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是本國固有的學術文化。春秋秦漢之際，是中國學術文化的盛世，那時候在國學的基礎上孕育了中醫，併成熟發展至今，為全世界所獨有。
1923年4月，梁啟超先生應《清華週刊》記者之請，在《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中，將他認為的“要目”分為五類，即“修養應用及思想史關係書類”、“政治及其他文獻學書類”、“韻文書類”、“小學書及文法書類”、“隨時涉覽書類”。全部“要目”共計137種書。
同年，胡適先生也應《清華週刊》之請，為清華同學們擬出《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這份“書目”分為“工具之部”、“思想史之部”、“文學史之部”三類。儘管他對文學史方面有所側重，但是從思想史的書目而言，與梁先生的選書思路，可以說基本一致。梁、胡二先生學貫中西，是中國一百年來“新文化運動”中頗有建樹和影響的人物。他們對於國學的立場，當然值得人們重視。
梁先生在上述“要目”之後，還特別為青年學生附了一份《最低限度之必讀書目》。他解釋說：“‘要目’中所列五項，倘能依法讀之，則國學根基略立，可以為將來大成之基矣。惟青年學生校課既繁，所治專門別有在，恐不能人人按表而讀。”因而推出了“無論學礦、學工程學……皆須一讀”的“必讀書目”。這一“必讀書目”中，包括以下25種國學重點書：
《四書》、《易經》、《書經》、《詩經》、《禮記》、《左傳》、《老子》、《墨子》、《莊子》、《荀子》、《韓非子》、《戰國策》、《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資治通鑑》、《宋元明史紀事本末》、《楚辭》、《文選》、《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韓昌黎集》、《柳河東集》、《白香山集》。
梁先生要求青年學生必須學好國學，其用意可以概括為以下四個方面：
其一，陶冶道德、人格。他認為，“若並此未讀，真不能認為中國學人矣”；“你的人格，先已不可問了”。他強調，“學問之道……所難者莫如立身，學者不求理義之學以植其根柢，雖讀盡古今之書，只益其為小人之具而已。”
其二，主張文化多元。他自己認真地讀過許多西學的書，比如《萬國史記》、《瀛環志略》、《列國歲計政要》、《格致須知》、《西國近事彙編》、《談天》、《地學淺識》等。但他認為，在以傳播當代自然科學為主的清華學堂，“讀書自然不限於讀中國書，但中國人對於中國書，至少也該和外國書作平等待遇”。他強調，“任你學成一位天字第一號形神畢肖的美國學者，只怕於中國文化沒有多少影響”；果真如此，“我們把美國藍眼睛的大博士抬一百幾十位來便夠了，又何必諸君呢？”
其三，國學博大精深。僅從他“行篋無一書”，“竭三日之力”而寫下137種國學“要目”的同時，並涉及推舉、評議後世注家的書目80種這一事實，既表明國學的博大精深，也表明梁先生國學功底之雄厚。所謂發展、進步之說，只能是傳統基礎上的歷史性演進。倘若置傳統國學於不顧，就好比欲建高樓，卻忘記了打好根基一樣。當代中國青年人尤其要讀好國學的重要性，不言自明。
其四，增強記憶，磨鍊思維。梁先生以為，只有“資料漸漸得豐富，再用眼光來分析它”，才會產生思維的成果。這裡的“眼光”，其實就是由記憶磨鍊而來的成熟的思維方式。中國古今的名人，包括獲得諾貝爾獎的7位海外華人，他們成功前的思維方式的磨鍊，無不得益於國學。 人文與思維 源頭在國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