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偶然的机会，遇到从南京准备去上海打工的义哥。我才知道，当年那个从三四个人的路边装修队起步，后来被他搞成一百多人的家装公司，早已解散多年， 义哥，也从当初的老板，又变成了打工者，却无法再回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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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哥是我初中同班同学，他的成绩排在年级前五，中考报名时，想着早日上班挣钱帮家里，报了中专。我还记得，班主任刘老师为他的选择惋惜了好久。
那时，已经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我们中考的时候，前几年炙手可热的中专和中师，已经不是热门选择，年级成绩前十的学生，多数选择报考县中，将来自然是要冲刺大学的。但是，在我们这所乡镇联中，学生水平太一般，能够被那所省重点高中录取的，每年最多也就三五人。
义哥中考考砸了，距离中专分数线差了三十多分，连普高分数线也没达到。
义哥是我们邻村的，弟兄四个，还有一个妹妹，最小。
义哥排行老大，实际年龄比我大半岁。
那个年代，读书无用论正在蔓延，村里和我们一样大小不上学的伙伴们，都成群结队地去了苏南和广东沿海城市打工。
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义哥是故意考砸的，他说：人不能太自私不是？凭我的成绩，我考上中专应该问题不大，可是，再上四年中专，上出来不知道能分配个啥样的工作，说不定连自己都养不起，还怎么帮家里？
义哥和几个初中毕业的同学一起进了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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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岁的义哥，从路边工程队的泥瓦匠小工做起，其间的辛苦提起来都是泪。
省城有个叫做“安德门”的民工劳务市场，义哥和一起进城的老乡们，是那里的常客。
刚进城时候，他们一时没找到合适的工作，每天吃住都在安德门立交桥下的桥洞里。然后白天就在劳务市场里面去摊位上找工作，很快，他们发现摊位上那些张贴在广告栏里的工作，都是那些职业中介们用来吸引民工们的噱头，并没有多少真实的岗位需求。
义哥他们曾经看中一家化工厂的操作工岗位，然后每人交了一百块钱的中介费，给那个一张口说话就骂一声“呆比”的光头男人。
光头给他们撕了一条印刷好的报到通知，交待他们怎么坐车去工厂。
义哥他们五六个人，花了大半天时间，终于找到那家化工厂，不料连厂门都没能进去，人家说现在厂里的工人都没活干，更别说招人了，你们上当了。
义哥他们气冲冲地回到安德门劳务市场，光头连正眼也不瞧他们一样，脖子一梗，让他们远远地。说退钱不可能的，等有工作的时候可以免费帮他们再推荐。义哥他们想继续跟光头理论，周围几个职业中介围上来……
义哥他们只好偃旗息鼓。
后来，他们发现，民工市场大门外，每天上午都会有很多人来现场招工。有正在装修市民的来找小工的，也有路边装修队临时补充人手的，还有五花八门的临时用工需求。
义哥他们发现干装修工资比较高，便加入了一个小型装修队。几个月后，他们发现自己也可以单独接活，不需要再让人家扒一层，便买了一些基本的工具，做了个广告牌子，派人轮流蹲守在安德门民工市场大门外，或者新开发的小区门口。
当然，和别的装修队发生抢客户打架之类的冲突，对于义哥他们来说，都算是家常便饭。
义哥后来对我说，那一年多，自己成了那边派出所的常客，每次被带进派出所，都自觉地找到角落蹲下来……义哥说，后来跟派出所的警察都成了朋友。
义哥在老乡们中间很快有了威信：大家把他当做主心骨，什么事情都找他商量。大家都说，上学时学习好的人，头脑就是灵活，干啥啥管！
2005年，就是省城开通地铁那年，义哥成立了自己的装修公司，管理人员和工人，都是老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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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哥的装修装饰公司发展很快，两三年时间，在省城小有名气。那时，我已经辞去家乡的工作，也来到了省城，在一家房地产策划公司工作，因为业内人脉关系比较多，我还曾帮他拉过不少业务。
义哥为人做事，正如他的名字，豪爽，讲义气。
虽然做了老板，义哥却没有半点老板架子，并且经常和工人一起干活，有老家新来了工人，他就会带着干上两天，看这人有啥长处，再调整合适的岗位。
当老板好几年了，义哥还是和工人同吃同住，公司在小区里给工人租的套房，请了厨师，吃住都不要工人自己掏一分钱。
大家都说义哥最义气、做事讲究。
义哥对初中毕业、高中毕业没考上学的学生老乡，会高看一眼，如果愿意去上技校之类的，公司给出学费生活费，这时候的技校已经开始招生困难，只要想上，基本上就可以上。几年时间，少说也有七八个学生民工，通过义哥的资助，上了技校。
毕业后，如果不想回公司工作，义哥说，钱也不要还了，不过要记住，要对家乡人好，将来碰到家乡人困难时，能帮一定要帮，不要不讲良心。
在公司管理上，义哥是无师自通。
公司发工资，除了发给工人当月应得工资，还会发给他父母相当于他本人工资总额的20%，作为“孝顺金”。这一招，至少比后来作为管理案例的海底捞做法，还早了不少年。
我曾问义哥如何想到这样做？
义哥狡黠地眨眨眼，不说话，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每年过年，义哥和工人们会包两辆大巴一道回乡，后边跟着一辆厢式货车，除了各人自己买的年货，公司发的福利，鸡鱼肉蛋山珍海味，足够大家过个肥年。
那些年，家乡到处流传着义哥的故事，老人们见面谈起“黄家大小子”，都是竖起大拇指，赞不绝口。
义哥后来对我说，那是他一辈子最风光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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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义哥在老家盖了一幢三层小楼，为了方便谈业务，还买了一辆二手宝马。
家乡人都说，义哥发了大财，至少几千万身家。
家乡人还说：这都是跟他干的老少爷们为他打拼的家产。
说这话时，明显地带着羡慕嫉妒恨的成分了。
我那时和义哥经常见面，对他公司的经营情况有所了解，知道他虽然已经不再是当年的穷小子，确实赚了些钱，但由于这些年他的乐善好施和为人豪爽大方，真正落到自己的手里的，其实并不多，说他有几千万身家，纯属瞎扯。
后来，跟随义哥一起创业的几个家乡骨干，在家人的怂恿下，陆续从公司出去，分别成立了自己的装修队，并且靠着原来公司的人脉资源，抢走了一大批义哥公司的客户。
义哥公司资助的一个设计学校毕业的学生老乡，在进入公司半年后，带走了公司二十多个人，成立了自己的公司。
一开始，义哥并没有将这些拆他台的人和事放在心上，他甚至还帮着出去的人联系老客户，请他们多照应他的老乡们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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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义哥的公司很快就维持不下去了。
一开始，先取消了家乡带出来的那些工人父母的“孝顺金”；接着，在春节回家时，员工福利减少了一半，老乡员工和他们家乡的亲属对此愤愤不平，有家属到义哥家上门要求补上“欠发”的福利。
大年三十晚上，义哥家的大门被人泼上了大粪……大年初一，义哥的老爸气得住进了县医院。
2010年春节后，刚开工不久，义哥的公司收到了社保局监察大队的通知，公司已经离职的那些老乡员工，向社保局投诉，要求补交入职以来的社保和公积金，对了，还有这些年来的加班费。
义哥的公司，说白了就是个草台班子，这些年来，确实没有正规化运营过，老乡们的投诉，确实符合法律规定。
义哥找人初步核算了一下，如果按照法律规定，补缴社保和公积金，再加上加班费，大概需要好几百万！
于是，义哥只好选择关门大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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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家乡那些人并没有打算放过他。
义哥由于不懂得财务管理，将公司经营账目和自己日常的支出以及自己做慈善等支出混在了一起，有许多不规范的行为，公司破产清算后，义哥也要承担的一部分债务。义哥把老家的房子卖掉，仍然欠了一大笔钱。
2011年春节，受不了压力，义哥老婆和他离了婚，那一年的饺子，义哥是和年迈的父母在以前他出生的时候曾经居住过的老屋吃的。
饺子没吃完，老屋就被以前的那些老乡员工和家属们围上了。
人们纷纷指责义哥做人不仗义，有钱装穷，不愿意拿出来把欠大家的社保公积金补上。
有人扬言，没钱就拿命抵！
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这样对他。有老人为他说话，让人们有点良心，不要墙倒众人推，要想想老黄家大小子以前对大家的好。
但老人的声音很快被更大的“还钱还钱”声浪淹没。
从那年起，义哥再也没有回过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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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工作变动，我曾经离开省城常驻外地几年，与义哥渐渐失去了联系，偶尔可以从老家人口中得到零星消息：
说义哥好几年没回老家了，但每年过年总是寄回去一些钱，要老爸代为还账，并且先从那些困难的老乡还起。
说义哥去了广东打工，聪明加上能吃苦，很快就东山再起了，比以前做的还大，就是老家人都不知道他在哪里，问他父母，也不说。
也有人说义哥去了日本打洋工，一天能挣一万日元。
义哥的手机号也换了，我给他QQ留言
我根据自己知道的劳动合同法知识，又咨询过律师，觉得义哥真的不必要背负那么多的债务，另外，社保补缴，就是补缴，也不是发给个人，并且，也不需要补缴那么多年。我想联系到义哥，告诉他这些，想着他能早日摆脱这样的厄运，重新开始。
但义哥人间蒸发一般，从我的生活中一下子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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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夏天，实在是长，并且由于新冠疫情原因，紧张氛围一直弥漫在人们周围。
四月份，疫情开始缓解，我需要从南京出发，去苏州参加一个展会。
南京南站，进展速度狂慢。
一个似曾相识的身影出现在我前面的队列里。
是义哥！
我喊：义哥！黄忠义！
义哥回过头来，眼神是迷茫的，他一下并没有认出我
我鼻头一酸，眼睛模糊起来。
义哥是去上海打工的。
进了候车室，我和他坐在肯德基里面聊了一会。
我问他一些关于他的传闻，他面无表情摇摇头，又点点头，说：你信，就是真的。
后来又说：那些钱，我还完了。
我说：其实，很多你不必还的，你对他们已经很好了。
他定定地看住我，不说话。
我被他看的有点囧，将目光从他脸上移开。
他说：我愿意。
又说：他们都是跟我出去闯社会的。
又说：我去检票了。
我坐着没动，看着他出了肯德基，下楼，不一会，又从窗户里看到他走向检票闸机，他的那列高铁应该还要过一会才来。
义哥掏出烟来，抽出一棵，噙到唇边，抬起头望向指示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