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肯定地說，資本主義的存在離不開非經濟等級制度，而非經濟等級制度有助於再現階級統治。雖然具體的資本主義社會各不相同，但在美國資本主義中，種族是階級再生產的一個重要因素。此外，重要的是要認識到種族和階級屬於不同的概念範疇，並提供不同的方式來解釋美國資本主義的動態。
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工人之間的社會和經濟分化也同時產生了。當階級鬥爭幾乎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時，一些工人階級發現他們比其他人更能得到僱主的青睞，這使他們有機會在爭取更高工資、更好工作條件和更多福利的鬥爭中取得更大的成功。
失業和不平等的持續存在早已被非正統的經濟理論所承認，從馬克思開始，一直延續到今天。失業的持續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是勞動和資本之間持續衝突的結果。失業不僅是持續的，它還根據種族和性別以各種方式影響著工人階級。此外，不平等不僅是持久的，它還影響著不同種族和性別的人。我認為，從資本主義的競爭性本質可以更好地理解這一點，這就是馬克思所看到的普遍矛盾的戰爭。出於這個原因，種族主義可能更容易被視為社會特權階層的一種競爭武器，以保持與無特權階層的距離，並贏得這場爭取更高工資的戰爭。
在美國，形式上中立的“民權”和“種族”一詞通常表達的是對黑人的關注，將白人社會結構與種族聯繫起來的做法仍然不多見。一般來說，美國白人不能看到種族與他們自身的關係，因此他們認為種族主義只會給別人帶來麻煩。這是一種學術和社會上的盲目性，目的是瞭解種族主義是如何對其肇事者產生影響的。這種被邊緣化的盲目性並沒有停留在校園的邊緣，而是涉及到社會各階層的人，他們不知道白人在履行反黑人職能的同時，也在傳達著內在的意義，他們不鼓勵旨在將種族主義有害遺產最小化的社會項目。
資本主義助長了種族主義、性別歧視、歧視和壓迫的延續，因為它們為那些享有特權的人提供了相對於從屬群體的優勢。種族是一份描述性差異的目錄，是一種將人口視為群體的意識形態，它根據人們認為的“自然”特徵，將人口按能力、公民價值等層次進行分類。“白”是一種描述性的品質，它確保了它的持有者比黑人、拉丁美洲人或任何非白人種族享有特權。
對美國白人工人階級來說，工人階級的形成和白人意識的系統化發展是密切相關的。然而，特權階級凌駕於種族之上並不總是有意義的。雖然在社會結構中設置種族是必要的，但將種族歸為階級是有害的，這種觀點反映了新自由主義的觀念，即種族不是“問題”，而是“經濟增長”。“一旦實現了增長，人們相信像種族主義這樣的問題就會消失。
種族主義的遺產已經在美國的法律和法律文化中根深蒂固。在某種程度上，19世紀中期美國公民對白人至上的熱情擁抱，解釋了內戰後重建的失敗，以及支持前奴隸自由的法律框架的崩潰。但這種辯證法已經如此錯綜複雜地根植於公眾意識之下，以至於它在沒有經過批判性審視的情況下，就構建了美國人對世界的看法。杜波依斯在《1860-1880年美國黑人重建》一書中解釋了南方白人工人願意接受低工資的原因:
種族隔離主義通過把種植園主和窮苦的白人團結起來而推翻了種族重建，其在政治上的成功遠遠超過了它在經濟上的成果。警察是從白人中抽調出來的，法院根據他們的選票，對他們寬大處理，以致於鼓勵他們無法無天……[他們]寧願靠微薄的工資勉強度日，也不願看到拿著體面工資的黑人勞工。白人勞工認為黑人的每一次進步都是對他們種族特權的威脅。
杜波依斯的結論是，19世紀的工人對白人的重視程度如此之高，以至於他們沒有加入與他們有共同利益的黑人，而是延續了一種支持資本主義、“摧毀民主”的白人至上主義願景。
摧毀奴隸制的長期鬥爭和隨後在美國各地出現的種族隔離鞏固了長達一個世紀的衝突。由於公眾對這一遺產的理解，困擾我們文化和法律制度的當代挑戰似乎是無懈可擊的，部分原因是，從19世紀白人種族意識產生的方式中，我們瞭解或借鑑的太少了。
19世紀60年代初，美國不僅是一個迅速擴張的資本主義國家，還是一個蓄奴共和國。共和制國家的概念是由小的獨立生產者組成的，他們對當權者和無權無勢者懷有深深的懷疑。19世紀初，共和黨政府的激進思想避開了依賴，提高了獨立性。正如歷史學家大衛·羅迪格在《白人的工資:種族和美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一書中所論述的那樣，白人在18世紀所瞭解的依賴程度，如學徒制、契約僕役制和苦役役等，使他們無法在“理想化的白人工人和可憐或蔑視的奴性黑人工人”之間做出艱難的區分。他斷言，18世紀普遍存在的種族態度比後來的時期更加放肆和不一致。這是由於白人所經歷的各種各樣的“不自由”，以及革命戰爭時期對奴隸制的譴責。但在1800年至1860年間，隨著僱傭勞工階層的擴大，逐漸過渡到僱傭勞工普遍存在的經濟中，這給共和黨的意識形態帶來了問題。
羅迪格認為，將“白人”和“工人”聯繫起來的社會態度和發展，直到19世紀才得到鞏固。到19世紀60年代，使近一半的非奴隸勞動力依賴工資的過程——使之服從於新的資本主義紀律——已經完成。到那時，那些在獨立戰爭中激發全國想象力的經濟獨立的共和黨觀念也已經消退。在《美國革命的激進主義》一書中，歷史學家戈登·伍德描述了19世紀初一種普遍的感覺:一切都變了。
謀殺，自殺，盜竊和聚眾鬧事成為越來越普遍的反應，自由的負擔和對利益的期望加在人們身上…城市暴亂變得比以前更加普遍和具有破壞性。街頭、酒館、戲院的喧鬧、勞工罷工、種族和民族衝突——這些在1800年後都大大增加了……美國可能仍以農村為主，仍以農業為主，但現在它……也許是世界上最徹底商業化的國家。
19世紀美國商業帝國的出現是史無前例的。在向資本主義的混亂過渡中出現的新型生產和社會關係產生了一種新的政治修辭，它努力重新定義新的工作條件，被稱為“工資奴役”、“白人奴役”或“自由白人勞動”。
獲得共和黨公民身份和相應的男性身份主張，是19世紀工人對白人忠誠的核心。正如羅迪格所寫，在內戰之前，黑人“幾乎完美地預言了自由人屬性的缺失”。政治鼓動擴大男性選舉權，使之包括所有自由人，同時還竭力阻止自由黑人行使同樣的自由。為了進一步拉開黑人工人和沒有技能的白人工人之間的距離，諸如“幫工”或“僱工”等僕人的新術語成為了流行詞彙——由白人工人發起的創新。同樣，他們也避免使用“主人”一詞，因為這個詞與奴隸制有關，並將其替換為荷蘭語的“老闆”一詞——這個詞還沒有被收入1829年出版的韋伯斯特詞典，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個詞與“主人”的意思完全相同。
俚語“黑人”(起初是一個鄉巴佬)也演變成了種族歧視。在1840年的總統競選期間，戴維·克羅克特的浣熊皮帽子成為輝格黨的象徵，民主黨人把他們的對手斥為“黑人”，他們被紐約市民主黨人攻擊為“聯邦輝格黨”。但在20世紀後期，黑人歌手Zip Coon這個角色體現了北方不負責任、打扮花哨的自由黑人的刻板印象。他是一個傲慢、浮誇的人，穿著高雅，說著一系列不合時宜的話(用一個詞來代替一個發音相似的詞，常常帶有無意的娛樂效果)，還說著雙關語，這些都破壞了他想要顯得高貴的努力。
這幅漫畫是吟遊歌手中常見的角色之一。滑稽表演的觀眾嘲笑這個說話慢吞吞的傻瓜，他逃避工作和所有成年人的責任。這就把浣熊變成了一個漫畫人物，一個惡毒而粗俗的漫畫救濟的來源。他有時被重新命名為“Zip Coon”或“Urban Coon”。“如果說吟遊詩人的小品是以戰前為背景，那麼黑人則被描繪成一個自由的黑人;如果這部短劇的背景是後奴隸制，他就會被描繪成一個城市黑人。在這兩種情況下，他都是一個懶惰的小混混，而遊吟詩人的表演把他描繪成一個穿著華而不實、擺架子的花花公子。
Coon不知道自己的位置。他認為自己和白人一樣聰明;然而，他頻繁的誤用和扭曲的邏輯表明，他試圖與白人進行智力上的競爭被認為是可悲的。他對蹩腳英語的使用取悅了白人聽眾，並重申了當時人們普遍認為黑人天生就不那麼聰明的觀點。Coon的目標是休閒，他的休閒是昂首闊步，打扮自己，打架，避免真正的工作，吃西瓜，讓自己出醜。如果他結婚了，他的妻子支配著他;如果是單身，他追逐女人是為了和她們上床。
到本世紀末，對“黑人歌曲”的狂熱達到了這樣的程度，數以百萬計的樂譜被售出。在羅迪格看來，這種音樂在南北戰爭後的驚人普及，源於它能讓工人階級的白人向獲得解放的黑人投射既使他們著迷又使他們害怕的價值觀和行動。民主黨人試圖抹黑支持廢除奴隸制的政治對手，於是創造了混種一詞，由兩個拉丁詞miscere和屬組合而成，前者的意思是“混合”，後者的意思是“種族”。它是在1863年的一本小冊子中被引入的，在這本小冊子中，民主黨人暗示，支持共和黨人會帶來令人恐懼的種族融合，這通常被稱為融合。他們的術語被保留了下來，併成為當時譴責美國即將“混血化”的政治辭令中的一個常用語。
不可否認的是，種族問題已經顯示出分化美國社會的力量。在1995年為《國家》雜誌撰寫的一篇文章中，拉尼·吉尼爾教授指出，美國人已經“學會將種族問題視為一個責任和懲罰的問題”。她指出，在我們政治辯論的兩極分化氣氛中，似乎再也沒有人願意把我們的問題歸咎於種族。有些人認為那些無法解決的問題是如此的嚴重，他們認為解決方案就是問題所在。在今天，歷史似乎開始重演。19世紀新形成的白人工人階級把白人作為一種手段來應對對依賴的恐懼和對強加資本主義紀律的痛苦，同樣的恐懼也出現在白人至上主義的復甦中，以對抗由全球化、向下流動和移民工人引發的螺旋式危機所引發的恐懼。唐納德·特朗普的總統競選、英國的退歐運動，以及所有其他反對難民的反動抗議活動，都體現了這種恐懼。
如果我們不能認識到我們的集體利益，那麼窮人、工人階級白人、黑人、拉美裔和其他群體又能在哪裡找到共同點呢?顯然，白人種族主義很久以前支付的虛假工資繼續困擾著民主，削弱我們的人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