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耶鲁大学的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莱姆（Stanley Milgram）做了一个著名的实验。他让普通的美国人对在测试中答错题的实验者进行电击，并告知这些美国人说，科学家正在测试电击是否会改善和提高答题者的分数。虽然大多数人在实验过程中显得难受不安，但这其中有65%的人服从照做了，有一些人甚至很热心地加入实验，看上去很享受施予他人的痛苦。在电击达到较高程度时，实验对象大声喊让实验者停下来，那些实验者看似经受着道德和身体上的严重痛苦，但他们还是继续做下去，因为他们无法拒绝来自科学权威的命令。
米尔格莱姆想通过这个实验告诉我们，如果一个命令来自一个合法的科学权威，普通人也会去杀人。更多的人还会服从间接伤害，比如从隔壁房间发布杀人指令，不用面对死者，所以坐在政府的办公桌后面发布杀人命令，比亲自谋杀来得更容易。
米尔格莱姆的实验参考了二十世纪纳粹大屠杀的研究，但是他的实验更深远的意义体现在，大屠杀并不一定发生在特殊时期，比如说战争、饥饿、灾荒年代，大屠杀的可以发生在任何时期，任何人身上。没有哪个年代垄断了大屠杀。早期年代可能比现在更残忍，更加容易杀戮，比如凭借公开的折磨和处死手段。我们现代人更喜欢保持一段距离的、间接而冷酷的杀戮。我们从一个安全的高度扔下炸弹，却惊骇于斧与剑的屠杀。这个实验虽然不能验证真正的大屠杀，但在和平时期却证明了人性的不可靠程度，人类屠杀同类的欲望，深深根植于我们内心的阴暗之中，这就是英国历史社会学家迈克尔·曼通过《民主的阴暗面》想告知我们的一个事实。
迈克尔·曼的研究可能会让某些民主的粉丝们感到不高兴，因为这本书的副标题“解释种族清洗”与大写的“民主”紧紧捆绑在了一起。他的一个基本的观点是，虽然大屠杀在人类历史上从未中断，但比大屠杀更为有计划、有规模、的谋杀性种族清洗是现代才有的，是人类民主化过程的一部分。
1994年，波兰律师拉斐尔·莱姆金创造了“种族灭绝”这个词汇，联合国在莱姆金的基础上进行了修改，将种族灭绝最终定义为一种有计划地毁灭一个种族、民族或宗教群体的犯罪行为。比如1851年，加利福尼亚殖民者企图消灭来自欧文斯山谷的所有印第安人，就开始了地理意义上的局部种族灭绝；1995年，波黑塞族军警在总统的授意下，对斯雷布雷尼察的八千多名穆斯林男人和男孩进行了杀戮，之后被国际军事法庭定性为种族灭绝，因为当地的妇女不能靠自己生活，没有男人无法成为一个独立生存的群体。所以种族灭绝就是一种有计划、有意向，不仅是从身体上，而且还要从文化上，以消灭一整个群体为目的的大屠杀。
需要强调说明的是，迈克尔·曼之所以说种族清洗是民主的阴暗面，并不是为了给民主抹黑。借用丘吉尔的名言，民主其实是所有制度中最不坏的制度。我们更习惯这样看待民主，人民当家作主，这就意味着，当少数人要服从多数人的选票时，这就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当这样的多数人同属于一个种族时，少数人所代表的种族要么服从，要么被同化，或者被驱逐，最坏的情况之下，被屠杀和清洗。
迈克尔·曼强调了谋杀性清洗与民主的关系是一个动态过程。有些种族统治，只有在种族内部是民主的，像殖民者政权一样。有些是在民主化过程开始滑向了谋杀性清洗的，然后就成了威权主义国家，就如在南斯拉夫、卢旺达一样。有些是作为威权主义国家开始下滑，它们的民主化过程已经被颠覆了，比如纳粹德国和柬埔寨的例子。统治者都知道人民渴望民主，他们会利用民主，他们会呼喊着民主的口号进行杀戮，这种对民主制度的歪曲，体现在成千上万个人的生活轨迹之中。那不是民主本身，而是它被曲解的阴暗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