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知识分子应肩负起历史任务，坚持自己的价值立场，显示出对文化历史的深层次思考。
原文 ：《文化研究是一项批判性事业》
作者 |上海社会科学院 马驰
图片 |网络
要警惕文化研究泛化问题
佩里·安德森早年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一书中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同就在于，它把研究的重心越来越转向了文化和意识形态问题。我们知道，文化研究在西方被视为一个准学科，有具体所指，包括文化诗学、文化批评还有文化唯物主义等。它一方面是对20世纪文本中心的反驳，另一方面又是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理论成果进行保留、改造后的新理论，同时它也是对学术中心主义的改造与超越。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界围绕文化研究的历史、特征，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的理论路径展开了深入的探讨，取得的基本共识是：文化研究是探讨普遍社会问题的特殊途径，而不是属于少数人的或专门化的研究领域。 文化是不同群体或民族乃至国家的象征行为的空间，文化研究必须考虑各个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有着鲜明的反建制和反理论倾向，并有着跨学科研究的特色。虽然文化研究至今仍是一门界定含糊的准学科批评话语，却有着强烈的批判精神。
当然，上个世纪90年代在我国理论界兴起的“文化热”，说到底是当今中国本土社会文化语境的产物，它也应当在自己的语境中形成自己的问题意识、价值取向与研究方法。
近些年的文化研究有一个泛化的问题，这是值得警惕的。在研究的目标、方法不是十分确定，而且研究的论题又搞得过大的时候，就容易出现学术偏差。理论界已经有人提出要严格区分“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文化批评还属于泛泛而谈，文化研究则要具体落实。文化批评应该建立在文化研究的基础上。在文化研究方面，我们应该参照西方发展得较好的学术经验和学术规范，进入一种实证主义的研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我们的文化批评。我们要了解大量大众文化的产品，不仅阅读经典文本，还要进入大众文化的制作领域、市民生活的各个领域进行调查，这样的文化批评才能论之有据，不至于泛泛而谈。
文化研究的要义在文化政治
针对我国理论界常出现的“一窝蜂”现象，已经有学者对追赶“文化研究”热潮表示担忧。在目前的文化交流中，我们很有必要检讨一下自己的文化立场和文化主体。陶水平教授在《文化研究的学术谱系与理论建构》一书中直言：文化研究的学术旨趣在于文化政治，文化研究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参与性、干预性和政治性。
在文化研究中，我国理论界高度认同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及其对“文化领导权”问题的论述。葛兰西承认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公共空间，正因为存在这个公共空间，葛兰西才论证到文化空间的领导权问题。文化领导权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官方话语和官方机构的支配权、统治权，不仅仅存在于政治机构的系统中，也存在于无形的民间生活空间中。面对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知识分子应肩负起历史任务，坚持自己的价值立场，显示出对文化历史的深层次思考。文化批评的意义就在于向这个空间渗透我们认为合理的价值体系，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1703期8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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