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像圓環一樣的環形建築，在中心暗處造一座塔樓，面對圓環的內側;外面的建築分隔成一間間囚室，這些囚室內有兩扇窗戶，一扇朝內開，面對中心塔樓的“針眼”，一扇朝外開，讓光照亮囚室。這樣被監視者與監視者一個在明處，一個在暗處，明處的囚犯隨時能被監視但卻看不見監視者，暗處的監視者能清楚地觀察到囚犯的一舉一動而不被發現。這既能有效監視，也能保護監視人於隱蔽而安全的境地。”
在18世紀末發表的《圓形監獄》中，英國功利主義大師邊沁設計了一種只需要一個監視者就可以監視所有犯人的“圓形監獄”——使犯人處於永久的單向透明狀態，永遠處於監視者的目光之下，犯人看不到監督者是否在塔裡，犯人之間的任何聯繫也被割斷，因此他必須規規矩矩，甚至犯罪的念頭也不敢有，彷彿監督是不間斷、無盡而全面的。以至即使塔中沒有監督者，權力機關仍然起作用。這種管理模式勿需鐵鐐大鎖，只要實行鮮明的隔離和妥善地安排門窗開口，僅憑一雙眼即可令無數的被管理者按部就班地聽話工作，是最低成本又最有效率的設計，可以廣泛應用於各種組織系統。邊沁在晚年總結道：“圓形監獄是一個華麗的工具，用這個工具，我夢想著革新世界。其力量之大是前所未見的。”但該設計在當時並未引起人們過多的關注。
1975年，福柯在《規訓與懲罰》中將“圓形監獄”的全景敞視原則重新提出，認為這不僅是建築學上的創新，更是“人類思想史上的一個事件”，並認為藉助這個原則，一個規訓的社會形成了。 即全景敞視不再需要對肉體的懲罰，而是僅僅從設計上就保證了監視者的觀看對囚犯的權力效應，迫使囚犯產生孤獨和被監視的狀態，逐漸放棄抵抗而進入自我監禁，最終達到自我規訓的效果。更為重要的是，福柯指出邊沁的圓形監獄並不僅僅是一種偶然的、 烏托邦式的構想，而是社會存在的真實機制的縮影，現代社會無時無刻不處在這樣的全景敞視中——在上帝已死而任由自負理性稱霸之下，人們一個個都被按照一套大寫的“人的標準化”知識體系規訓改造為“正常的”“標準化的人”，就像機器上的螺釘。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每個人都是“準犯人”——當我們意識到這些目光的存在時，我們就處在無所不在的監獄中。事實也的確如此，現代社會的運作模式依據的就是邊沁構想的圓形監獄原理——如關的是病人，那麼彼此隔離的空間使他們無法相互傳染；如是學生，他們便無法喧譁、打鬧或在考試的時候串通舞弊；如是工人，那麼他們的效率將會大大提高，因為他們失去了閒聊、玩笑和心不在焉的機會。如此看來，邊沁的圓形監獄確實是一臺神奇的機器。無論人們出於什麼目的來使用它，總能產生同樣的效應，得到同樣的“好效果”。
然而在大呼“人死了”的福柯看來，這只不過是自居為神的戈培爾們通過一套狂妄虛構的單向不對稱信息話語對管理系統實行權磚的模式而已，是最沒有生命力和最缺乏創新生態環境的僵化管理，其最終造就的不過是一群不由自主、日復一日地勞作著的行屍走肉，其存在的狀態也只能是一種集體無意識的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