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見海明威的一剎那
◈ | 馬爾克斯
我一眼就把他認出來了，那是1957年巴黎一個春雨的日子，他和妻子瑪麗·威爾什正經過聖米歇爾大道。他在對街朝著盧森堡公園的方向走去，穿著一條破舊的牛仔褲和一件格子襯衫，頭戴一頂棒球帽。唯一看起來與他不相搭調的是一副金屬框眼鏡，彷彿很年輕就當上了祖父似的。當時他五十八歲，體格壯碩，在舊書攤和索邦大學走出來的大批學子中，他顯得朝氣蓬勃，誰都不會想到，四年後他就去世了。
一剎那間，我像以往那樣，發現自己被分割成了兩個相互競爭的角色。我不知該上前請他接受採訪，還是向他表達我對他的無限景仰。但無論哪一樣，對我來說都不容易。我只是把手收握成杯形放在嘴邊，像叢林裡的壯漢那樣大喊：“藝—術—大—師！”海明威明白，在眾多學生中不會有第二個大師，所以他轉過頭來，舉起手，亮著孩子般的嗓音，用卡斯蒂亞語對我喊道：“再見，朋友！”這就是我見到他的唯一時刻。
那時，我是個三十歲的報社從業人員，在哥倫比亞發表過一篇小說，並得了一次獎，可是仍在巴黎漫無目的地飄蕩著。我景仰的大師是兩位迥然不同的北美小說家。一位是威廉·福克納，另一位就是在對街和我說再見、又馬上消失在人群中的海明威。他留給我一種感覺，我生活中已經發生過什麼事，而且這件事將縈繞我的一生。
不知道誰曾說過這樣的話：小說家為了領會別人怎樣寫小說時，才會去讀別人的作品。這一點我相信。我們以一種不可言喻的方法將小說分解到它的實質部分，在弄清了作者的奧秘後再把它回覆原樣。不過，把氣力花在分解福克納的書上是一件令人沮喪的事情，因為他幾乎沒有寫作的有機體，而是盲目地穿過《聖經》的宇宙，就像一群山羊被擺放在了滿是水晶玻璃的店鋪裡。人們試圖剝去他紙頁表層的東西，但隨之而來的便是彈簧和螺絲釘，無法復原了。相比之下，海明威的靈感則少一些，狂熱和激情也少了一些。他態度嚴肅，把螺絲釘完全暴露在外。也許是出於這一原因，福克納成為了一位與我有著許多共鳴的作家，而海明威則成為了與我的寫作技巧最為相關的作家。
海明威在巴黎與喬治·普林普頓的歷史性會見中，曾闡明瞭這樣一點—言簡意賅對寫作是有益的：其中一個困難就是如何組織好詞句，當你難以繼續下筆時，重讀自己的作品還是十分值得的。這樣可以讓自己時刻不忘：寫作始終是艱苦的勞動，只要沒有來客和電話，一個人可以在任何地方寫作。正如人們所說，新聞工作並不會埋沒作家的才華，恰恰相反，只要他迅速擺脫這個職業就可以了。“一旦寫作成為你主要的癖好和極大的快樂時，” 他說，“只有死亡才能止住它。”最後，他對我們的教誨是，當一個人知道第二天該怎樣接下去寫時，他當天的工作就必須停下來。除此之外，我再沒有得過任何寫作方面的忠告了。這正好是醫治憂鬱病的靈丹妙藥：因為作家常常在早晨起來時，面對著一頁空白的稿紙陷入極度的痛苦中。
海明威的作品都洋溢著他閃閃發光但卻瞬間即逝的精神。這是人們能理解的。他內在的緊張狀態是因嚴格掌握技巧造成的，但技巧卻無法在一部長篇小說的宏大而冒險的篇幅中經受緊張狀態的折磨。這是海明威的性格特徵，而他的錯誤在於試圖超越自己的極限。這說明了一切多餘的東西在他身上比在其他作家身上更引人注目的原因。他的長篇也包羅萬象，與之相比，他的短篇小說的精華就在於給人以這樣的印象：作品中省去了一些東西。確切地說，這正是他的作品富於神秘優雅之感的原因。當代偉大作家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也有與之相同的侷限，不過他並不想超越這一限度。
在一篇短篇小說中，海明威描寫了一頭利瑞爾公牛擦過鬥牛士的胸部，就像“貓轉彎子”返回頭來。我非常謙恭地認為，這種觀察在某種蠢舉中是一個極富靈感的部分，而這種蠢舉只有那些最莊重的作家才具備。讀者會發現，海明威的作品中，這種簡單而又令人眼花繚亂的東西比比皆是。它揭示出的觀點是：寫作如同冰山，如果想得到下面那八分之七部分的支撐，就務必要打好牢靠的基礎。
過於注重技巧無疑是海明威未能在長篇小說領域博得聲望的原因。他通常以訓練有素、基礎堅實的短篇小說來獲得讚譽。當他談到《喪鐘為誰而鳴》這部作品時說，他對這本書的構思沒有預訂計劃，而是在每天的寫作中有所發明創造。
相比之下，他那轉瞬間就激起靈感的短篇小說是無懈可擊的。就像五月的某個下午，他在馬德里寫下的那三篇小說一樣。當時，一場暴風雨使聖伊希德羅城的節日鬥牛賽被迫取消了。正如他對普林普頓說的那樣，那三個短篇小說都得到了權威人士的鑑定。在我看來，沿著這條線索看下去，他的力量最為壓抑的一篇正是最短的《雨中的貓》。
但是，即使《過河入林》看上去像是在嘲弄他自己的命運，對我而言，這部不受青睞的小說卻是最富於人性和最有魅力的。就像他自己說的那樣，這本書剛開始寫時，是當作短篇小說來處理的，結果寫偏了，誤入了長篇小說的密林中。
要理解這樣一位傑出的藝術大師在結構上的縫隙很難辦到。同樣，看得出如此多文學結構上的誤差也並非易事；而且對話又是那麼矯揉造作，甚至憑空杜撰，然而，這些又出自於文學史上一位傑出巨匠的手筆。
《過河入林》這本書在1950年問世時，曾招來了猛烈的批評，但也是不正確的。海明威受到了巨大的傷害。他在哈瓦那為自己辯護，這對如此身份的作家來說，未免顯得有失尊嚴了。這本書不單單是他的最佳作品，還是他最富於個人感情的作品，因為他是在一個動盪不安的秋季的早晨完成這本書的。當時，他對已逝的那些不可彌補的歲月懷有思念之情，對生命之餘的最後時光有著使人心碎的預感。他從未在任何一本書中把自己放在這樣一種與世無爭的位置上。他懷有一種溫柔和完美之感，並未感到一種使作品與生活結為必不可少的感情的方式：勝利是徒勞無用的。他的主人公離開得那樣平靜，那樣自然，但卻孕育著他本人日後自殺的不祥之兆。
當一個從事創作的人在世上停留了這麼長時間，一直懷有這樣強烈的感情和慈愛之心時，他就不會採取任意一種方式讓自己的作品與現實生活脫離。在聖米諾言爾廣場的一家咖啡館中，我花費了許多時光來讀書；因為在他看來，這裡對於寫作是頗為適宜的，那裡似乎有一種溫暖、歡樂、明淨和友好的氛圍。意大利、西班牙、古巴—半個世界都留下了海明威的蹤跡，這些地方他也只是淡淡提及而已。在科希馬爾這個哈瓦那附近的小村子裡，在《老人與海》中那位孤獨的漁夫居住之地，安放著紀念他英雄業績的匾額，上面掛著鍍金的海明威半身像。
在古巴一個莊園裡，他一直居住到逝世前夕。那所住宅在樹蔭保護中仍完整無缺，裡面依然陳列著他的各類藏書，安放著他的獵物與寫字檯，擺放著故人的那雙大鞋子，以及他生前從世界各地收集的許多小玩意，—這些東西直到他逝世之前還歸他所有。現在他雖然離開了人間，但這些東西依舊存在著，他曾經以佔有它們的魔法賦予它們以靈魂，而現在，它們同這顆靈魂共存。
文字丨選自《談海明威》，加西亞•馬爾克斯 文，王寧 譯，原載於1981年7月26日發表於《紐約時報》
