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人社部網站發佈全國各地區最低工資標準情況(截至2020年3月31日)。你所在的城市，這張“民生保障網”織得如何？
除民生保障層面，我們還能從發佈中讀出哪些有價值的信息？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從“小時最低工資”
到“月最低工資”
4月26日人社部網站發佈全國各地區最低工資標準情況
就在網友津津樂道的收入話題“捲土重來”之時，圍繞概念的討論也隨之展開。
顯而易見，此番人社部公佈的《全國各地區最低工資標準情況》，既列舉出“月最低工資標準”，又劃定出“小時最低工資標準”。細微的表述差異下，1號君發現，實際上各地政府部門在用兩種維度做衡量。
但是，對於天生對收入話題敏感的老百姓而言，雖然工資條是真實可感的，可相關指標的劃分，大家就“傻傻分不清”了：
好比說，某地區，“小時最低工資”和“月最低工資”之間，如何換算？
再比如，為啥我們有了“月最低工資標準”，還要再跟上個“小時最低工資”的要求？
如果更深入地追問下去，可能有人就要問了——它倆究竟是不是一回事兒？
“小時工資和月工資是不一樣的。”北京市盈科（濟南）律師事務所律師張磊曾分析，小時工資針對的是兼職，“小時工是兼職工，一天不可以超過4小時，一週不得超過24小時，15天一結算工資，所以不能按最低工資來算，各地區有各地區的定價標準。”
如此一來，“小時最低工資”和“月最低工資”的區別就明晰了：
前者針對兼職，並不從屬於“月最低工資標準”探討的維度，而後者，則是一個面向廣大上班族的指標。兩者，不可“同日而語”。
值得注意的是，“月最低工資標準”還不單指職工的基本工資，而是包含基本工資在內，幾乎全部的收入——包括基本工資(或標準工資)、獎金以及國家和各省市規定發放的物價補償性質的津(補)貼，但不涵蓋延長工作時間的工資，勞動者在夜班、高溫、低溫、井下等特殊工作環境、條件下的津貼，以及法律、法規和國家規定的勞動者福利待遇等。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江浙滬皖“三省一市”
暫無變化
根據人社部公佈的最新數據，目前，全國34個省、市、自治區中，上海“月最低工資標準”最高，2480元；而北京的“小時最低工資標準”居首，為24元錢一小時。
對江蘇來講，“月最低工資標準”當前共分3檔：
第一檔2020元/月，第二檔1830元/月，第三檔1620元/月，總的來說，身居全國第五；
而全省小時最低工資所定標準，則相較稍顯“中庸”，總體位居中上——從第一檔到第三檔，眼下分別是：18.5元、16.5元和14.5元錢一小時。
為什麼有“三檔”，又為何存在“N檔”之分？
根據《最低工資規定》，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範圍內的不同行政區域，可以執行不同的最低工資標準。換句話說，從省域範圍內各地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出發，各省有了相對自主的劃分權，最低工資劃分也不再追求“籠統”，而是依據實際，更有“層次感”。
然而，自主並不代表毫無章法可言。
記者發現，確定和調整月最低工資標準，應參考當地就業者及其贍養人口的最低生活費用、城鎮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職工個人繳納的社會保險費和住房公積金，以及職工平均工資、經濟發展水平和總體就業狀況等因素。
正是在此基礎上，江蘇有了“2020-1830-1620”之分。
相對而言，四大直轄市受其轄區範圍有限，城區總體差異較小等因素影響，“檔位”劃分更顯“整齊劃一”。其中，北京、上海、天津總體執行一套標準，重慶執行兩套。
而在26個省份中，大多數省份的選擇則跟江蘇一樣，將本省最低工資標準分成3-4檔。
2019年6月各地“月最低工資標準”情況
從數據來看，北京，是四個直轄市中，“最低工資標準”唯一還在往上走的城市。
2019年6月的數據顯示，彼時北京執行的標準，尚是始於2018年9月1日起實行的2120元/月；而此番公佈的數據中，北京最低工資的“準線”便從2120，提高到了2200元/月。
雖然身位依舊排行第二，但其與上海“月最低工資標準”之間的差距，卻縮小到了每月280元。
直轄市外，從各省“第一檔”標準適用的月最低工資變動看，河北省內相關地區的月最低工資標準從1650元/月提高到了1900元/月，遼寧從1620元/月提高到1810元/月，福建從1700元/月提高到1800元/月，此外，湖南、廣西、青海、貴州也有不同程度的提升。其中，河北“”第一檔地區”最低工資標準提升額度最高，足有每月250元之多。
而在長三角“三省一市”，江浙滬皖各檔“月最低工資標準”相較此前，則暫無變動——
上海，依舊維持在“2480”；江蘇，“2020-1830-1620”；浙江“2010-1800-1660-1500”；安徽“1550-1380-1280-1180”。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也就是說，從去年6月至今，全國每月最低工資標準上漲的地區，主要分佈在華北、華南、西南，以及西北、東北、華中和華東的部分地區。
而在中國經濟體量最靠前的廣東、江蘇、山東、浙江，以及人均GDP除港澳臺外最高的上海市，最低工資標準則依舊維持在此前位置上，並無“起伏”。
這不僅僅是項“民生工程”
不論“月最低工資”，還是“小時最低工資”，變與不變，對一個省份、一座城市的社會經濟運行而言，都有深遠影響，而非僅僅是項“民生指標”。
從某種程度上看，“最低工資標準”，無疑就是一個地區經濟發展的“晴雨表”——
雖然無法像GDP等核心指標一樣直觀反映經濟運行變化，卻無時無刻不在訴說地區人力資源成本的“含金量”。
而這個時代，何處不看重“人才競爭”的話題呢？
所以可以說，“最低工資標準”不僅僅反映了勞動者收入的高低，是一個民生“兜底”工程，其實質上，更是一個地方經濟發展與人才聚集效應的展現。
也正因此，各地區對於最低工資標準的劃定慎之又慎，既要考慮本省經濟發展的實際以及企業的承受能力，又需照顧地區經濟對人才和勞動力的吸引強度，以防人才資源因最低工資標準太低而出現外流。
2016年，蘇州同時將市域範圍內“月最低工資標準”和“小時最低工資標準”上調，其中，“月最低工資標準”上調幅度140元/月，“小時最低工資標準”上調幅度1元/小時；2018年，宜興上調月最低工資標準，從原先的1890元/月提升至2020元/月……這些，實質都是發生在江蘇調整修訂大背景下，基於區域發展的再權衡。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當然，記者認為，從更細的角度來說，“月最低工資標準”和“小時最低工資標準”調整所帶來的影響還有不同——
畢竟，作用對象有別。但如此一來，眼下其對地區人才結構調整的作用力也就顯現出來了。
可以試想，當前復工復產、經濟恢復背景下，各地尤缺什麼？並非工地，而是工人。
如果勞動力價格往上走、“小時計酬”上漲，無疑對眼下留住本省打算外出務工的群體，是有吸引力的，對加快本地區經濟恢復也是有好處的。
正是因此，加之疫情終點何時到來尚且不明，短期勞動力市場呈現出更火熱的趨勢。如此，便也不難理解，為何此番部分省份在上調“月最低工資標準”的同時，也相應提高“小時最低工資標準”。
“‘小時最低工資標準’可謂牽一髮動全身，對調整人才結構、人力供給有所助益，同時也可倒逼本土企業加快升級，用改革和轉型為人力資源成本的上升買單，這也是未來眾多中小企業用工的趨勢，和我國勞動者薪酬保障制度的一個方向，以此取得產業升級和留住人才的雙贏效果。”業內人士分析。
來源：新華日報·交匯點記者 李睿哲 王建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