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
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
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
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
这是北宋诗人陆游所著《书愤》五首之一。南宋词人刘克庄曾十分感慨：
“放翁（陆游）、稼轩（辛弃疾）,一扫纤艳,不事斧凿,但时时掉书袋,要是一癖”。
所谓“掉书袋”，其实是指陆游、辛弃疾两人在创作诗词时过于喜好用典，竟成“一癖”。比如这首《书愤》，除首联外，颔联、颈联、尾联共有三处用典。
《书愤》陆游
“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代指绍兴三十一年其亲历的宋金大散关之战，和同时发生在东南的瓜州之战。而“出师一表真名世”自然是指出师未捷身先死的蜀相诸葛亮。至于“塞上长城”，则与南北朝时期南方刘宋政权的名将檀道济有关。
长城
元嘉十三年，宋文帝刘义隆病重，太子年幼，尚无亲政能力，而官拜司空同时又手握兵权的檀道济就成了他最为担忧的对象。为防止檀道济在自己死后谋反，他下旨召檀道济入朝。
皇帝病危时召大臣入京，这并非是一个好兆头。檀道济之妻不无忧虑的劝阻他“朝廷今无事相招，恐有大祸”。然而，用兵如神的檀道济却并未懂得帝王心术的险恶，他不顾众人劝阻前往国都建康，却在抵达后被刘义隆投入狱中，不久便与其儿子、心腹数十人一同被杀。
《南史》记载，这位曾辅佐刘裕灭亡后秦的老将，在临死前“愤怒气盛,目光如炬,俄尔间引饮一斛。乃脱帻投地,曰:乃坏汝万里长城！”
短短几十字的记载，字里行间充斥着忠臣被诬的冤屈和愤懑。所谓“自毁长城”之说，便是由此而来。
然而，檀道济之死的诡异之处也在于此。
以上的叙事，显然是一例典型的“良将被杀，忠臣蒙冤”的故事，若以常理论，其肇事者宋文帝刘义隆似乎理应是一个无道昏君。然而，从历代史学家的评价中，我们看到的宋文帝却是南朝刘宋时期典型的中兴之主。
檀道济所统辖的北府兵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为其作注，称他“勤于为治，子惠庶民，足为承平之良主”；清代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称他“诛权奸，修内治，息民六年而用之，不可谓无其具”；就连对刘义隆元嘉北伐却无尺寸之功持否定态度的南宋学者吕祖谦，也称其本人为“宋朝之贤主”。
这样一位褒多于贬的皇帝，为何会犯下如此错误？想要了解其中的曲折，还要从刘宋朝诡异莫名的“荒主”现象谈起。
一、“荒主”之多，莫过于刘宋
所谓“荒主”，即荒淫暴虐之主。这一名词最早源自清人赵翼所著的《廿二史札记》，这本读史札记，曾经多次提及南北朝时期南朝尤其是刘宋、萧齐时期所独有的皇室乱象。
在这位学者眼中，“宋齐多荒主”而又以刘宋为最。
如果以当时的史料记载来看，这样的说法其实极为恰当。刘宋一朝共经历8位皇帝，而这其中继位者弑君自立的占了一半，再加上如宋少帝这般被臣子“弑于金昌亭”的皇帝，8人中，就有5人死于政变。
除此以外，这些被称为荒主的君王在位期间的行为也极为怪诞甚至离谱，以“前废帝”为例，这位皇帝在其父孝武帝病死后继位大统，却在治丧期间“喜容腼然，欢恣滋甚”，而由于早年间遭受孝武帝的辱骂，他甚至打算掘损孝武帝陵寝，虽被百官阻止却依旧“纵粪于陵，肆骂孝武帝为齇（酒糟鼻子）奴”。
而刘宋一朝中，最令人心悸胆骇的则是宫闱之乱，上段提到的那位被亲生儿子泼粪的孝武帝，本身也绝非善类，《资治通鉴》称他“上闺门无礼，不择亲疏、尊卑”，甚至“淫乱无度，蒸其母路氏，移污之声，布于瓯越......”
恣意妄为的宋孝武帝
诸如此类的行径，在《宋书》、《南史》等书中俯拾即是，实在是骇人听闻。
但是，在细读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注意一点，清人赵翼所论的“荒主”，虽然有如“前废帝”、“孝武帝”这般恣意妄为，惊世骇俗的无道昏君，却也有一位宋帝的“荒主”之名得来极为牵强。
这便是刘宋一朝第二任国主宋少帝刘义符。
二、宋少帝之殇：艰难时局下被迫污名化的少年君王
与刘宋一朝的诸多“荒主”不同，宋少帝刘义符在历史上并未留下多少荒诞行径的记载。这可能与他登基不满两年便被废被弑有关。
刘义符为刘裕长子，自小便深得其父喜爱,无论是《南史》还是《宋书》，都称其“膂力绝人,善骑射,解音律”。这样的评价在刘氏这样一个以武夺位的帝皇之家里其实不算罕见。
但从这一点看，与之后他那些荒唐的子孙一辈相比，刘义符即使不算得上惊才绝艳，也至少是中人之姿。
然而，即使是这样，这位宋少帝仍然未能摆脱被废的命运。
有些讽刺的是，行此废立大事的，正是刘裕为刘义符千挑万选后留下的四位顾命大臣：徐羡之、傅亮、谢晦以及檀道济（司空徐羡之, 中书令傅亮, 领军将军谢晦, 镇北将军檀道济同被顾命——《宋书》）。
与前三人相比，檀道济身为武将，在这次政变中，许多事件的谋划他只是执行者，也正因此，在许多史书中，都记载了文帝讨伐谢晦时说的那句“道济从人者也, 囊非创谋”。
徐羡之等人废帝的原因可归纳为以下三点：
- 先帝、太后丧期内，不仅声色犬马，甚至还致使自己的侍妾怀孕（鸠集伶官，优倡管弘，靡不备奏，珍羞甘膳，有加平日。采择媵御，产子就宫）；
- 即位之初，大兴土木之费，空耗国力民力（兴造千计，费用万端，帑藏空虚，人力殚尽）；
- 身为帝王，却经常穿戴商人小厮的衣裳，在宫中模拟市井中买卖交易情景（居帝王之位，好阜隶之役；处万乘之尊， 悦厮养之事。）
这三点，是宋少帝继位之后最大的政治污点，然而，这样的污点虽然存在，但遍数历朝历代的君王，这样的过错是否已经达到天怒人怨，以至于不得不被臣属所废？公允的来看，答案可能是否定的。
但是，作为深受先皇帝信赖的顾命大臣，徐羡之等人最终还是将宋少帝废弑。
《宋书》记载，“兵士进，杀二侍者于帝侧，伤帝指......送于东宫......六月癸丑，徐羡之等使中书舍人邢安泰弑帝于金昌亭......帝有勇力，不即受制，突走出昌门，追以门关踣之，致殒。时年十九。”
诚然，宋少帝刘义符绝非人们眼中的明主，然而，其所行所为同样不曾达到人神共愤的地步，但在《宋书》的记载中，我们看不到徐羡之等人的犹豫和迟疑，相反，丝丝入扣的设计，单刀直入的筹划，都表明这场政变背后，隐藏着决绝的态度。
这其实也与刘宋此时危机四伏的局势有关。
宋少帝继位之时，刘宋并非处于歌舞升平之中，相反，自衣冠南渡后，北方胡人所建立的政权依旧与南方呈对峙之势。尤其是在刘裕死后，这种侵袭态势又再次加强（及闻高祖崩，因复侵扰，河、洛之地骚然矣）。
永嘉之乱后的衣冠南渡
以记载宋少帝时期历史的《宋书·本纪之三》为例，除了少帝末期的宫变外，通篇有近乎五分之二在介绍北方战事。
在这种情况下，恣意妄为又不善于驭下，本身就已是宋少帝的“原罪”。可能在身为顾命大臣的徐羡之等人看来，他们已经没有时间也没有经历等待少帝在历练和挫折中痛改前非。
因为别无选择，所以决绝冷血。
这种态度，也可以从刘义符之弟刘义真的死看出。
时刻伺机南寇的北魏骑兵
庐陵孝献王刘义真，《宋书》中称其“美仪貌，神情秀彻......聪敏，爱文义"，刘裕在世时，便委派他为关中一地牧守，可见此人的才能和性情皆是上佳之选，而且少帝被废，以继承顺位而言，皇位也应归属刘义真。
然而，刘义真虽与谢灵运等人相熟，却因为性格原因与徐羡之交恶。
也正因此，刘义真不仅无缘帝位，甚至因继承人身份而招来杀身之祸。就在宋少帝刘义符死后不久，刘义真也被徐羡之所杀。但与宋少帝不同，刘义真的死，已然不再是徐羡之等人的谋国之举。但客观的说，弑君本身就是大逆，在这种态势下，始作俑者的顾命大臣们即使再如何舍己忘私，也很难不考虑继位者与自身的利害冲突。
殷殷血迹一旦沾染就难以濯洗干净。在对少帝屠刀加身后，这群屠龙者并未将权力的恶龙铲除，就已经演变为新的祸端之源。这简直是一出绝妙的讽刺。
美仪貌，神情秀彻的刘义真
正因如此，虽然《宋书》《南史》等史书中对徐羡之、傅亮、谢晦等人弑君另立的行为赞誉有加，但后世的史学家却仍有部分对于他们的动机表示怀疑。民国史学四大家之一的吕思勉先生，对这三位大臣此时的境遇其实也心有戚戚，在其所著《两晋南北朝史》中，他就不无同情的说到“羡之等在当日 ,实求自全之意多 ,觊觎非分之想，可谓绝无”。但同时，在提及他们弑君另立的举动时，又称他们所作所为实属“利令智昏,贪恋权势”。
当然，这样的观点，同样需要辩证来看。
对于四位顾命大臣的心态，故纸君认为，最有发言权的不是别人，而是在政变发生之后便已然躬身入局的文帝刘义隆。
这位在历史上褒贬不一的君王，在以为两兄长复仇之名，清算徐羡之、傅亮、谢晦三人之后，曾经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诸公受遗,不容背义”。
是的，这位在即位后便处心积虑的削弱三位顾命大臣权势，在后者请辞告老后仍然不惜斩草除根的君王，对于徐羡之等人弑君的评价，竟然是“不容背义”。
他们不容背弃的，自然不是为宋少帝辅政之义，而是先帝刘裕顾命之义。在刘义隆看来，刘义符所表现出的种种毫无明君气度的行为，已经足以让深受先皇信任的徐羡之等人做出废立之举。
而对于毫无过错却被杀害的刘义真，宋文帝的态度又是如何呢？
事实上，宋文帝虽然在执政后不久便开始对顾命大臣们反攻倒算，但同时，他的身上也背负了戮杀皇族的罪孽。其弟刘少康便是为他所杀。他的这一行为致使刘姓宗室“惴惴不能自安”。
从这种近乎于冷酷的理智态度中，我们不难发现，宋文帝对于四位大臣弑君，并非持反对立场。然而，这又能如何？
对于文帝而言，这四位大臣是出于私心也好，出于公义也罢，弑君另立已是事实。宋少帝的死，不代表后者会对刘宋不忠，却仍然代表后者拥有了可以废立君王的能力。正因如此，在四顾命之一谢晦称病前往荆州时，他本因逃脱一劫而庆幸，但其好友蔡廓却说他“挟震主之威 ,据上流之重 ,以古推今 ,自免为难也”。
这段话道出了四位顾命大臣屡遭文帝猜忌的根源：在他们发动政变，废弑宋少帝，屈杀刘义真后，并没有第一时间选择迎立远在荆州的刘义隆，相反，在宋少帝死后，他们反而对国事进行了处理。
朝堂之上，少帝被弑，徐羡之、傅亮开始执掌朝政，谢晦不久后被封为荆湘雍益宁南北秦都督，总览七州军事，而深得他们信赖，并曾经在政变中“引兵居前”、“ 入守朝堂”的大将檀道济，同样已在广陵镇守。这种情况下，从荆州匆忙赶往建康的刘义隆，短时间内，已然毫无丝毫办法去撼动被四顾命把持的朝政。
刘裕北伐剧照
但这并不代表结束。
三、江陵迎驾背后的政治隐喻：宋文帝通过质询少帝死因表达对徐羡之三人的种种不满
无法在军事上对四顾命造成威胁，却不意味着刘义隆对四顾命的举措毫无反抗。
事实上，在刘义隆自荆州前往建康的路上，四顾命之一的傅亮曾经亲身前往途中的江陵迎驾。而刘义隆的反应就显得极为“夸张”。他立即“问义真及少帝薨废本末”动情之处，甚至“悲号呜咽, 侍侧者莫能仰视”。
史书记载，在宋文帝询问刘义隆及刘义真被杀情景时，作为始作俑者之一的傅亮表现出了极为不安的反应：“亮流汗沾背不能答”。
事实上，这次对答本身就意味深长。这场“迎驾政治秀”，本身就是三位顾命大臣考量新君德行能力的一次测试。而结果却超乎三人想象。
宋文帝刘义隆剧照
傅亮在宋文帝身侧如坐针毡，也明白了文帝对于他们弑杀先皇的不满。而徐羡之与傅亮两人的对话就更是耐人寻味。徐羡之听闻傅亮对宋文帝评价是“晋文、景以上”之后，本松了一口气，认为这样一来新帝一定能理解三人废少帝是为了刘宋江山，而弑杀皇族刘义真也只是为了保命（必能明我赤心）。
但后者，却只是苦笑否认，认为他们的性命前程依旧堪忧。
果不其然，刘义隆继位之初，出于稳定局势的考虑，并未对在朝中影响力极为强悍的四位顾命大臣下手。反而是通过种种方式去安抚他们。
在外人看来，有“从龙之功”的三人并未被文帝薄待，徐羡之官拜司徒,傅亮加开府仪同三司 ,谢晦则远调荆州，任一地刺史。
这并非代表文帝已然妥协，相反，在这之后，王华、王昙这两位被时人称为“二王”的文帝亲信，开始逐渐接管顾命大臣们手中的权柄。而出于对于自己身家性命的考虑，徐羡之等人也开始逐渐放权。自此之后，原本只是一地封王的宋文帝终于得以亲览政务。
宋少帝刘义符
但这种局面并未持久，到得元嘉三年，宋文帝最终还是对徐羡之、傅亮、谢晦三人反攻倒算。很快，无兵权在手的徐羡之、傅亮很快便被俘伏诛，而谢晦则在檀道济等人的征讨下败亡。
到得此时，曾经的顾命四大臣，仅剩下武臣檀道济一人得免。然而，这种“幸存”本身并不意味着幸运。
四、檀道济之死：谋国未能谋身之下，君王的猜忌几乎不可避免
与徐羡之三人不同，檀道济在废少帝一事上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筹划者，而在刘义真被杀时，更是曾经多次出言反对。正因如此，在文帝征讨荆州刺史谢晦时，檀道济以一种身先士卒的态度，短暂的获得了文帝的信任。
这并非是因为檀道济首鼠两端。
事实上，与徐羡之等人相比，檀道济这位武臣其实更加纯粹和简单，也正因如此，在刘义真无辜遭戮时，他敢于上书阻止，“屡陈不可”。
然而，在另一方面，他的阻止和拒绝同样显得苍白而无力，那场宫廷政变中，曾经为徐羡之三人“入守朝堂”的他，已经被刻上了深深地徐党印记。少帝之所以能被三位文臣所擒，他“功不可没”，也同时“罪不可赦”。
这种屡次变化、难有定势的态度，其实早在刘宋高祖留给少帝临终遗言中就已经有所体现，他当日劝诫少帝，称檀道济“虽有干略, 而无远志”。
檀道济所领北府兵
这位在乱世中随波逐流的将军，从一开始就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些野心和野望，即使是宋文帝，也从未怀疑过其本人会对他以及其子嗣的统治造成不必要的困扰。在讨伐谢晦时，文帝竟然直接让檀道济领军接应，丝毫不担心他在阵前反戈。面对身边人的担忧，他一句“抚而使之, 必将无虑”就几乎将檀道济的命运定下。
然而，无野心之人未必不能乱政。从少帝之死开始，檀道济就被绑在徐羡之等人的战车上，而他最后却并未从这次政变中获得太多收益。相比于他而言，徐羡之、傅亮、谢晦三人，至少根据自己的需要重新为刘宋选择了皇帝。
正因如此，文帝虽不担心檀道济主动反叛，却担忧有野心者将之说服。这位出身寒门的将军，至死也不清楚，他的死，在文帝看来并非是“自毁长城”，而是他在捣毁一处危墙，为子孙排除祸患。
五、结语：废立由己下的还政，只不过是泡沫般的政治童话
《史记·殷本纪》记载，辅佐商汤灭夏的伊尹，曾将不修德政的商王太甲流放桐宫（成汤墓地）长达三年，三年后，在墓地中悔过自身的太甲改恶从善，又被伊尹迎回国内，重新执政遂成为一代明君。
伊尹与太甲
这一宛若童话的事迹不仅见于《史记》，在《左传》、《孟子》也有类似的记载。伊尹逐太甲也成为一种政治符号甚至道德符号。
然而，西晋时发掘的《竹书纪年》一书，却记载了一个与此有关却更为黑暗的版本。
“仲壬崩，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也。伊尹即位，放太甲七年。太甲潜出自桐杀伊尹。”
其大意是，太甲之父也就是前代商王仲壬驾崩，辅政大臣伊尹自立为王，并将太甲流放至桐宫。直到七年后，太甲从桐宫逃出，杀死了伊尹才最终报仇。
《竹书纪年》
在这一黑暗版本中，我们看不到改恶从善的太甲，看不到退位让贤的伊尹，唯一看到的是因为王位争夺而刀刀见红的上位者。这种排他性和残酷性，或许才是古代政治乃至上古时代政治的真实面貌。
事实上，即使是《史记》中的伊尹，在古代政治中同样是必须讳言的存在。将“伊霍之事，臣能为之”改为“伊尹之事，臣能为之”，之所以能够断送一个大臣的政治生命，就是因为废立皇帝，本身就是一个禁忌。
臣子废旧立新，不仅会造成原有政治生态的瞬间失衡, 同样也代表着他们的权势已然达到人主都难以禁制的地步.对于新任君主而言，这种“从龙功臣”不仅难以赏赐，更是无时无刻不在威胁其统治的祸端，任何沾染这一事件的大臣，无论忠心与否，都难以在这种近乎于“猜疑链”的考验中过关。
而自诩塞上长城的檀道济，善谋国而不善谋身，在这种黑暗逻辑下，最终难以幸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