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先生在《範愛農》裡給我們講述了青年時期和範愛農相遇、相識、相知、分離、最後懷念朋友的故事，感人至深，引人深思，其間對社會現實的揭露尤其令人深省，值得我們青年一代思考，怎樣去承擔時代賦予我們的使命，直面自己的人生。
造化弄人，曾經相遇不相識
魯迅和範愛農的曾經相遇其實早在二人認識之前。兩人後來談起，聽範愛農說魯迅才想起：七八年前，有個叫子英的朋友叫魯迅一起去日本橫濱接新來日本留學的老鄉，船一到岸，就看見十幾個人，上岸後將行李放到海關去接受檢查，海關人員在這些人的衣箱中翻來翻去，忽然翻出一雙繡花鞋來，就拿著仔細看。魯迅很不高興，心裡想這些鳥男人，怎麼帶這些東西來呢。魯迅自己不注意，就搖了搖頭。（魯迅不曾想，自己不滿意表露出來，就是俗話說的喜怒形於色，有的人更善於察言觀色，魯迅是前者，範愛農是後者）
檢驗完畢，在客店稍微休息一會兒，還需要上火車。不料這一群讀書人又在客車上讓起座位來了，甲要乙坐在這個位子，乙又要丙去坐，做揖做個沒完沒了，火車已經開始行駛，車身一搖晃，馬上就摔倒了三四個人。我那時也很不滿，暗地裡想：連火車上的座位，他們也要分出尊卑來……。自己不注意，也許又搖了搖頭。（魯迅不曾想，自己的不滿意又表露出來，而且魯迅對當時舊社會的封建禮教和繁文縟節深惡痛絕，這種討厭和反感表現到臉上，影響到範愛農，以致範愛農對魯迅的表現極為不滿，第二次相遇時對魯迅非常冷淡不滿，但魯迅卻茫然不知）
初次相遇，惡言相向
魯迅和範愛農的第二次相遇是在東京的客店裡。留學生們一起床後就先看報紙，看的報紙有《朝日新聞》和《讀賣新聞》，專愛打聽社會瑣事的就看《二六新聞》，一天早晨，他們就看到報紙上登著中國的一條電報，大概意思是“安徽巡撫恩銘被徐錫麟刺殺，刺客被擒”。後來徐錫麟被處以極刑，家族也被連累。後來徐錫麟還被挖了心，傳說被巡撫的親兵炒著吃乾淨了。革命志士秋瑾這時候在浙江紹興也被殺害，激起了民憤。
留學生們每次國內發生了這樣的事，大家就召開一個同鄉會，憑弔烈士，痛斥滿洲政府毫無人道的做法。隨後就有人主張給北京發電報，大家也分成兩派，一派要發，一派不要發。魯迅是主張發電的，但是當魯迅說出之後，就有一個冷冷的聲音說：“殺的殺掉了，死的死掉了，還發什麼屁電報呢。”魯迅一看這人：是一個身材高大，長頭髮，眼球白多黑少的人，看人總象在藐視。他蹲在席子上，魯迅只要發言他就反對。魯迅就覺得奇怪，注意著他，到這時才向別人打聽：說這話的是誰呢，怎麼說話那麼冷淡？認識的人就告訴魯迅說：他叫範愛農，是徐伯蓀的學生。
魯迅就非常憤怒了，覺得範愛農簡直不是人，自己的先生被殺了，連發一個電報都害怕，於是便堅決地主張發電報，同範愛農爭執起來。最後結果是主張發電報的人數多，範愛農就屈服了。
然後是推選人來擬寫電報稿。範愛農又說話了：“何必推舉呢？自然是主張發電報的人。”魯迅覺得他的話又在針對自己，就主張這一篇悲壯的文章，必須是深知烈士生平的人做，因為這樣的人比別人關係更密切，心裡更悲憤，做出來就一定更動人。於是又爭起來。結果是範愛農不做，魯迅也不做，不知誰承認做去了；最後是大家走散了，只留下一個擬稿的和一兩個幹事，等候做好之後去拍發。
從此魯迅就總覺得這範愛農離奇，而且很可惡。魯迅心裡就想：天下可惡的人，當初以為是滿人，這時才知道還在其次；第一倒是範愛農。中國不革命則已，要革命，首先就必須將範愛農除去。
再次相遇，推心置腹，成為至交
直到革命的前一年，魯迅在故鄉做教員（那時候的老師叫教員），大概是春末時候，忽然在朋友家看見了一個人，互相熟視了不過兩三秒鐘，不約而同地說：
“哦哦，你是範愛農！”
“哦哦，你是魯迅！”
兩人便都笑了起來，互相的嘲笑和悲哀。範愛農的眼睛還是那樣，可是頭上卻有了白髮，也許本來就有，只是魯迅先前沒有留心到。他穿著很舊的布馬褂，破布鞋，顯得很寒酸。談起自己的經歷來，範愛農說他後來沒有了學費，不能再留學，就回國了。回到故鄉之後，又受到輕蔑，排斥，迫害，幾乎無地可容。現在是躲在鄉下，教著幾個小學生養家餬口。因為有時覺得很氣悶，所以也坐了航船進城來。他又告訴魯迅現在愛喝酒，於是兩人就喝酒。從此範愛農一進城，必定來找魯迅，兩人非常相熟了。可以說無話不談，推心置腹，並且談到了最初接範愛農時的兩次搖頭，兩人冰釋前嫌，成為好朋友。
同甘苦，共患難，忍別離
後來魯迅做了師範學校的校長，當時地方的官王都督給了學校二百元錢款。範愛農做了監學（相當於現在的教務主任），穿的還是那件布袍子，但不大愛喝酒了，兩人也很少有工夫談天說地。範愛農不但管學校的事，還兼教書上課，人非常實在勤快。
後來，聽過魯迅先生講義的一個青年學生要以魯迅等三人的名義辦一種報紙，開始就罵軍政府和那裡面的人員，此後是罵都督，都督的親戚、同鄉、姨太太……。這樣罵了十多天，就有一種消息傳到魯迅的家裡來，說都督因為報社拿了他的錢，還罵他，要派人用手槍來打死魯迅他們。別人倒還不打緊，第一個著急的是魯迅的母親，叮囑魯迅不要再出去。但魯迅還是照常該幹嘛幹嘛，並且說他們不敢拿自己怎麼樣。
不過範愛農得到了一種新消息，卻使魯迅很為難。王都督給了報社五百元，意思是收買報社。報社也收了錢，但爭議是收與不收，收了還罵不罵。魯迅不主張收，報社其他人，既要收錢還要繼續罵。湊巧，這時魯迅的朋友從南京寫信催促他去南京，範愛農也很贊成，但又很淒涼地說：“這裡還是那個樣子，住不得了。你快去吧……。”是魯迅到南京後兩三個星期就發生了報館案，被一群兵們搗毀了。
死因不明，悲不成詩
後來，魯迅從南京移到北京的時候，範愛農的學監也被校長想辦法去掉了。他又成了革命前的範愛農。魯迅想為他在北京尋一點小事做，這是他非常希望的，然而沒有機會。他後來便到一個熟人的家裡去寄居，也常常給魯迅寫信，景況愈來愈窮困，言辭也愈來愈悽苦。最後從熟人家裡走出來，四處飄蕩。不久，魯迅忽然從同鄉那裡得到一個消息，說範愛農已經掉在水裡，淹死了。 魯迅疑心他是自殺。因為他是浮水的好手，不容易淹死的。
後來魯迅回故鄉去，才知道一些較為詳細的事。範愛農先是什麼事也沒得做，因為大家討厭他。他很困難，但還喝酒，是朋友請他的。他已經很少和人們來往，常見的只剩下幾個後來認識的較為年青的人了，然而他們似乎也不願意多聽他發牢騷，不如講笑話有趣。“也許明天就收到一個電報，拆開來一看，是魯迅來叫我的。”他時常這樣說。
魯迅一直不明白他究竟是失足還是自殺。夜間獨自坐在會館裡，十分悲涼，一點法子都沒有，只做了四首詩，後來曾在一種日報上發表，最後保存下來的只有不完整的幾句：
把酒論天下，先生小酒人。
大圜猶酩酊，微醉合沉淪。
舊朋雲散盡，餘亦等輕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