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老是每一集每一句的分析，有些讀者人說這些細節都過於瑣碎，還是更喜歡聽宏觀敘述。那樣讀起來更爽。
老實說，我比較反感宏觀視角的做法。因為太多的人都覺得，似乎不管什麼事情，一打開宏觀視角，整個事情一下子就變得非常清晰了。
其實事情並不是那樣的。生活並不是寫小說，沒有從一開始就設定好的固定主題，更沒有既定的路線，生活當中，全是各種細節的堆疊。誰能從這些細節當中發現更多的東西，誰就更能掌握未來生活的主動權。我之所以細緻認真的進行逐字逐句的分析，就是希望大家能從這些細節當中，學會一種觀察生活的方法。
處處留心皆學問。這才是學習的最主要方式。
但今兒還是破次例吧，一是想炫技，二是因為我想敘述一個更加宏大的主題：一次利國利民的改革，怎麼就會失敗。
《大明王朝1566》前半部其實就一直在圍繞“改稻為桑”說事兒。我們現在從宏觀的視角，看看這次自上而下推動的改革，是怎麼一步步從利國利民的狀態，轉變成參與者全輸的結局。
“改稻為桑”的提議是在嘉靖四十年御前會議上，由張居正最先提出來的。
那時候國庫虧空，寅吃卯糧，有些地方的百姓賦稅甚至已經徵收到嘉靖四十五年。嘉靖本人則還惦記這萬壽宮還沒錢蓋，裕王派系則擔心國家財政已經到崩潰的邊緣，所以不得已在朝堂會議上，發起絕地反擊。就連嚴黨，也深感裕王派系的不滿，可能需要魚死網破才能解決。
說白了一句話，都是錢鬧的。無論是嘉靖、司禮監、嚴黨、裕王派系都知道必須想辦法開源節流。
但實際上“節流”是不可能的。“節流”本質上就讓大家勒緊褲腰帶過苦日子。嘉靖第一個就不同意，他心心念唸的萬壽宮還沒找落呢。至於嚴黨，更不可能節流。貪腐是不可能自我停止的，只會越來越膨脹。裕王派系倒是能做到，可朝政大權根本不在他們手裡，想“節流”根本實施不了。
所以最後還是得回到“開源”。
於是張居正提出了自己的設想，大意就是江浙等地的絲綢，賣到西洋各國能賣的更貴，簡單說就是做外貿，掙外匯。這樣朝廷就有錢了。為了實現做外貿的目的，他提出應該先肅清海上倭寇。
這時候立刻就被嚴嵩打斷了。因為嚴嵩非常清楚，嚴黨之所以屹立不倒，就靠兩點：第一胡宗憲是嚴黨，現在浙江剿倭少不了他。換句話說，如果哪天倭寇平息了，緊接著就是嚴黨倒臺的日子。第二，嚴黨之所以能大肆貪婪，是因為嘉靖的庇護。其實整個國家最貪的是嘉靖，嚴黨是替嘉靖斂財，嘉靖拿大頭，他們分小頭。
張居正的提議正好是針對這兩點來的，首先清除了海面倭寇，那胡宗憲自然沒什麼大用了。其次張居正能想出更好的掙錢辦法，一旦嘉靖同意，那就意味著嚴黨連另一點作用也沒了。所以讓張居正說下去，萬一嘉靖聽完一高興，說，責成裕王派系的人去幹，那嚴黨倒臺指日可待。
嚴嵩當機立斷接過話頭，順便就把張居正的政策給改了，決口不提剿倭的事情，只說江浙要想多產絲綢，就需要增加桑田。嚴嵩這樣做，就能把事情的主動權掙過來。如果嘉靖點頭一同意，那具體怎麼辦，其實就是嚴黨說了算。所以無論張居正設想是什麼樣，從嚴嵩接過話頭開始，雖然名字還是“改稻為桑”，但實際上的具體內容，可就完全不是一回事了。
有一點要說明，明朝的時候跟現在不一樣，那時候的戶籍制度就是定死的，比如是麥農，田地就只能種麥，是桑農，田地就只能種桑，還是世襲的。也就是麥農的兒子只能繼續當麥農。要想更改田地種植的農作物品種，需要皇帝，也就是嘉靖親自下令才行。
嘉靖一聽能多掙錢，自然願意給順水人情，立馬同意。為了顯示自己愛民如子，還特別提到了不能增加賦稅。
“改稻為桑”之所以可以實行，核心原因就是兩點，第一，同樣的田，種桑要比種麥收成高。其次，採桑養蠶，織成絲綢，賣到西洋諸國，能掙更多的錢。
但這多出來的錢到底怎麼分，那可就是不同方案，不同分法了。最後到底誰獲益，誰吃虧，那可就完全不一樣了。所以別老覺得多幹活兒的人，最後肯定掙得多。現實中，誰幹活，跟誰收益之間，沒有任何關聯。
按照張居正的設想，既然種桑比種麥收成高，那“改稻為桑”能執行，首先獲益的就是農戶。其次通過市舶司賣個國外，那錢自然應該入戶部，朝廷也能受益。
但嚴嵩，其實應該說是嚴黨，並不是這麼想的。嚴黨的想法是，種桑確實比種麥收成要高，所以應該趁機兼併土地，這樣多出的收益就會地主所有，嚴黨也就能趁機分一份。其次，絲綢通過織造局賣給外國，那錢就會流入宮中，也就是嘉靖的私人口袋。
從這就能看出，國家政策，從一個良好的設想開始，到最後實際落地的過程中，有太多太多可以影響最後結果的手段。
同樣是“改稻為桑”的國策，如果裕王派系來執行，可能做到利國利民。但如果由嚴黨來負責執行，收益可就大部分流入嚴黨和嘉靖的口袋。原來的麥農會失地，國庫會繼續虧空，變成損國損民。所以別一上來就批評什麼政策，應該認真具體的分析政策細節，因為那些細節，才是真正決定到底誰受益的關鍵。
很明顯，嚴黨的方案才更符合嘉靖的利益，因此嘉靖當即表態，應該讓嚴嵩去辦。
嘉靖的聰明之處在於，從不過問細節。因為這樣可以保留最大解釋權。雖然國策是他定的，但細節可不是。就算將來出了麻煩，他也可以一推六二五，說自己的本意是利國利民的，只不過底下人弄權，把好好地政策搞亂了，然後把具體執行的人處罰了事，自己的聖名依舊保得住。
裕王派系的人，尤其是張居正一聽嚴嵩的說法，立刻明白了嚴黨在打什麼鬼主意。畢竟同樣是“改稻為桑”這塊蛋糕，張居正和嚴嵩只是分蛋糕的方式不一樣而已，很容易就能想明白。由此，張居正第一次設想，應該借“改稻為桑”的機會，徹底把浙江搞亂，這樣嘉靖追究下來，嚴黨必定倒臺。但此時此刻還只能是設想，因為嚴黨具體怎麼搞，還是個未知數。
與大家一般的經驗並不相符，朝廷中樞的定下的國策，到了地方並不一定辦得成。尤其是那個通信不發達的年代。畢竟，山高皇帝遠，而且皇帝也差不動餓兵。朝廷雖然定下來國策，定下了基調，但具體到底怎麼執行，執行時採用什麼尺度，往往是操縱在具體執行人手中。
另外，在明朝那個年代。像“改稻為桑”這種國策，朝廷到底是怎麼設想的，哪派分別打什麼主意，老百姓都是兩眼一抹黑，根本不知道。那時候又沒政務公開，朝廷來往的公文，也不可能給老百姓看。所以在老百姓眼裡，朝廷就是一體的，根本什麼沒有派別，政策都是皇上一人定的，具體執行人怎麼解釋國策，老百姓就得怎麼聽。
最後政策執行完，就算有什問題，也都是中間的執行人給皇帝彙報。這樣看來，中間具體執行人才是整個政策的關鍵。雖然他們沒有制定政策的權利，但他們能充分利用自身手中的信息交流權，可以選擇性的只向上回報對自己有利的部分，或者只向下傳達對自己更有利的政策內容，從而做到欺上瞞下。所以很多好的國策最後往往也會被執行的亂七八糟，就因為中間的官僚系統，會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去扭曲的執行政策。
浙直總督胡宗憲看一眼“改稻為桑”的具體政策，和鄭泌昌與何茂才的所作所為，立刻就明白了小閣老他們打什麼主意。
“改稻為桑”的國策只說把農田改為桑田，可到底怎麼改，具體政策一字沒說。胡宗憲一眼就看出來兼併土地其中的關鍵之處：麥農把田種成了桑樹，但桑樹當年是產不了多少絲的，也就是換不回足夠的口糧，那農民到時候怎麼過冬。
嚴世藩代表朝廷天天催促讓把田改了。但是農民擔心改了桑，過冬時候沒飯吃，所以堅決不肯改。一邊藉著國策急著催，一邊擔心沒飯吃，所以堅決不肯改。正好把胡宗憲夾在當中。
其實這事兒很好解決，即由朝廷出面，借糧給農民。農民有了過冬的糧食，心自然就安了，也就會自發的進行改稻為桑，畢竟種桑收益更大，等到第二年桑樹就能產出足夠蠶絲夠生活了，“改稻為桑”也就成了、這樣“改稻為桑”的收益，起碼種桑這部分歸了農民，也算是利民。
但鄭泌昌何茂才，還有背後的嚴世藩，打得主意就在這。逼農民把夏天把田改了，等到秋冬時，無米過冬，那時候就只能賤賣田地。他們正好能借機兼併土地，大賺一把。所以他們一方面不斷下廷寄，逼迫胡宗憲趕緊“改稻為桑”。另一方面，聯合各大糧行，堅決不肯借糧給農民，打的旗號就是沒糧。目的就是等農民走途無路，賤賣土地。如果按照他們的計劃執行，農民非但從“改稻為桑”當中，收穫不到任何好處，反而會將賴以為生的土地，也一起丟失。如此一來，嚴黨可是賺大發了。至於將來農民失地之後會幹什麼，他們才不管呢。
鄭泌昌何茂才可以不管，因為他倆一個是布政使，一個是按察使，到時候農民就算是造反，追究責任也追究不到他們頭上。而且如果真能按照他們的計劃執行，所有過程全部合理合法。農民夏天改桑田，是執行國家政策，冬天被迫賣給大戶，是自願買賣，橫豎都挑不出毛病。
可身為浙直總督的胡宗憲就不能不管了。胡宗憲是兩省一把手，又肩負剿滅倭寇的國家大任，浙江本來就地少人多，萬一失地的農民走投無路，開始造反，跟倭寇裡應外合，那他這個浙直總督必定難逃其咎。所以他堅決不同意這麼幹。
胡宗憲雖然不同意這麼幹，但他也沒有什麼化解的好辦法。裕王派系的人不會幫忙，嚴世藩等人巴不得把他踢出局。更何況，他已經快撐了半年了，他原本指望把事情託到6月多，這樣農時一過，就算是想“改稻為桑”也完不成了。
但沒想到就在這關口，織造局的楊金水居然談成了50萬匹絲綢的買賣。如果此刻他還繼續拖，那內閣和司禮監就會聯手對付他。這種政治壓力已經不是他能承受的了。最後萬般無奈之下，他只能上疏說明整個事情。
可他萬萬沒想到是，嘉靖居然不看。更惡劣的是，還因為自己上奏疏的事情，直接惹惱了嚴世藩。然後嚴世藩竟然想出了“毀堤淹田”的辦法，直接把事情變成了死局。如此一來，胡宗憲本想保住農民田地的策略，非但沒實現，還提前就給農民造成了巨大災難。
現實中的政治鬥爭，其實就是這個樣子。每一個方出招，對方必然就會反擊。大家就在這種相互博弈中，不斷將局面朝對自己更有利的方向拉扯。所以一個看似簡單的政策背後，幾乎每一步都包含各種複雜的利益鬥爭。但最後到底能把事情拉扯成什麼樣，就是身在局中的每一方，也都不清楚。因為參與博弈的每一方，都只知道自己會幹什麼，而不知道對方會怎麼應對。
至此，圍繞“改稻為桑”引發的政鬥，第一部分結束。這部分還主要是嚴黨自己內部，胡宗憲與嚴世藩之間的政鬥。
從“毀堤淹田”起，嚴黨、裕王派、司禮監的三派大亂鬥正式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