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今年整七十一岁了，和我的父亲生活在农村。
哥哥们在城里给他们买了楼房，但他们还是喜欢住到农村的老房子里去。拿他们的话说那就是:自在，舒坦。有可以说话的乡亲，有种花的大院子，有种菜的田间地头，比住在楼房里惬意多了。
我的老母亲七十一岁了，她是个勤快了一辈子的人。她自从学会快递东西后，时不时把她自产的一些杂粮寄给城里的我们兄妹，上个月她把养的土鸡宰杀后给我寄来了。
人到中年的我，在母亲眼里仍是个孩子。
在我们家，母亲对我们的影响更为深刻，在她身上有所有中国母亲具有的善良、坚韧、勤劳和担当。
我母亲七岁时，我的姥爷因急性病去世了，丢下三十几岁有身孕的外婆和四个女儿，我母亲排行老三。外婆不久生下了我的舅舅，从此孤儿寡母的生活开始了，那是一段难忘的艰苦的日子。
艰难困苦造就了母亲要强的性格，她从小办事干练泼辣，在外婆心中也一直把母亲当男孩来对待。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母亲的坚强勇敢，懂事冷静远远超过了同龄的孩子。
五十年代末，村里的小孩都被要求进学校参加扫盲学习（认字）。母亲和二姨被送到了学校里，性格懦弱的二姨不适应学校的生活退学了，母亲读完了二年级。
她特别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二年级时，她借邻居小孩的书，已经学完了四年级的课程。因考试成绩突出，她有资格佩戴红领巾去镇上表演节目。
学校要求，佩戴红领巾要交一毛伍分钱，外婆掏不起这个钱，母亲便失去了戴上红领巾表演节目的机会，那是她盼望已久的事，她曾无数次想像过穿上新衣服，戴上红领巾表演节目的样子。
可惜这个愿望终究没有实现。
这件事对母亲的打击很大，几十年后说到这件事的时候，她的脸上仍然挂着失望。
三年自然灾害发生，更大的失望还在后面。
一九五九年，十一岁的母亲辍学了。家里已经揭不开锅了，外婆让母亲去地里挖野菜，帮助一家人度过饥荒。在那个靠工分吃大锅饭的年代，孤儿寡母活下来是第一要紧的任务。
虽然母亲特别不情愿离开学校，但帮助一家人活下去是当前更为要紧的任务。她不想让外婆难过，不想让最小的姨姨和舅舅挨饿。她小小的肩膀挑起了养家糊口的重担。
她幻想着，等日子好过点后能再次回到学校。
她的老师是位下乡插队的上海知青，他几次跑到家里劝说外婆，别让母亲退学，他常惊讶于母亲的聪明好学。
生活在贫穷饥饿压力下的外婆，对女孩念书这件事是不支持的。她认为女孩只要会写自己的名字就可以了，会读书不当饭吃，眼下最要紧的是活命。
事实的确如此，后来好几年她们娘几个为活命受尽了辛苦。挖野菜，捡拾地里冻得流水的洋芋，刮榆树皮（能充饥），去偷农业社磨盘里的油渣，凡是能填饱肚子的东西，母亲都能帮家里弄来。
曾有一回偷捡地里的洋芋，被队长追打，幸亏她反应快，把捡到的洋芋转移埋到了另一片地里，没被队长找见。我的二姨和其他几个小伙伴物赃俱获，既挨了打又没收了洋芋。
那是个大跃进的年代，人们为了赶进度，农活干的粗糙，总有遗留在地里的农产品。等到三年自然灾害发生的时候，好些人又返过来从地里找能充饥的东西。
后来每回说起那段历史，母亲总说，那是她这辈子当过小偷的经历，是不光彩的事。
仓禀实而知礼节。
老百姓连活命都难的年代，何谈尊严荣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