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面之师
文/陈卫华
我到复旦大学参加博士入学考试是2005年3月，那时我快念完华中师大硕士了。此前的半年，我一边应对学业和各种杂事，一边复习备考，对可能涉及的问题进行了拉网式的逐个过关，并且把投送的材料精心准备，其中包括两篇发表的论文。我还在申请栏上郑重写下：“如果能够录取为复旦大学的博士，我将在导师指导下潜心研究，力争入围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为江南第一学府增光添彩！”
我从汉口搭乘火车，18个小时到了上海，先在朋友家逗留一天，就前往复旦大学的主校区办理手续。考试分为笔试和面试。笔试有三门，分别是外语和两门专业课，一天半就考完。
考试到第二天，上午12点笔试一结束，紧接着就是面试——真正决定性的环节。中午1点半，我们这些年龄悬殊硕大的考生便汇集在复旦大学古代文学研究中心的休息室。一个端庄淑静的女研究生，殷勤地给我们倒茶，简单交代些面试事项。屋外，博士生导师和助手们行色匆匆踏入各自的工作室——带着上海式的简练高效。
面试按抽签的顺序进行，我所在的小组有七个考生，我抽到第五号。似乎特别快就轮到我了。我随着那个女研究生，器宇轩昂地进入一间古旧的工作室。里面坐着两个主考官，一个陈姓，一个吴姓，他们都是闻名全国的文科资深教授。这两位大牌导师正襟危坐，法相庄严，带着逼视的眼光直直地盯着我。此前我在网上看过他们在公众场合的照片，是那样的慈眉善目，蔼然可亲，全然不似这般严厉庄重。
第一个考题，是瘦瘦的陈教授出的，要我用英语把自己的求学经历做个简单介绍。我的外语水平不算差，这个问题本身也比较简单，可平日压根没想到会在面试中出现这样的问题。我还是自以为机警地草草回答了。一旁做笔录的女博士快速写着，她的偷笑里，透着一丝鄙夷。
第二个考题，也是陈教授出的：“你所在的华中师大文献所是全国天字第一号的品牌，那你谈一下开山祖师张舜徽先生的学术成果和学术思想——要结合文本。”
我顿时蒙住了。在华中师大文献所，已故的张舜徽先生永远是热门的话题，所里的教师绝大多数是他的弟子，或者曾经受业于他。我自然从课堂上间接了解张先生的一些学术成果。至于张先生的著作，我读的极少，只是偶尔翻了一两个篇章，感到有些枯燥觉得没多大意思，加上又没打算做这方面的专题研究。再说，我平日只有写论文时才查阅一下相关资料，并且也只是寻章摘句式地找些只言片语，基本没有沉下心来仔细读过什么专著。即便对于张舜徽先生及其成就，我也只能机械地道出一些概念化的程式化的结论性话语。我对这位祖师爷，似乎特别熟悉实则极其陌生。
没想到，面试居然问到这里了。我只能硬着头皮勉强作答：“张舜徽先生开创了历史文献学这个学科；张先生著作等身，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方面作了很多开拓性的贡献；还培养了一大批在国内极有影响力的人才。”正确而无用的几句套话，像祥林嫂的口头禅一样迅捷流畅，似乎把一切都浓缩了，却又似乎把一切都说完了。
我立时陷入了无尽的虚空，直到头顶传来尖利的责备：“张舜徽先生是为华中师大增光添彩的一代宗师，又是你们学科的开创者，你作为张先生的再传弟子，对大师的学术思想都不能简单地说个子丑寅卯！”
“这个（考生）不行！”旁边的吴教授终于开口了。他此前一直静静地听着，间或生硬地“嗯嗯”两声，似乎这仅仅表明他在听我作答。他犀利的目光，透过厚厚的镜片，一直警惕地凝注我。他手里抖着我的论文，似乎想问点什么，却又不大愿意开口。
我无望地等着第三个问题的到来，就像一场球赛已经打输了两局，剩下的一局无论怎么打，结局都一样。
第三个问题没有抛出来，我的面试提前结束了——吴教授摇头向陈教授表示“不用问了”。
我还是很有礼貌地向两位教授躬身致意。这鞠躬和敬意，其实表达的是对名校复旦的敬仰。“江南第一学府”，在我心中永远是最为神圣的存在——尽管我考不取！
离开的瞬间，耳边传来吴教授舒缓了很多的口气：“你发的论文，就是那篇写《西游记》女性的，选题都还挺好，但搜集的材料很成问题，逻辑也不严密。以后要注意，白纸黑字的，那多尴尬。”他轻轻指着桌上我递交的期刊复印件。
那论文，并不是正规途径发表的。当时很多高校都对研究生做了发文章的硬性要求，即便硕士也要在公开刊物发表两篇论文。于是，众多的“杂志”或“论文集”的征文广告贴满了研究生楼的布告栏。不管论文有多糟，只要交上几百块钱的“版面费”，就可以在三个月内刊出。我由此认定论文好对付，专业课好过关。我从事的历史文献学就业面比较窄，加上我认定自己有能力在多个领域拓展，于是一边匆匆应对专业课，一边多方“拓殖”——研习电脑程序，参加司法考试。自以为智，恰恰适成其愚。四面出击，却处处碰壁，别的技能没掌握，本行又荒芜了。那时，为了迅速完成发文章的任务，我瞅准一个熟悉的话题——《西游记》——从小电视剧都看腻了。很快“灵感”也来了，就围绕《西游记》女性命运来写，迅而在网上搜罗各种资料，不出三天便搞定，连引文都没校订，就花三百多块钱发在了极其低档的刊物上。没多久，我又以同样的方式发了另一篇论文。就是这两篇靠掏版面费导出去的“速成品”，并且和本专业又没有多少牵连，还成了报送复旦博士入学考核的材料。
在复旦的面试，我真正诧异的，就是那个当着我面说我“不行”，并且提前让我出局的吴教授——他和我已无丝毫瓜葛了，却慎重嘱咐我以后写文章要严谨，这似乎多此一举。更没料到，他居然说我发的论文其实选题还很不错，他显然不是在恭维我——就凭他对我最为直白的排拒。也正是这绝无仅有的一点肯定，让我隐隐觉察到自己在文史方面其实还稍有潜质可挖。
走到门口，我又瞟见吴教授已然柔和的目光，还有一丝难以捕捉的忧郁和惋惜。
后来的事实证明，确如吴教授所言，我的那篇关于《西游记》女性命运的论文，选题特别新颖；也确如他所言，细节没有处理好，漏洞百出，基本的套路都不对。论文选用的材料，都没经过简单推敲，甚而移花接木，生拼硬凑；逻辑论证中又以偏概全，导致有些结论过于武断，甚至有违常理。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我的本行文献专业，则极为强调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注重追根溯源，厘清真相。多年后，我静下心来仔细读了张舜徽祖师爷的著作，再次震撼于自己当初的浅陋和无知。或者说，我要是早些年从张先生那里汲取一些基本的辨伪和考究的方法，从他那里体悟一种严谨务实的态度乃至对学术的敬畏之心，那时就大概不会在论文撰写中犯那么低级的错误。
信息传媒高度发达的社会，文章一旦公开发表，收入期刊网，就有可能进入受众的视野。我那篇漏洞百出的论文，却又因其视角新颖独特，多次被参引，几乎在《西游记》女性研究领域不可回避。这留给我的，是挥之不去的遗憾。
“擦肩而过，追悔莫及”，用此形容当年我把论题选好却把文章写糟再恰当不过，用来形容我在博士面试时连基本问题都答不上来再恰当不过。
这一切是偶然嘛？绝不！正如当初我回答不出张舜徽的学术思想，我那时同样回答不出另一个大师的学术思想，而在学术领域，倘若抱着应付的态度，停留在死记硬背一些概念化、公式化的内容，貌似领会了普遍的规律，其实始终停留在又大又远的理念上。那么，“向经典学习”“向大师看齐”永远是苍白无力的套话，“仰之弥高，钻之弥坚”也只能是一种精神慰藉。不难想象，一个人不具备相关领域的基本功底，不掌握基本的技能，无论从事什么工作，那注定是盲人瞎马，临不测之渊。的确，人生的路上，确实需要不断开拓自己的视野，最大限度发挥自己的潜能，但前提是把脚下的根基打好，否则，即便貌似简单的活，也会阴沟翻船，贻笑大方，甚而为大众耻笑。
当初面试我的陈教授、吴教授，在当今的学术界名气更盛。我于他们，自然是一瞥而过，不留半分影像。而他们于我，却如同一面镜子，让我时时警醒：一切宏远目标的开端，是对自己的理性判断和对人生的冷静抉择；继而脚踏实地做好基本的活，一步一个脚印走下去；大事不含糊，小事不马虎！否则，一切无从谈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