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塑坐佛與脅侍菩薩 唐代
武威市天梯山石窟
甘肅省博物館藏
一
酒泉、敦煌、吐魯番所出北涼石塔，現知有十座。其形制皆八角基座，圓形塔身；從其中保存較完整者可知塔身之上，尚雕有相輪和寶蓋。細部情況記錄如下：
酒泉高善穆石塔 承玄元年（428年）建。高44.6、基座底徑15.2釐米。八面基座每面雕供養人一身，左上端刻八卦符號。圓形塔身下部刻發願文與《增一阿含·結禁品》，共三十六行。塔身上部（復缽）雕七龕佛像，一龕菩薩像。佛像皆著通肩服裝，作禪定相，後有項光、身光。菩薩著有繒飾的寶冠，袒上身，有頸飾、臂釧，下著裙，交腳坐，後有項光和“靠背”。佛座為矮平蓮座。圓拱龕，有龕柱，無龕楣。相輪之上有寶蓋，蓋頂刻北斗七星（圖二）。
酒泉田弘石塔 承玄二年（429年）建。殘高41、基座底徑21釐米。八面基座雕刻與高善穆石塔同。塔身下部所刻經文亦同，殘存二十三行。塔身上部殘存三龕，皆佛像，服飾、姿態和龕式俱同高善穆塔。無佛座。圓形塔身以上部分佚。
酒泉馬德惠石塔 承陽二年（430年？）建。殘高34、基座底徑16釐米。八面基座雕供養人物，中有武士裝者；八卦符號刻在每面上端；供養人物右側各刻有易卦象榜題。塔身下部刻經文同上兩塔，共三十三行。塔身上部雕七龕佛像。其中四龕著通肩服裝，作禪定相；三龕服裝右袒，作說法相。七佛皆只具項光。一龕菩薩，著寶冠，袒上身，垂帔帛，有頸飾、臂釧和瓔珞，下著裙，交腳坐，背後只具項光。佛為須彌座，菩薩坐藤座。尖拱龕，有龕柱、龕楣。自相輪以上佚。相輪下部的方柱上雕飛天八身。
敦煌南沙山石塔 修建年代不詳。八面基座刻供養人物。中有武士裝者。八卦符號刻在每面上端。塔身下部雕刻同以上諸塔。發願文泐,行數不詳。塔身上部僅殘存龕中坐佛，服裝姿態和龕式與馬德惠塔同。無佛座。相輪三重以上佚。
酒泉白雙咀石塔 緣和三年（434年）建。殘高46、基座底徑21釐米。八面基座刻發願文與《增一阿含·結禁品》，存十七行。塔身下部雕八龕，六龕禪定佛像，具項光、身光。一龕交腳菩薩，一龕思惟像，後兩龕像後皆有“靠背”。塔身上部雕七龕禪定佛像，具項光、身光。一龕交腳菩薩，有項光和“靠背”。佛坐須彌座。火焰龕。圓形塔身以上佚。
酒泉程段兒石塔 太緣二年（436年）建。高42.8、基座底徑12釐米。八面基座刻供養人物八身，無八卦符號。塔身下部刻發願文和《增一阿含·結禁品》，共二十六行。塔身上部雕七龕佛像，只具身光，服裝通肩與垂領相間排列，皆作禪定相。另一龕情況不詳。佛坐矮平座。火焰龕，有龕柱。相輪之上的寶蓋較寬大。
吐魯番宋慶石塔 修建年代不詳。高66釐米。八面基座刻供養人物八身，上端各刻八卦符號。塔身下部刻經文同程段兒塔，但經文標題作《佛說十二因緣經》，共三十五行。塔身上部雕刻和龕式同程段兒塔。佛坐蓮座。圓式塔身以上佚。
吐魯番小石塔 修建年代不詳。高27.7釐米，基座底徑不詳。八面基座雕刻和塔身下部經文均同宋慶塔，但經文行數不詳。塔身上部雕刻七龕佛像，形式同宋慶塔。另一龕交腳菩薩亦作禪定相。佛坐蓮座。火焰龕，有龕柱。圓形塔身以上佚。
敦煌三危山石塔 修建年代不詳。高40釐米。八面基座刻供養人物八身，右上端各刻八卦符號。塔身下部刻發願文與《增一阿含·結禁品》，存十八行。塔身上部與吐魯番小石塔同。佛坐須彌座。火焰龕。寶蓋頂刻復蓮。
敦煌岷州廟石塔 修建年代不詳。殘高46、基底直徑48釐米。塔身下部刻模糊的立像一列，其上為《增一阿含·結禁品》，再上為婆羅謎字經文。塔身上部存五龕，四龕為禪定佛像，服裝通肩與垂領相間排列。一龕為交腳菩薩，有“靠背”。各龕間各雕一供養人像，現存三身，有比丘和著交領大衣的男供養人像。佛坐須彌座。圓形塔身以上佚。
這批北涼石塔，最重要處是可增補天梯山1、4兩窟已不存在的主要形象。石塔列龕中的主像是過去七佛坐像與彌勒菩薩交腳坐像，434年石塔出現思惟菩薩像。佛的姿態，428、429年兩石塔都作禪定相，430年石塔出現說法相。佛的服裝，通肩、右袒出現較早，436年石塔出現雙領下垂內著僧衹支的服裝。較早的佛像是矮平的蓮座，434年石塔出現須彌座。彌勒菩薩皆作著寶冠、袒上身的交腳坐式，430年石塔彌勒菩薩已裝飾瓔珞。428、429年石塔無龕面裝飾（龕楣）。430年石塔出現了尖拱龕面，434年石塔出現了火焰龕面。絕大部分石塔基座上的供養人物附刻有八卦符號；430年石塔在供養人物右側還刻出與易卦象結合起來的榜題，例如“☰乾、父”、“☶艮、仲男”之類。最早的一座（428年）石塔，寶蓋頂上還刻出北斗七星。這些東方傳統的因素在北涼石塔上出現是值得注意的。它應與魏晉佛教形象雜有黃老道術的內容，有一定的聯繫。
史巖先生在記錄天梯山1、4兩窟的中心塔柱時說它：“每層上寬下縮，此種樣式與敦煌千佛洞略有不同，而在酒泉文殊山、民樂金塔寺則有同樣的發現。”酒泉文殊山、肅南金塔寺，還有張掖馬蹄寺共有十多處塔廟窟。這批塔廟窟，保存較好的早期洞窟，可以肅南金塔寺東窟、西窟和文殊山前山千佛洞為例。
肅南金塔寺東窟 平面寬9.7、高約6米。窟內正中鑿方形的中心塔柱。現因前壁崩毀，塔柱已暴露在外。殘深7.65米。原有無前室不詳。中心塔柱每面寬約4.5米。基座之上，每面各三層，每層皆有龕像。下層每面各開一尖拱龕，龕楣尾塑反顧的龍頭。龕內塑一右袒坐佛坐於矮蓮座上。龕外兩側，除北面塑二比丘外，其餘三面均為二菩薩。龕上部影塑大型飛天。中層每面開圓拱淺龕三，龕內塑一著通肩或右袒的坐佛，西面中龕坐佛為交腳式。龕間各塑一菩薩，唯北面龕間塑千佛。上層東、南、北三面各塑一坐佛，佛後塑半身菩薩，間罅處塑千佛或菩薩，或飛天。西面只左右側存飛天一身。前壁與窟口已崩毀。左、右、後壁殘存壁畫有三層，裡面兩層內容不詳，最外層畫千佛。
肅南金塔寺西窟 平面略同東窟，但規模較小。中心塔柱基座以上，每面各三層，每層皆有龕像。下層除龕外無比丘、有武士外，大略同東窟。中層東、南兩面正中塑通肩坐佛，西面正中塑思惟菩薩。東、南、西三面兩側各塑菩薩坐像四身。北面正中塑右袒交腳坐佛，兩側上部各塑兩菩薩，下部各塑兩比丘坐像。上層每面塑千佛或菩薩。前壁與窟口已崩毀。左、右、後壁殘存壁畫有三層，最裡層畫千佛。窟頂繞中心塔柱畫供養菩薩，外側繪滿飛天。
酒泉文殊山千佛洞 平面近方形，寬3.94、深3.8、高3.6米。窟內正中鑿方形中心塔柱。有前室，寬略同於主室，深不詳。中心塔柱每面寬2米。基座之上每面各兩層，每層皆有龕像。下層每面各開尖拱龕一，龕內原塑坐佛一，龕外兩側各塑一菩薩。上層略同下層。前壁正中的窟口高1.68、寬0.53米。西、北兩壁尚存壁畫。北壁分上下兩部分，上部畫著通肩服裝的千佛，下部畫通肩或右袒服裝的立佛十身。西壁中部畫阿彌陀佛及觀世音、大勢至兩菩薩。阿彌陀兩側上部畫千佛，下部畫供養人行列。窟頂繞中心塔柱畫飛天與伎樂天。
上述所列三窟皆無紀年題記。肅南金塔寺東西兩窟，據董玉祥、嶽邦湖等同志描述其窟頂壁畫和窟內塑像雲：“菩薩與飛天均高鼻深目，體高肩寬，其畫法是以硃色線條準確而又簡練地勾出人物形體，衣飾部分施以石綠、淺黃或純白等色，與敦煌早期壁畫毫無共同之處。不僅壁畫如此，其兩窟內塑像，無論在人物形體或塑作手法上，也自成一格。在衣紋雕作上，多采用凹凸線條或圓線條，更增加了一種立體感和衣服的質感。另外，兩窟造像大量採用高塑的方法，使一些造像貼壁而坐或凌雲飛翔”。“金塔寺東、西兩窟內所造菩薩與飛天的裝飾，就各有六七種之多，如東窟中心柱中層東、西、南三面各龕外之菩薩服飾，就很少有兩個是相同的。這些新的形式出現，將為研究我國早期石窟藝術造像方面，提供了新的資料。”由此知與敦煌莫高窟現存早期洞窟的繪塑不同。他們描述酒泉文殊山前山千佛洞的壁畫雲：“佛與菩薩其面像都體格魁梧，具有早期作品的特徵。佈局概括簡練。用色以土紅、赭石、石綠、純白、藍、黑等幾種顏料為主。其畫法的特點，先以土紅或白色刷出人物基本形象，再用較深的寬線在顏面和肢體邊緣勾出輪廓，然後以紅線或黑線勾勒，使其定形之後，用鮮豔而又濃厚的色彩，塗其衣裙和帔巾等飾物，裙紋除用黑線勾畫外，又在其邊緣用一種比底色較深的顏色，暈染一道，使其明暗分明，增加了強烈的體積感。與新疆克孜爾千佛洞以及敦煌272、275、254、259等早期洞窟內之壁畫，有著不可分割的淵源關係。”似乎也表示了文殊山前山千佛洞早於敦煌莫高窟現存早期洞窟的看法。此外，值得注意的還有千佛洞阿彌陀、觀世音和大勢至這組為敦煌莫高窟現存早期洞窟中所沒有的題材；而這種題材，卻以不同的譯名——“無量壽佛”，出現在劉家峽市炳靈寺的西秦龕像中。敦煌莫高窟現存早期洞窟的年代，我認為還以維持北魏時期的舊說為穩妥。因此，早於敦煌莫高窟現存早期洞窟的這三座塔廟窟的開鑿，有可能出自北涼時期；或是北涼亡後，這裡沿襲了涼州佛教藝術的系統而開鑿的。無論前者，抑是後者，這三座塔廟窟是考慮涼州式樣的重要參考對象，應該是無可懷疑的。
綜合武威天梯山1、4兩窟、酒泉敦煌吐魯番所出北涼石塔和肅南金塔寺、酒泉文殊山前山這三座石窟的資料，我們初步考慮在我國新疆以東現存最早的佛教石窟模式——涼州模式，其內容大體可包括為以下幾項：
1.有設置大像的佛殿窟，較多的是方形或長方形平面的塔廟窟。塔廟窟內的中心塔柱，每層上寬下窄，有的方形塔廟窟還設有前室，如酒泉文殊山前山千佛洞之例。
2.主要佛像有釋迦、交腳菩薩裝的彌勒。其次有佛裝彌勒、思惟菩薩和酒泉文殊山前山千佛洞出現的成組的十佛（十方佛）、阿彌陀三尊。以上諸像，除成組的十佛為立像外，皆是坐佛。
3.窟壁主要畫千佛。酒泉文殊山前山千佛洞中現說法圖，左壁說法圖的主像是阿彌陀三尊；壁下部出現了供養人行列。
4.邊飾花紋有兩方連續式的化生忍冬。
5.佛和菩薩的面相渾圓，眼多細長型，深目高鼻，身軀健壯。菩薩、飛天姿態多樣，造型生動。飛天形體較大。
(來源：甘肅省文物局）
作者簡介：宿白，中國考古學泰斗，中國佛教考古的開創者，北大考古系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學術委員、中國考古學會副理事長、文化部國家文物委員會委員。他在歷史考古研究方面底蘊深厚，著述頗豐。最能體現其考古研究成果和學術造詣的，當推《中國石窟寺研究》《藏傳佛教寺院考古》以及《中國歷史考古論集》，著有《白沙宋墓》《唐宋時期的雕版印刷》《藏傳佛教寺院考古》《中國石窟寺研究》等。曾任中國考古學會名譽理事長、北京大學教授。2016年7月，首屆中國考古學大會，授予其中國考古學會終身成就獎。2018年2月1日，宿白先生在北京病逝，享年96歲。
來源：涼州文化研究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