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際局勢上，西方列強信奉著：沒有永遠的敵人，也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
甲午海戰
甲午戰爭之前，英國權威人士評論說：“亞洲現在是在三大強國的手中——俄國、英國和中國。”甲午戰爭之前的大清帝國是遠東第一大國，同時在歐洲列強的眼裡，也是一個可以利用的東方強國。
可能有人會不同意這種說法，認為兩次鴉片戰爭，清政府都是慘敗，雖爆發於1884年的中法戰爭略顯得有所不同。但眾所周知，一場揚眉吐氣的鎮南關大捷一掃前期清軍在戰場上的衰頹之勢，最終也是窩窩囊囊的議和，尊嚴蕩然無存。
也許當時的大清帝國確實比較窩囊，清政府輸給英法的同時，還被沙俄割走上百萬平方公里領土，確實很沒有東方強國的風範。
但是，凡事要實事求是。清政府在兩次鴉片戰爭裡，對清政府動手的均是當時世界第一強國英國和世界第二強國法國。面對世界排名前二的選手合力一擊，清政府打不過是正常的。當時全世界都應該沒有國家能接得住招。想想沙俄在克里米亞戰爭期間，不也是被英法聯軍打得大敗？
自第二次鴉片戰爭後，三十餘年除了中法、中俄之間的一些衝突外均無大戰。西方列強為什麼對中國突然如此‘友善’？三十餘年的洋務運動在“中外和好”的“和局”之下，造就著“同治中興”的景象。
清政府經過兩次鴉片戰爭的失敗，以及太平天國的打擊，內外交困，清政府的一部分官僚開始認識到西方堅船利炮的威力。為了解除內憂外患，實現富國強兵，以維護清朝統治，開始學習西方文化及先進的技術，這樣一部分人被稱為洋務派。洋務運動就此開始。
南洋艦隊
洋務派掀起了一場以“自強”、“求富”為口號的洋務運動。洋務運動在科學技術（特別是軍事技術）方面向歐美看齊，加上國內無大亂，遠東的國際環境緩和，中國與西方各國都處於和平狀態。
以“富國強兵”為目標的洋務運動，歷經三十年，效果明顯。因此清朝一度出現“同治中興”的景象。清朝於1888年正式建立了北洋水師，成為亞洲一個強大的海軍力量。
馮子材
在此期間，左宗棠收復新疆之戰的勝利；馮子材在鎮南關及諒山之役中大敗法軍；劉永福的黑旗軍屢創法軍；以及日本兵配合朝鮮開化黨人制造政變遭到失敗等。當時中國的國勢遠超日本，英國權威人士評論說：“亞洲現在是在三大強國的手中——俄國、英國和中國。”
十九世紀下半葉清朝共進行了五次對外戰爭，簽訂了多個不平等條約，1885年中法新約是唯一一個沒有割地賠款的和約。當時的環境應當說對清朝的自強相當有利。
大國角力給予遠東三十餘年的基本和平，而中國的人口體量與“同治中興”的景象，也為清政府在大國角力場爭得一席之地。說甲午戰爭之前的清帝國，是遠東的第一大國，是在西方列強眼裡得到承認的。
克里米亞戰爭
咸豐六年（1856年），沙俄輸掉克里米亞戰爭後，隨即亞歷山大二世即位，通過1861年改革，建立起了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聯合專政，並採取極端殘的專制主義的政權形式進入帝國主義階段。
具有強烈的軍事侵略性的沙俄，開始打破英國力求維持歐洲大陸勢力均衡的傳統外交政策，並在歐洲、中亞、遠東發動一系列與英國競爭的擴張行動。在遠東地區，趁清政府虛弱之際，從清政府手裡先後搶走了外東北和新疆的上百萬平方公里的土地。
由於英國認為沙俄擴張太快，傷害到了他們在遠東的利益。同時英國又不想跟沙俄直接開戰，因此英國就採取扶持遠東的大國，利用其遏制沙俄擴張的外交政策。當時，西亞中東地區的奧斯曼土耳其帝國，遠東地區的清帝國，都成為了英國扶持的對象。
江南製造總局
自咸豐十一年（1861年）起，清政府開始興辦洋務，英國認為清朝可以利用，自此走親中路線，並給予清政府方便與幫助，尤其是軍事方面。在西方列強幫助下，清政府洋務派建立新式學堂，培養了外語、軍事以及技術實業性人才。軍事武器裝備上基本不限制對清帝國武器出口，為清帝國建立海軍提供了必要保障。
但是，“強大”之後清政府讓英國很失望。
為什麼失望呢？首先，清政府的洋務運動多數都是“豆腐渣工程”，搞了三十餘年洋務運動的清政府，依然沒有牽制沙俄的實力。英國扶持清政府，是希望清政府牽制沙俄，但清政府卻不想被英國所擺佈，不僅沒跟沙俄死磕，反而在新疆問題上對沙俄採用‘戰和’並用的策略。
清軍收復新疆之戰示意圖
在沙俄支持阿古柏侵佔新疆，當時李鴻章的建議是不去管新疆，不去管沙俄，這等於就是變相的討好沙俄。後來沙俄霸佔伊犁，清政府依然戰和不定，缺乏跟沙俄開戰的勇氣，而是寄希望通過談判等解決爭端。這讓英國很是失望，故而英國認為清政府不按照他安排好的道路走，隨即清政府在英國眼中就成為了次要選擇。
作為英國人的備選方案，清政府不想走英國安排的路，反觀日本卻求之不得，因為這是他們想要強大的最好機會。
可是，在英國人眼中，只是個撮爾小國的日本島國，不可能跟沙俄直接對抗。
日俄戰爭
於是，英國就慫恿日本攻打中國。這將是個一箭雙鵰之計：如果日本打輸了，則證明日本不堪大任，英國會拋棄日本重新扶持清政府；如果日本打贏了，則證明日本比清政府強，能堪大任，英國將會強逼清政府割肉養日本，扶持日本壯大。
作為賭徒的日本，心裡很清楚，這是他們實現民族崛起的最好的機會。如果輸了，日本將會一蹶不振，淪為待宰羔羊。因此日本為了這場不能輸的戰爭豁出了一切身家，自天皇至臣民，均有毀家紓難之決心。所付出者，遠遠超出了日本政府能夠承受的極限。
面對咄咄逼人的日本，當時清政府的外交政策本末倒置，沒有抓住當時國際社會的主要矛盾，與虎謀皮般的和沙俄合作——採取‘聯俄抗日’之策。英國看到清政府再次與自己的意願背道而馳，遂加強對日本的支持。
對日不落帝國來說，勢力範圍決定其商品市場與原料產地，維護商業利益，維持其殖民的勢力範圍才是最重要的。面對歐洲出現兩大軍事集團對峙的局面，歐洲僵局已然形成，壟斷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日趨尖銳化，選擇盟友進行對抗成為主流。
選擇盟友也得試試其實力，中日之戰也決定著誰是盟友誰是待宰羔羊！在西方列強的世界，零和遊戲一直在上演，西方列強信奉著：沒有永遠的敵人，也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
遠東的利益不僅僅只有英國，其他列強也在虎視眈眈，他們又會如何上演這‘一出好戲’呢？
注：西方列強‘戰爭政治’下的中日“甲午之戰”（二）——歐洲兩大軍事集團對峙僵局下的‘中日求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