王朝有点久远了，但是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去看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的话，鲜活的很，犹如就在眼前。日本占领东北后，义勇军四起，最多时达三十万之众，但因缺乏政府的支持和有力的组织，两三年时间几乎就灰飞烟灭，到卢沟桥事变时，只有共产党组织领导的抗日力量还有三万人枪在活动，因为东北已成为日本全面侵华的大后方，日本人对抗联的围剿日益加紧。没有政府的支持，缺乏领导和组织是东北抗日力量大起大落的主要原因。后来，抗联虽被迫退出东北，但华北敌后根据地大势已成，成为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的重要依托。
为什么八路军在华北敌后的根据地能成功地坚持下来呢。
首先，不管是宋王朝时候的金兵，还是侵华时的日军，他们的人口是绝对的劣势，以绝对劣势的人口面对庞大的人群和地域，全面占领是绝无可能的，部分占领才可能是常态。这就留下了大量的发展空间。这是各党各派，各式武装能在敌后生存发展的重要前提。试想，如果我们是城邦式小国，再去考虑敌后的话又有多大意义呢。
第二，生存空间不是凭空而来的，是多种因素叠加而产生的，产生的标志就是机会的降临，把握住了机会才能进一步把握空间。在日本全面侵华以前，广大的华北是没有八路军的立足之地的。但是八路军却急需广大的空间来发展壮大以完成抗击日寇的使命。但是闫老西把持着山西等地大量的地盘，二十九军宋哲元把持着平津等地区。在一致抗日的大背景下，八路军不能强行越过友军的地盘到达敌后去抗战，能征善战的八路军将士也只能蓄精养锐，枕戈待旦，并且还要从占领的闫老西的地盘往回撤。当此时，英明的领袖也只能深藏雄心，窥伺机会了。
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日本全面侵华伊始，平津即告危机，山西岌岌可危。闫老西以商人的精于算计开门延客，请国共两党为他火中取栗，抵抗小日本。以前是挡，现在是请，顺势而行，何乐不为。领袖几乎倾其所有，砸向敌后，砸向真空地带，真是一个大手笔的以实击虚。这就是机会，是八路军以后能够深耕敌后的至关重要的机会。面对机会，稍有迟缓，形势就可能恶化，八路军抓住先机，大胆挺进，促进敌后形势迅速向有利于八路军的方面转变。武汉会战结束后，全面抗战才一年多一点，八路军就成为了华北敌后抗战的中坚力量。
回顾抗战之初的纷乱形势，领袖对战略发展空间的清醒认识以及对先机的稳准狠的把握是八路军在华北敌后获得长足发展的重要的两个原因。
八路军抓住先机，挺进敌后，给人民以希望和信心，打击土匪，恢复秩序，聚积抗日力量，打击傀儡政权，组建抗日政府，开辟根据地，并依托根据地与小日本进行了卓有成效的长期斗争。
八路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组织性，纪律性相当强，这是坚持持久抗战的组织保证，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敌后抗战，大浪淘沙，只有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堪称千古风流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