蓮悅/文
現在流行一種說法：講真話是一種寶貴的品格。
單就個體而言，這種說法當然沒有問題，但從社會氛圍來說，能不能講真話，恐怕不僅僅是個人的品格問題。
最近一直在讀南北朝時期北魏的歷史，北魏歷史上有一個非常著名的事件，被史學家們稱作“國史案”。這個事件也許有助於我們瞭解，兩千年的帝制中國，講真話是多麼危險的事情。
崔浩，出身清河崔氏，是南北朝時期北方的高門氏族。崔浩一生，輔佐了北魏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三人，官至司徒，是北魏歷史上最著名的漢族政治家。拓跋燾能統一北中國，軍功章有崔浩一大半。
最為重要的是，明元帝時，太武帝能早為儲君，並撫軍監國，直至登上皇位，崔浩都功不可沒。
太武帝拓跋燾對崔浩極度信任，用《魏書.崔浩傳》裡的話來說，就是“言聽計從”。公元439年，拓跋燾詔命崔浩編修北魏國史。《魏書》記載了拓跋燾的詔書，詔書有言：“命公（指崔浩）留臺，綜理史務，述成此書，務從實錄”。
既然皇帝都提出要求“務從實錄”，崔浩當然要秉筆直書了。可是，鮮卑人的歷史能夠“直筆”嗎？
比如說，北魏的開國之君道武帝拓跋珪的身世。拓跋珪的母親賀氏在丈夫獻明帝死後，被公公昭成帝收娶。所以，賀氏所生的子嗣中，既有拓跋珪的兄弟，也有叔叔。
再比如，拓跋鮮卑歷史上早期的君長，被後人尊為神元帝的力微，早年依附於自己的岳父。可岳父一死，為了奪權，他不僅殺掉了妻子，還幹掉了兩個小舅子。
諸如此類的歷史，再加上權力鬥爭造成的父子相殘、兄弟相殺、殺母害妻等等，要怎麼去秉筆直書呢？
田餘慶先生在《拓跋史探》一書中就這樣說道：“當拓跋君主尚生活在名教以外之時，先人事蹟無涉榮辱，無大違礙；而當皇權在握，禮法人倫關切厲害，成為衡量準則之時，所謂實錄也就另有分寸。”
換言之，就是我們2000年的帝制時代一直推崇的“為尊者諱”。
“為尊者諱”的邏輯本質上是集權的邏輯。集權制度之下，對統治者的歷史是不允許討論和質疑的，因為任何討論和質疑都會觸及權力的合法性問題。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的歷史要反反覆覆為當權者杜撰各種各樣離奇荒誕的“神蹟”。
比如漢高祖劉邦的老爹就親眼看見自己被一條龍給戴了頂綠帽，然後老婆就懷孕生下了劉邦。這樣的“傳奇故事”堂堂正正地記錄在我們的正史裡。
即便是拓跋鮮卑，也有聖武帝詰汾與天女合，生力微，這樣感天而生的“歷史”。
兩千年的帝制時代，很多的帝王就是這樣被包裝成了“天命所歸”，印證了“君權神授”，從而讓這些君王的統治具有了合法性。
集權模式下，當權者的歷史不應該也不可能有任何瑕疵和錯誤。因為任何瑕疵和錯誤都可能被回溯至“合法性”這個根本的問題。
崔浩作為一個極具謀略，深諳儒家文化的漢族士大夫，他怎麼會不懂得我們上述所言的“為尊者諱”的歷史“曲筆”呢？
崔浩顯然高估了自己在太武帝拓跋燾心中的地位，也對拓跋燾那句“務從實錄”過於信任了。他歷經十年，完成了北魏歷史的編修，並將內容刻在石碑上，立於都城的大道旁，以彰顯自己“直筆之跡”。
然而，崔浩此舉卻令朝野上下一片譁然。鮮卑貴族們認為崔浩編修的國史“盡述國事，備而不典”，就是說他毫不隱晦地記述了北魏的歷史事件，太過詳盡完備卻不符合禮儀。
結果是拓跋燾大怒，誅殺崔浩，並將清河崔氏無論遠近，乃至姻親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等全部連坐滅族。
崔浩之死，歷史上有各種說法，有人認為他是死於“華夷之辯”，死於漢族官員和鮮卑貴族之間的矛盾；也有人認為他死於“佛道之爭”，崇信道教的他力主廢佛，因此得罪了很多信佛的鮮卑貴族，甚至太子拓跋晃。
學者陳寅恪則認為，以上所言皆非。崔浩“大整流品，明辨姓族”的主張，觸及階層利益，“由是得罪於眾”，這才是各種勢力藉助“國史案”除掉崔浩的主因。
個人認為，崔浩之死，當然由很多因素促成，但直接原因就是：死於說了一次真話。
所以說，想讓人講真話，與其從道德品質上苛求個體，不如打造一個鼓勵人講真話，即便是講了錯話也能夠予以寬容的制度體系和社會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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