莲悦/文
现在流行一种说法：讲真话是一种宝贵的品格。
单就个体而言，这种说法当然没有问题，但从社会氛围来说，能不能讲真话，恐怕不仅仅是个人的品格问题。
最近一直在读南北朝时期北魏的历史，北魏历史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事件，被史学家们称作“国史案”。这个事件也许有助于我们了解，两千年的帝制中国，讲真话是多么危险的事情。
崔浩，出身清河崔氏，是南北朝时期北方的高门氏族。崔浩一生，辅佐了北魏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三人，官至司徒，是北魏历史上最著名的汉族政治家。拓跋焘能统一北中国，军功章有崔浩一大半。
最为重要的是，明元帝时，太武帝能早为储君，并抚军监国，直至登上皇位，崔浩都功不可没。
太武帝拓跋焘对崔浩极度信任，用《魏书.崔浩传》里的话来说，就是“言听计从”。公元439年，拓跋焘诏命崔浩编修北魏国史。《魏书》记载了拓跋焘的诏书，诏书有言：“命公（指崔浩）留台，综理史务，述成此书，务从实录”。
既然皇帝都提出要求“务从实录”，崔浩当然要秉笔直书了。可是，鲜卑人的历史能够“直笔”吗？
比如说，北魏的开国之君道武帝拓跋珪的身世。拓跋珪的母亲贺氏在丈夫献明帝死后，被公公昭成帝收娶。所以，贺氏所生的子嗣中，既有拓跋珪的兄弟，也有叔叔。
再比如，拓跋鲜卑历史上早期的君长，被后人尊为神元帝的力微，早年依附于自己的岳父。可岳父一死，为了夺权，他不仅杀掉了妻子，还干掉了两个小舅子。
诸如此类的历史，再加上权力斗争造成的父子相残、兄弟相杀、杀母害妻等等，要怎么去秉笔直书呢？
田余庆先生在《拓跋史探》一书中就这样说道：“当拓跋君主尚生活在名教以外之时，先人事迹无涉荣辱，无大违碍；而当皇权在握，礼法人伦关切厉害，成为衡量准则之时，所谓实录也就另有分寸。”
换言之，就是我们2000年的帝制时代一直推崇的“为尊者讳”。
“为尊者讳”的逻辑本质上是集权的逻辑。集权制度之下，对统治者的历史是不允许讨论和质疑的，因为任何讨论和质疑都会触及权力的合法性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历史要反反复复为当权者杜撰各种各样离奇荒诞的“神迹”。
比如汉高祖刘邦的老爹就亲眼看见自己被一条龙给戴了顶绿帽，然后老婆就怀孕生下了刘邦。这样的“传奇故事”堂堂正正地记录在我们的正史里。
即便是拓跋鲜卑，也有圣武帝诘汾与天女合，生力微，这样感天而生的“历史”。
两千年的帝制时代，很多的帝王就是这样被包装成了“天命所归”，印证了“君权神授”，从而让这些君王的统治具有了合法性。
集权模式下，当权者的历史不应该也不可能有任何瑕疵和错误。因为任何瑕疵和错误都可能被回溯至“合法性”这个根本的问题。
崔浩作为一个极具谋略，深谙儒家文化的汉族士大夫，他怎么会不懂得我们上述所言的“为尊者讳”的历史“曲笔”呢？
崔浩显然高估了自己在太武帝拓跋焘心中的地位，也对拓跋焘那句“务从实录”过于信任了。他历经十年，完成了北魏历史的编修，并将内容刻在石碑上，立于都城的大道旁，以彰显自己“直笔之迹”。
然而，崔浩此举却令朝野上下一片哗然。鲜卑贵族们认为崔浩编修的国史“尽述国事，备而不典”，就是说他毫不隐晦地记述了北魏的历史事件，太过详尽完备却不符合礼仪。
结果是拓跋焘大怒，诛杀崔浩，并将清河崔氏无论远近，乃至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等全部连坐灭族。
崔浩之死，历史上有各种说法，有人认为他是死于“华夷之辩”，死于汉族官员和鲜卑贵族之间的矛盾；也有人认为他死于“佛道之争”，崇信道教的他力主废佛，因此得罪了很多信佛的鲜卑贵族，甚至太子拓跋晃。
学者陈寅恪则认为，以上所言皆非。崔浩“大整流品，明辨姓族”的主张，触及阶层利益，“由是得罪于众”，这才是各种势力借助“国史案”除掉崔浩的主因。
个人认为，崔浩之死，当然由很多因素促成，但直接原因就是：死于说了一次真话。
所以说，想让人讲真话，与其从道德品质上苛求个体，不如打造一个鼓励人讲真话，即便是讲了错话也能够予以宽容的制度体系和社会环境。
公号“游历史”作者新书由三联书店出版
该书以汉匈百年战争为切入点，着重反思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和重农抑商的国家发展模式对西汉王朝盛衰的深刻影响，并与同时代发展的古罗马进行相应的横向对比，力图还原一个更接近历史真实的汉武帝时代和汉匈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