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過了而立之年，總覺得漸漸成了社會中堅力量，志得意滿、精力充沛，難免時時責任感爆棚，今天勸人從良、明天拉人下海或許有些費神，但偶爾助人為樂一番的確是分內之事。比如約上剛拿了駕照的妹子，做一次陪駕，兜個小風，這種套路近百年前就已被人玩得很暢快了。而當這樣的小浪漫穿插於中國1925年的湍流之中時，恐怕就不那麼好玩了。
哥倫比亞俱樂部外的血案
1925年6月15日，仲夏的上海，到了夜晚微風薰人。32歲的英國人、公共租界工部局電氣處繪圖間的打樣員麥根齊與女友鄧肯正打算驅車前往公共租界西邊的大西路（今上海延安西路江蘇路以西段）的酒吧一同宵夜。晚上8點三刻，他們駕車自麥特赫斯脫路（Medhurst Road，今上海靜安區泰興路）出發，行至梵王渡（原為吳淞江渡口之一，在今萬航渡路）附近時遇到了駐守於此的水兵。水兵告訴二人，因近來周邊華界居民抗議工部局在此築路，前面的道路已被附近華界暴徒挖斷，恐怕無法前行。水兵大概還年輕，不太瞭解駕車帶妹子兜風的男人正需要艱難險阻以突出老司機的所向披披靡。麥根齊自然是一笑而過，一腳油門揚長而去，但卻因此錯失了挽救自己和親密愛人的最後機會。
1925年6月17日《申報》對於哥倫比亞俱樂部外謀殺案的報道
車行至開司惠克路（Keswick Road，現凱旋路）哥倫比亞俱樂部（即今天的網紅打卡地上生新所）附近時，突然從路邊竄出六七個身著苦力衣服的中國人，擋住了去路。供職於租界工部局的麥根齊大概覺得這又是一次租界中常見的貧苦華人攔車乞討的伎倆，遂下車用英語叱罵這幾個中國人。見這幾人無動於衷，麥根齊又改用中文繼續開罵。
哥倫比亞俱樂部，即今天的網紅打卡地“上生新所” 攝影：高翔
聽到了鄉音，即便不是原裝的，但也顯然產生了效果，幾人終於有了反應。只可惜這幾人並不是想索錢，而是要索命。其中有人聽罷麥根齊的叫罵，竟掏出手槍，對著麥根齊就是一通亂射。麥根齊見狀即刻返身狂奔，意欲一躍跳進車內。但剎那間子彈已紛紛穿透了麥根齊的胸口、脖頸等處。飛濺的鮮血隨著麥根齊一同湧進車內。剛剛還沉浸於仲夏浪漫之中的女友鄧肯見狀趕緊發動汽車，載著血流如注的麥根齊逃離現場。但幾個中國人緊追不捨，一邊飛奔一邊繼續開槍射擊。
正在駕車的鄧肯成為了新的目標，其胸口和手臂被流彈擦傷。畢竟是剛拿到駕照沒多久，鄧肯的車沒開出多遠就一頭栽進了大西路邊的深溝中。這幾個中國人見此情形紛紛圍攏而來。而正當此時圍觀群眾也蜂擁而至，這幾人見勢不妙只得趕緊向西面華界曠野逃竄。
巡捕迅疾趕來，但為時已晚。麥根齊身中18槍，其中數枚子彈打穿了頸部大動脈，使其當場身亡。鄧肯被送入公濟醫院救治，雖然為流彈擦傷，但幸無生命危險。
收治鄧肯的公濟醫院，後改為上海第一人民醫院
因為事發華界與租界的交界處，犯案手段又如此殘忍，自然引起了華洋兩界的高度關注。究竟是華界居民的排外暴力活動還是私人恩怨？一時間傳言四起。
善於挖掘猛料的滬上報界乘勢迅速行動了起來。但唯一對得起圍觀群眾好奇心的只是麥根齊的家庭情況。報載麥根齊家住公共租界新閘路70號，已有妻室，育有一子，時年8歲。他和鄧肯小姐的婚外關係一度成為了案件調查的方向。受北洋政府上海縣知事李祖夔委派，參與案件聯合調查的交涉公署洋文秘書王鏡舜曾赴公濟醫院詢問鄧肯。但這位供職於英商班達蛋行的26歲澳洲女子始終只說自己與麥根齊見面是為了練習駕車，其他皆一概不語。
位於上海楊浦區騰躍路的英商班達蛋行舊址原貌，2015年被拆除
“五卅慘案”與風口浪尖的“越界築路”
租界與華界當局對此案的聯合調查最終無疾而終。參與暴力襲擊的中國人奔向曠野後，如湮沒於歷史之中。但歷史的有趣之處就在於，曾經看似偶然的事件，當被重新至於歷史的經緯之中時，偶然就會越來越接近必然。
讓我們重新回到案發地點——哥倫比亞俱樂部所在的開司惠克路。嚴格來說這條路並不在公共租界版圖之內，而是由租界當局在1925年“越界築路”而成。同期修築的還包括安和寺路（Avenue Amherest，今新華路）、惇信路（Tunsin Road，今武夷路）、哥倫比亞路（Columbia Road，今番禺路）等遍及法華、虹橋、北新涇等上海西部各處的多條道路。
所謂“越界築路”就是上海公共租界在界外修築道路，並進而事實上取得了一定行政管轄權的附屬於租界的“準租界”區域。
在此之前的將近60年的時間中，“越界築路”從未停止。1843年上海開埠，英租界建立，20年後，英美租界合併為公共租界。其所扮演的角色很快便從華洋分居的外僑居留地變為華洋雜居的獨立王國。小刀會事件及太平天國運動帶來的華界動盪加上租界內更為高效和現代化的行政管理及基礎設施，吸引著越來越多的中外人士安家於租界之中。土地的緊缺狀況日益突出。
1914年上海租界地圖
從1860年代修築靜安寺路（Bubbling Well Rd.）、新閘路（Sinza Road）、極斯非而路（Jessfield Road）等開始，直至1925年，租界當局利用“越界築路”的方式所圍成的區域共有47000畝（31平方千米），甚至超過正式租界的面積（33503畝，合22平方千米）。
“越界築路”新拓地界示意
當然，從來都是哪裡有開發商哪裡就有反抗。租界的圈地行為一直受到來自華界地方士紳階層的抵制。麥根齊案發生的1925年更是這一矛盾走向激化的高峰。
剛一開年，來自滬西法華鎮（現法華鎮路周邊）的鄉民夏光亞等人就向上海縣知事聯名上書，要求阻止租界當局在法華的築路行為。“公民等因田園廬墓，悉在路線之內，衣食住居之所託，身家性命所攸關，為此聯名呈請縣長迅賜設法制止，免致暴動！”此後，蒲淞市（北洋時代的上海縣下轄，大致區域從現法華鎮路以西至新涇鎮一帶）教育會、全國商聯會等組織也紛紛向江蘇省政府呈文要求阻止租界當局“越界築路”，“西人越界築路，關係全市存亡！”。
1925年1月6日《申報》刊載蒲淞市教育會呈江蘇省省長文
既有普通鄉民的暴力威脅、又有讀書人懷著拳拳愛國愛鄉之情的悲憤請願，為民做主的父母官自然不能坐視不理。1925年3月7日，上海縣知事李祖夔前往蒲淞市鄉公所，會同當地鄉董，調查租界越界築路情形，準備向省裡彙報。兩週後，江蘇省特派交涉員奉外交部令向租界當局提出交涉，要求其立即停止築路行為。4月20日，淞滬警察廳長常芝英也發出訓令，阻止租界當局的築路行為，甚至強行解散了部分築路施工隊。
但即便有官方和民間的各種努力，租界當局的越界築路並未有停手的跡象。究其原委，華界各種利益團體間未有協同一致的行動也許是關鍵。
在常廳長髮出訓令的同時，上海縣知事李祖夔也嚴諭蒲淞市各地地保“不得蓋戳轉契”，即嚴禁向租界當局轉讓用於築路的土地。
但在時任上海縣議會代議長的李味青看來，這只不過是一紙空文。《申報》1925年4月21日刊載了李味青遞交給外交部的呈文，“其故實由於官自為官、紳自為紳、董自為董、民自為民，不相聯絡。通力合作、一致進行，方生效力。”他認為，租界工部局之所以能夠肆無忌憚，“其中必有奸徒包攬、為虎作倀……乃未聞各級官廳有將此輩徒從嚴查辦之舉”。
1925年4月21日，上海縣議會代議長李味青呈外交部文
正當士紳鄉民一籌莫展時，上海發生了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
上海南京東路五卅慘案發生現場紀念碑
為抗議上海日本紗廠鎮壓工人罷工，並槍殺工人領袖顧正紅，5月30日，上海學生兩千餘人在租界內散發傳單，發表演說，下午萬餘群眾聚集在租界南京路老閘巡捕房門首，要求釋放被捕學生。英國巡捕竟開槍射擊，當場打死十三人，重傷數十人，逮捕一百五十餘人。
“五卅慘案”前上海市民集會抗議現場
事件發生後，北洋政府外交總長沈瑞麟在6月初三次照會駐京外國使團，強烈抗議租界巡捕濫用武力的行為，要求“取消當地戒嚴令，撤退海軍陸戰隊，並解除商團及巡捕之武裝，釋放被捕之人及恢復被封與佔據各學校之原狀”。在官方抗議的同時，普通中國人對於租界當局的反感也達到了頂峰，甚至發生了青年學生劉光權、應銀濤為抗議五卅血案憤而自殺、中年商人潘大受憂國投海自盡等極端事件。
普通民眾以自殺的極端方式抗議租界當局濫殺無辜
而正是在這樣極端的情勢之下，料想是兩耳不聞窗外事的工部局打樣員麥根齊帶著年輕女友在錯誤的時間前往了錯誤的地點，並且幹了一件很錯誤的事情。而究其根本，恐怕麥根齊從來不會覺得租界內外中國人的感受是值得在意的問題。
後續
就在麥根齊被殺的第二天，1925年6月16日，北洋政府派專使蔡廷幹、鄭謙、曾宗鑑南下，英日等國也同時派代表六人至上海，就五卅慘案善後事宜展開談判。中國代表提出十三條要求，除了要求租界當局道歉、賠償、逞兇外，還明確提出：制止越界築路，工部局不得越租界範圍外建築馬路，其已築成者，由中國政府無條件收回管理。
雖然最終沒有實現“越界築路”的收回管理，但在在北洋政府的堅持之下，自此以後“越界築路”再也沒有進一步擴大。上海縣知事李祖夔和蒲淞市士紳鄉民的努力也終得回報。
就這樣又過去了16年。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佔領公共租界。1943年6月30日，汪精衛政權的外交部長褚民誼與日本駐華大使谷正之簽訂《中日關於實施收回上海公共租界之條款》及其《附屬諒解事項》，規定8月1日由汪精衛政權“收回”公共租界。
汪精衛政權的外交部長褚民誼
至此，自1843年開埠以來，上海第一次在形式上實現了在中國人治理下的統一。10月10日，租界地區240條外國路名被更改為中文路名。如霞飛路改為泰山路（今淮海中路）、卡德路改為嘉定路（今石門二路）、福開森路改名武康路、克能海路改名康樂路、哥倫比亞路改名番禺路、林肯路改名天山路......不少名稱沿用至今。
1946年8月23日，褚民誼以漢奸罪被南京政府槍決。
那位在1925年為鄉民收回路權而積極奔走呼號的上海縣知事李祖夔，1949年11月，被兩名劫匪殺害於康平路1號的家中。
康平路1號曾經是上海縣知事李祖夔的宅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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