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先來看一下雙方在戰爭前的準備與投入。
清國：1890年由《英國武備報》做出了世界海軍實力的排名，是根據各國海軍的噸位以及武器裝備等來排序的。中國海軍名列世界第八，亞洲第一。參與甲午海戰的主要艦隊是北洋艦隊，主要軍艦大小共有25艘，輔助軍艦50艘，運輸船30艘，官兵4000餘人，實力不俗。
日本：日本明治天皇孤心經營15年後，1882年，日本已擁有“艦船12艘，兵員8995人”。但是明治天皇還覺得不夠，於是他說
（圖源：《甲午大海戰》）
這樣的舉動助推了日本國內對戰爭的狂熱，軍費一度高漲，有學者甚至認為：“日本軍費恐怕要佔全部經費的80%上。”1893年，也就是甲午戰爭前一年，明治天皇又決定以他自己的名義，每年從內庫中拿出30萬元銀用於海軍建設。在財政緊張時期，他孤注一擲，號召全國官員捐出1/10的俸祿作為海軍經費。
甲午中日戰爭前夕，據有關資料顯示：日本已經擁有大小軍艦三十一艘、魚雷艇三十七艘，排水量達五萬九千八百九十八噸的一支具有相當規模的近代海軍。
（圖源：《甲午大海戰》）
然而，日本國內的劇烈變化，其實並沒有引起外界足夠的重視。我記得高中歷史課上，老師給我們展示了一則材料，寫的是在甲午戰爭開啟之初，有些西方人士依然認為這場戰爭““毫無疑問的是日本必然最後被徹底粉碎”。
誰也沒有想到最後的結局是清朝慘敗，日本笑到了最後。
這同時也說明對於甲午一戰，日本是真的賭上了國運。
這是新興的亞洲新秀挑戰亞洲老大哥的戰鬥，是亞洲第一和第二海軍大國的交鋒，同時也決定了兩國今後完全不同的走向。
回到正題，倘若是日本輸了甲午戰爭的話，明治政府揹負的鉅額國債，財政上的極度空虛與國內積壓的民怨必然會壓垮日本政府，日本很有可能陷入混亂和動盪之中。
除了明治維新的改革成果血本無歸之外，日本失去了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很有可能就此一直淪為西方列強的殖民地，也不可能借助《馬關條約》的2億兩白銀的鉅額賠款來充實國庫，真正完成自己國內的工業化轉型。之後的日俄戰爭，侵華戰爭自然也無從談起了。
綜上所述，這場戰爭既然要打，日本就已經抱著必勝的決心，因為他們輸不起。
與此相對的，倘若中國能打贏這場戰爭。那我們來假設一下：
假如丁汝昌沒有摔傷，信旗沒有被毀；
假如“致遠”號能撞沉“吉野”號；
假如清軍打入日艦彈藥庫的不是訓練彈；
倘若清朝真的運氣爆棚，這些假設成真，最後勝了日本。那與甲午戰敗有前後聯繫的戊戌變法可能就不會發生，辛亥革命的日期也可能會被推遲一段時間，中國的封建制度也可能不會在1912年就壽終正寢。清國也許會存在更長一段時間，直到另一場大型外部戰爭的失敗或者另一場內部的大型革命才能完成中國向現代化社會轉型的事業。
我始終認為中國在甲午戰爭裡落敗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在此之前，一鴉、二鴉的失敗其實並沒有驚醒整個國家的盛世迷夢。除了極少部分的有識之士主張西化，現代化之外，大部分中國人仍然是渾渾噩噩，不思進取的。在經歷了甲午慘敗後，中國人才真正意識到自己的落後。既而，才加快了戊戌變法，辛亥革命登上歷史舞臺的進程。
（中國甲午戰爭博物館裡寫著梁啟超的“喚起吾國千年之大夢，實自甲午一役始也”）
歷史不會重演，即使重演誰也無法預測未來會朝著何種方向前進。當年砸在牛頓頭上的一個蘋果都能改變了物理科學的發展道路，更遑論一場決定兩國命運的大海戰的深刻影響。
我們今天重提甲午戰爭，不是要重燃民族仇恨，也不是要我們捶胸頓足，大呼國運多舛，更不是高揚復仇的旗號，成為戰爭狂熱者。因為戰爭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是解決問題的最好辦法。甲午戰爭對我們今天的意義更多是在驚醒與訓誡之上：一個民族只有記得住過去，才能更好地開創未來。
（劉公島上拿著望遠鏡的鄧世昌雕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