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是本国固有的学术文化。春秋秦汉之际，是中国学术文化的盛世，那时候在国学的基础上孕育了中医，并成熟发展至今，为全世界所独有。
1923年4月，梁启超先生应《清华周刊》记者之请，在《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中，将他认为的“要目”分为五类，即“修养应用及思想史关系书类”、“政治及其他文献学书类”、“韵文书类”、“小学书及文法书类”、“随时涉览书类”。全部“要目”共计137种书。
同年，胡适先生也应《清华周刊》之请，为清华同学们拟出《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这份“书目”分为“工具之部”、“思想史之部”、“文学史之部”三类。尽管他对文学史方面有所侧重，但是从思想史的书目而言，与梁先生的选书思路，可以说基本一致。梁、胡二先生学贯中西，是中国一百年来“新文化运动”中颇有建树和影响的人物。他们对于国学的立场，当然值得人们重视。
梁先生在上述“要目”之后，还特别为青年学生附了一份《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他解释说：“‘要目’中所列五项，倘能依法读之，则国学根基略立，可以为将来大成之基矣。惟青年学生校课既繁，所治专门别有在，恐不能人人按表而读。”因而推出了“无论学矿、学工程学……皆须一读”的“必读书目”。这一“必读书目”中，包括以下25种国学重点书：
《四书》、《易经》、《书经》、《诗经》、《礼记》、《左传》、《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宋元明史纪事本末》、《楚辞》、《文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
梁先生要求青年学生必须学好国学，其用意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陶冶道德、人格。他认为，“若并此未读，真不能认为中国学人矣”；“你的人格，先已不可问了”。他强调，“学问之道……所难者莫如立身，学者不求理义之学以植其根柢，虽读尽古今之书，只益其为小人之具而已。”
其二，主张文化多元。他自己认真地读过许多西学的书，比如《万国史记》、《瀛环志略》、《列国岁计政要》、《格致须知》、《西国近事汇编》、《谈天》、《地学浅识》等。但他认为，在以传播当代自然科学为主的清华学堂，“读书自然不限于读中国书，但中国人对于中国书，至少也该和外国书作平等待遇”。他强调，“任你学成一位天字第一号形神毕肖的美国学者，只怕于中国文化没有多少影响”；果真如此，“我们把美国蓝眼睛的大博士抬一百几十位来便够了，又何必诸君呢？”
其三，国学博大精深。仅从他“行箧无一书”，“竭三日之力”而写下137种国学“要目”的同时，并涉及推举、评议后世注家的书目80种这一事实，既表明国学的博大精深，也表明梁先生国学功底之雄厚。所谓发展、进步之说，只能是传统基础上的历史性演进。倘若置传统国学于不顾，就好比欲建高楼，却忘记了打好根基一样。当代中国青年人尤其要读好国学的重要性，不言自明。
其四，增强记忆，磨炼思维。梁先生以为，只有“资料渐渐得丰富，再用眼光来分析它”，才会产生思维的成果。这里的“眼光”，其实就是由记忆磨炼而来的成熟的思维方式。中国古今的名人，包括获得诺贝尔奖的7位海外华人，他们成功前的思维方式的磨炼，无不得益于国学。 人文与思维 源头在国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